难忘一九三八

一九三七年“八一三”，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开火，抗战开始。但很快中国军队就溃败西撤，敌人逼近镇江——我的家乡。

这一年，我刚考进中学，刚拿到老师发给的一摞新课本，我一一包上书皮，很兴奋。而且住读，校舍是新建的，一切都感到很新鲜。

九月中旬，消息传来，日军逼近苏州。镇江与苏州相隔不过几站，住校学生一哄而散，都回家了。

我家只有母亲和外婆两人，我是独苗，一定得保住，外婆拿出八块银圆，叫我上汉口投靠舅公。

舅公在汉口会文堂书局当经理，他和外婆感情甚笃，当然收留我，亲切照顾。十分幸运的是，从上海搬来汉口的读书生活出版社租用会文堂书局二楼办公，我每天吃完饭都到出版社去玩，吸引我的是，出版社有很多可看的书，还有杂志。出版社的工作人员除经理黄洛峰和方国钧、孙家林三位年纪较长，其余六七人都是青年人。

不知为什么，黄洛峰很喜欢我这个十五岁的孩子，一见我就放下工作，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后来同事开我的玩笑，说我好像是黄经理的儿子。

第二年，一九三八年开春，舅公一病不起，舅婆只好回浙江老家。走之前，她买了一篮鸡蛋，把我托付给黄先生（出版社的人都这么叫他）。从此我成了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一名工作人员，当练习生。

现在还可以在一张读书生活出版社工作人员在会文堂书局门口拍摄的照片上看到那个个儿最矮的就是我，站在我左边的是赵子诚，第二年，一九三九年，他成为我入党介绍人。

第一个月，我拿到八块钱工资，我想，如果外婆和妈妈知道了会多么高兴，伏星（我的小名）会挣钱了。可是此刻她们在哪里？怎么逃过日本鬼子烧杀？还在镇江吗？还是躲到乡下去了？

那时候，一个月伙食费是六块钱，余下两块钱，万国钧先生出差去广州，用这两块钱给我买了件开领汗衫（网球衫）和一双力士鞋，这在那张照片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我在出版社的工作，先是打包、跑邮局、送信，后来当收发、登记来信。我犯过一个错误，挪用读者寄来买书的邮票，给同事陆量才（家瑞）发现。他把我拉到一旁批评了我。以后，牢记这一教训，再也没有犯过错误。

在武汉，是国共合作蜜月时期，汉口有八路军办事处，公开发行的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在汉口出版，《群众》周刊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发行。

一些从延安出来去江南开辟抗日根据地的八路军首长，或者从江南去延安经过武汉的同志，好多都到读书生活出版社。我见到的有罗炳辉将军和彭雪枫将军，我写过一篇题为《将军》的文章记叙他们。

作家周立波，过去在上海和黄洛峰是国民党监狱中的难友，他在读书生活出版社搭伙，每天都来，还有一位作家舒群住在读书生活出版社亭子间编《战地》杂志，也在出版社搭伙。他们两人也很喜欢我这个孩子。

立波有一本稿子《晋察冀边区印象记》在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其中照片插图的说明文字，他不要排铅字，要我写了制版印出，我写了。看到自己写的字印在书上，高兴极了。

《新华日报》和读书生活出版社亲如一家，因此我认识了《新华日报》好多位先生，如潘梓年、许涤新、章汉夫、吴敏、徐君曼等。《新华日报》开完会，请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一伙参加，还要出节目，我登台唱《卖梨膏糖》，边唱边向下撒糖果，每个糖果里有一张抗日口号，大家振臂高呼，这情景我到今天都记得。那时有两个小范，男的是我，女的是范元甄，她唱《丈夫去当兵》。范元甄后来去了延安。这个人后来变了，她的女儿李南央写了本书《我有这样一个母亲》。

一九三八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这一年，党收留了我，教我学会做事做人，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试想，如果当年不是外婆叫我出外逃难，到汉口投靠舅公，如果舅公所在的会文堂书局二楼不是租给读书生活出版社办公，我到读书生活出版社当练习生，参加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而是留在日寇攻陷的镇江当顺民，只能学生意，做个小商人。

说人生会有机遇，这就是机遇，可遇不可求。我是幸运儿。

难忘的一九三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