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收获爱情

在延安的近十年时间，是林西革命生涯的重要一站，在这里他学习了马列主义，成为了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又在王稼祥、胡耀邦、傅钟等革命家身边工作，得到很大锻炼和提高。与此同时，他还在延安收获了爱情，组织了家庭，有了自己的儿女。

1942年是林西来到延安的第五个年头。离开家乡，投身革命，为争取民族解放而奋斗，实现了林西年少时就立下的志向。然而，故乡、家人依然是他十分牵挂的地方。因为战争，加之路途遥远，林西与家乡亲人的联系，只靠书信，时断时续，并不密切。“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这种感受，只有亲身经历，才能深刻领悟。革命者爱国家，爱民族，同样也爱亲人。只是，他们常常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首位，为了国家，可以牺牲小家。战争使通信中断，有三年多林西与家人失去联系。他只好通过来延安的老乡，打听家乡的消息、家人的安危。一天，有人为林西带来了一个令他意想不到的消息：你的妻子登报声明与你离婚，又与他人结婚了。听到这个消息，他感到震惊！但条件限制，他也无从了解事情的真相，痛苦只能自己默默忍受。一连数天，工作之余，他都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之中。尽管他与妻子相识相伴的时间十分短暂，但非常传统的林西依然希望能与妻子相伴一生，白头偕老。因此，他痛恨日本侵略者，痛恨战争，希望和平能够早日到来。

其实，按当年的习惯，男女分开3年，双方就可以另外嫁娶。林西离开家乡已经5年，由于战争，使音讯全无。妻子改嫁，也许也有她的苦衷。让林西感到还有一丝安慰的是，他的母亲还算平安，仍与他改嫁后的妻子住在家乡的祖屋，相互照应。

结束了这段无疾而终，原本要用一生去呵护的感情，林西用了一段时间为自己的心灵治疗创伤。他避开所有与婚姻家庭有关的话题，每天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空闲时间，抓紧读书，钻研业务，让注意力集中在工作上，让工作占据自己的所有时间。

经过一段时间，他成功了！他把工作做得更好，业务更为熟悉，心灵的创伤也慢慢得到了医治，从此走出阴影。

都说百姓有百姓的爱情，军人也有军人的情怀。天涯何处无芳草？在一次组织部组织举办的党员干训班上，他遇到了一位令他怦然心动的美丽女孩。她身材娇小，但长着一双美丽的大眼睛，笑容甜美，落落大方。经打听，她是来自香港的广东女孩圣罗拔。

学习班很快结束，学员们又回到各自的工作岗位，而女孩的身影却留在了林西的心中。

党员干训班的邂逅，注定了他们一生的情缘。

林西因为负责保健工作的关系，常到医院和药厂去，或带部队首长做体检，或到药厂为首长找药。1943年初的一天，在延安中央医院，他再次见到那位美丽女孩，原来她不是一个普通女孩，而是一名正规医生。

圣罗拔，原名陆慕莲，取仰慕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之意。1922年出生在香港一个小康之家，祖籍广东三水。父亲是一名手艺不错的裁缝，专给顾客做西服，并且开了一个小百货店。母亲时而在家乡三水务农，时而回香港居住。有兄弟姐妹5人，她排行第二，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

慕莲家中虽然兄弟姐妹多，但是，勤劳的父母每天起早贪黑，辛勤工作，加上诚信经营，积攒下财富，让全家人过上小康的日子，孩子们都接受了正规的教育。父母以身作则，为这个家庭树立了一个好家风，即勤劳、节俭、团结、和睦。所以，这个普通家庭常常传出欢声笑语，让人处处感到温暖。

在父母的言传身教下，孩子们都十分懂事和争气。作为女孩中最大的一个，慕莲从小就能帮助父母干些家务。最让父母骄傲的是她生性聪明，学习勤奋，常常受到学校与老师的表扬。1933年，她在香港静然小学毕业后，考进香港梅芳中学。两年后，她从梅芳中学跳级进入香港文骏中学，读高中。1936年9月，她又考进香港圣加勒英文书院。这是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在这里，她结识了华侨领袖陈嘉庚的一个女儿，并成为了好朋友。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广大海外华侨踊跃支援祖国抗战，陈嘉庚更是出钱出力，为其他华侨做表率。他的女儿受到父亲的影响，准备回国到延安参加抗日。当她把这个想法告诉她的好友慕莲时，慕莲非常高兴，连连说我也去！我也去！因为抗战爆发后，她们在家里也曾议论过，父母都表示支持抗日，并说没有国，哪有家。慕莲相信，自己回国抗日，父母不会反对。但是，当慕莲回家将这个打算告知父母时，却没有想象中顺利。父亲表示不同意，说：我不是不支持抗日，但是，你们几个还不满16岁的孩子，千里迢迢到延安去，路上有什么情况很难预料，人生地不熟，连语言也不太通，这怎能让父母放心得下呢？遇到日本仔你们怎么办？又没有武器，有枪还不会打呢！遇到国民党又怎么办？总之，我们不放心。母亲则说：中国那么多人，抗日救国也轮不到你一个女孩子头上，你就安心读书吧。

