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取历史教训 开展人口研究——回忆20世纪50年代人口学的一场论战
我国历代对人口问题都非常重视，出现了不少卓越的人口理论家，留下了丰富的人口思想遗产，供后人研究借鉴。1949年之后，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20世纪50年代前期，我国人口已经开始迅速增长，平均年增长率一般都在2%以上，个别地区甚至接近4%。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及时地对人口问题提出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论点和建议。然而，不幸的是，这些论点和建议非但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并展开广泛深入的讨论，却反而横遭压制和摧残，以致人口问题从此成为禁区，学术界对之望而却步，噤若寒蝉，人口理论几成绝响。其后果如何，有目共睹，无须赘言。
粉碎“四人帮”以后，大地春回，万象更新，学术界恢复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人口问题高度重视，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已经成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性任务。在新的形势下，人口理论的研究亟须加快步伐，为制定和贯彻正确的人口政策提供科学的论据，为切实执行计划生育，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然而，抚今追昔，感慨无穷；继往开来，激励良多。重温20世纪50年代人口理论的一场论战，对促进当前人口理论的研究工作不无裨益。
50年代从事人口问题研究的大多为老一辈的学者专家，他们曾经受到历史上各种人口思想的影响，其观点或有不尽符合马列主义之处，其立论亦有可以商榷之余地，但他们为社会主义祖国服务的一片丹心，不容泯没，他们直言无畏的凌凌风骨，尤足令人敬佩。
当时关于人口问题的讨论，在时间上主要集中于50年代后期，在论点上主要围绕着控制人口增长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以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关系而进行。主要著作有王亚南的《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与人口问题》、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吴景超的《中国人口问题新论》、陈长衝的《谈谈过渡时期的中国人口问题》，以及其他作者的诸多有关论文。其内容，要言之，可以分为下列几点。
一、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和积累资金问题
《新人口论》和《中国人口问题新论》都较多地论述了这一问题。马寅初老先生持论尤为恳切，他首先提出：“除毛主席所说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外，我认为人口多，资金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矛盾。”
又说：“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
“因人口多，所以消费大，积累小，而这点积累又要分摊在许多部门中，觉得更小了。”
马老在分析人口与消费、积累的关系时，出于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大声疾呼：
“资金积累如此之慢，而人口增殖如此之速，要解决‘资金少，人口多’的矛盾，不亦难矣哉？”
吴景超先生在《中国人口问题新论》中也提岀了相同的论点，他说：“中国的活劳动与物化劳动之间的比例关系是不平衡的。我们的问题，是现在还没有足够的生产资料可以把目前存在的劳动，加以最合理、最经济、最有效的利用。”
因而他认为：“过高的人口出生率，是有碍于积累的迅速增加的。”
吴先生还说：“我们提倡节育，除了一般人所说的为了妇婴的健康、子女的教育、民族的繁荣等理由外，还是为了要迅速地提高人民的劳动生产率，要使我们的生产合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及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的要求，因而使我们现在能顺利地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将来能不过分费力地解决基本经济任务。”
老一代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向往热爱之情，跃然纸上，感人至深。
二、关于劳动就业问题
1949年以前，中国留下了严重的失业问题，经人民政府大力安排，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到了1956年、1957年，失业问题已经基本解决。然而人口的激增隐伏着若干年后就业安排的困难。这一问题，在当时的人口学讨论中已预先敲起了警钟，如钟惠澜先生即提出：
“若对人口生殖不加限制的话，今后每年将出现1000多万无事可做的人。”
孙本文先生也指出：
“如果全国总人口照目前的增加率每年要增加1200万人，除了农业部门外，至少尚有400万—500万人要就业。可见，照这个人口增长速度，以后职工就要发生问题的。”
王亚南先生发人深思地提问：
“人的劳动在任何社会阶段，都是极宝贵的财产，或财富的源泉，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制度，能在何种程度允许对它的现有劳动力作合理的利用与安排。”
马寅初先生则提得更为直率与具体，他说：“今年增加的1300万人，能在工业中安插的不过100万人，其余1200万要在农村工作。”
马老更进一步联系到实现现代化之后的就业问题，提出了在当时即值得加以深思的问题。他语重心长地问道：
“我深信社会主义事业愈发展，机械化、自动化必随之扩大，从前1000个人做的事，机械化、自动化以后，50个人就可以做了，请问其余950人怎么办？”因而，马老的结论就是：“我就考虑到人多，就不能很快地机械化、自动化……我们过多的人口，就拖住了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
早在50年代即提出这一问题，能不说是科学预见和老谋深算吗？
三、关于改善人民生活问题
把人口与生活资料相联系，特别是与粮食生产相联系，在当时确属冒险之举，然而这一禁忌却仍未能阻挡科学家们对真理的探讨。孙本文先生在《文汇报》上发表的一篇论文《八亿人口是我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中说：
“粮食增产是有限度的，因为耕地面积是有限度的。所以如果以后人口继续增长，总数达到9亿、10亿，那么粮食供应分配情况就不是这样乐观了。”
马寅初先生也提出，“就粮食而论，也非控制人口不可。”并且举出1953年每人平均耕地为2亩8分，1955年已降至2亩7分的实例，说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此外，马老还进一步联系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说明人口增长与农、轻、重之间的关系。他说：
“各种经济作物与粮食争土地，二者之间一定要求得一个适当的平衡。若人口无限增殖，这一适当平衡将更被破坏，因人口增殖，粮食必须增产，经济作物的面积就要缩小，直接影响到轻工业，间接影响到重工业。”
10多年来，农、轻、重比例关系的失调固然有着多种原因，但是人口的激增使得矛盾分外突出的事实，也是不可否认的。
钟惠澜先生以医学名家，对人口问题亦有卓见，他说：“对人口生育如不加限制，则人民生活在某些程度上不但不能提高，很可能反而要比现在降低。”
“如果在15年内，我们将人口控制在7亿以内，积极地完成祖国经济建设计划，那么1972年的时候，全国人民可以得到丰衣足食的美满生活。”
遗憾的是，这样的合理化建议未能付之实现，而上述孙本文先生关于人口增加到9亿、10亿时的困难，却不幸而言中。
王亚南先生在批判马尔萨斯的同时，也从理论上指出：“我们原不否认，一个社会，特别是劳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社会的现有生活资料，即使公平合理地被分配于全体居民间，仍可能有供不应求，仍可能有人口压迫生活资料的现象发生上述论点的现实意义，在今天更为明显了。”人大五届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使粮食生产和其他农副产品生产的发展同人口的增长和工业的发展比较适应。”正是历史经验的总结。
四、关于文化教育、科学研究问题
10多年来，我国的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惨遭“四人帮”破坏，损失严重，对国民经济造成极大危害。当前要尽快地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深感人口过多，消费过大的负累。然而，早在20多年前，马寅初先生对这一问题即已作了评论。他极力主张提高人口质量以适应科学文化的发展，老先生不避风险，力排众议，毅然指出：“我们已进入原子能时代，科学的发明层岀不穷，要利用这些新发明，利用者就非有相当的知识和技术不可。这些人不在乎多，而在乎精。”
又说：“我们必须首先推进产业部门的技术装备，从速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后才能奠定科学研究的物质基础。现在我们科学工作的条件虽然有很大的改善，但是，由于受现有工业水平和国家财力的限制，还不能完全满足开展研究的要求。欲达到这个目的，唯有加速积累资金，一面努力控制人口，不让人口的增殖拖住科学研究前进的后腿。”
为此，他坚持认为：
“我国人口的数量与质量两不相称，几乎无人不知。”
“唯有在人口问题上，我们要赶的是‘质’，不是‘量’，因为就量而论，我们早已赶上了。”
“要提高质量就非控制数量不可。”
马老关于“提高人口质量”的建议，在当时备受围攻。然而，实践证明，我们今天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痛感人口虽多而人才缺少的事实，岂非一向轻视人口质量的确证。
综观上述诸论点，中肯贴切，析理精微，所论控制人口增长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与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改善之重要意义，至为明显，无可置疑。若能及早采纳力行，今日将受益匪浅。但是，令人难以索解的是，顷刻之间，形势急转，研究竟成追究，讨论变为讨伐，直至60年代初，犹有未绝。
所幸1963年以后，在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亲自关怀下，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筚路蓝缕，历尽艰辛，总算有所开展。广大计划生育工作者，任劳任怨，奋斗不懈，坚持工作，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1973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为今天以及今后计划生育的进一步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恩来生前遗愿“要求在21世纪以内把人口净增率控制在1%”
，即将提前实现；周恩来生前遗言“社会主义制度对人口没有计划这也算是个短处，马克思、列宁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也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我们要来研究”，今日思之，倍感迫切。人口理论之落后，由来已久；计划生育之宏图，方兴未艾。著书立说，申明利害，振聋聩发，明辨是非，为计划生育，开一代之新风，已成当务之急，势在刻不容缓。切盼学术理论界同志，努力趁良时，关键在今朝！
（原文载于《学术月刊》197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