没有说服父母，慕莲只好再去找好朋友商量。陈姑娘告诉慕莲，已经找过有关部门，他们告诉她回去的路线，到了广州、武汉和西安，都可以去找八路军办事处，到时就有办法送她们去延安。陈姑娘说得很轻松。慕莲听后，心里有底了。她再回家，将好友说的办法告诉父母，并说此前已经有人去到延安了，没有问题。

其实，慕莲回国参加抗日，并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香港在鸦片战争后被英国强占，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劳苦大众受到多重压迫，干着最繁重和最艰苦的劳动。“即使是和外国人干一样的活，也得拿低于外国人的工资。每当节日或有什么大的活动，香港上空飘起五颜六色的各国国旗，唯独没有中国的”, 这给慕莲幼小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创伤。大革命时期，她同乡的叔叔伯伯就曾参加过省港大罢工，他们的英勇举动也给年幼的慕莲以深刻影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三省，香港的工人阶级和爱国同胞也奋起抵制日货。她家商店的一位工友因参加了抵制日货活动，被香港当局抓去，打得遍体鳞伤，是慕莲父亲出钱托人才保出来，这让慕莲感到十分气愤。曾不解地问父亲：这是为什么？爱国有罪吗？父亲摇头答她：“你还小，你不懂。”后来，慕莲读了一些进步书刊，开始明白了一些道理。她的堂伯父是香港进步工会的负责人，又被国民党反动派抓回广州杀害了，她从此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抗战爆发后，有来自上海的大学生在香港作抗日宣传，慕莲曾几次去听演讲，“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深深地触动了她。这时流行的一些抗日歌曲，如《松花江上》、《义勇军进行曲》等，她听后非常喜欢，受到教育，更激起强烈的爱国热情，从此决心投笔从戎，为祖国而战！

为了使自己与过去没有任何关系，也为假设出现什么问题家里免受牵连，免遭反动派迫害，她为自己起了一个非常特别，类似英文译音又好像有宗教色彩的名字——圣罗拔，其实这是她的母校“圣加勒书院”的译音。她不信仰任何宗教，加入共产党后，她就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终生信仰，而且义无反顾地为这一信仰的实现而斗争，而工作。

没能说服父母，但慕莲回国抗日的决心仍很坚定。1938年1月，一些马来亚的华侨青年经香港回国参加抗日。得到这个信息，慕莲很高兴，决定抓住这个机会，跟着他们一起走。她偷偷地准备好简易的行装，对父母说是随学校到广州旅游，就这样离开了香港。

抵达广州后，她毅然剪去长发，换上工人服装，找到位于德政路的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云广英主任，由他写介绍信，再继续北上。一路上想不到“圣罗拔”这个名字还真为她的身份作了掩护。在被检查的关口，检查人员一看“圣罗拔”，都认为她有洋人背景，就放行了，根本想不到这是一个到延安参加革命的进步青年。此后或步行，或乘车，武汉、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都给予了支持。尽管如此，因为路程较远，天气严寒，从未出过远门的几个女孩受到了很大挑战，有人生病了，但是慕莲还是坚持了下来。为国抗战，为民族解放出一份力，这个决心她从未动摇。现在仅仅是吃点苦，受点累，将来要上战场，还要准备迎接更大的考验，甚至牺牲生命！想到这些，她顿时觉得，眼前的辛苦真的算不了什么。这位美丽女孩柔弱的外表之下，却有一颗坚强的心。

1938年2月，她们终于来到目的地——延安。第一次看见了宝塔山和延河，第一次看见掉光叶子的大树，一切既亲切又陌生。西北的冬天是寒冷的，与严寒天气形成反差的是，这个小山城每天人来人往，来自全国各地的知识青年、文化人等兴致勃勃地来到延安，投奔抗大等学校，要求参加抗日。到处还能听到革命歌曲的传唱。看到这些场景，她们也很兴奋。

到抗大报到，是她们到延安后做的第一件事。看到来自香港的爱国青年，抗大的同志对她们表示热烈欢迎。这时第三期的学员的学习已经过了大半，很快就要毕业，于是，她们被安排入读第四期。这时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她们利用这个机会，在延安城里逛逛。除了抗大，还有城东党中央所在地凤凰山、城西的清凉山、城南的宝塔山。这里虽然条件艰苦，但风光也很特别，还有不少名胜古迹。她们边看边玩，不断加深对延安的印象。回到抗大总校，她们试着帮忙，看有什么可以做的，因为早到一个月，对刚到的同学，她们就可以当向导了。

这时，慕莲在香港的父母却是焦急万分。女儿说是到广州旅游，但许多天过去，却没见回来。焦急的父亲亲自到广州寻找，看见年纪个头相仿的女孩，都要跑过去仔细端详一番，但每次又失望地走开。慕莲也很清楚父母的惦念，她在延安报到后，便提笔给父母写了一封信报平安。信是这样开头的：“爸爸妈妈，我不辞而别，给二老增添了无限的忧伤。古语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是一个忠于祖国的青年，为赴国难，只能尽忠，不能尽孝了，请原谅你们不孝的女儿吧。”慕莲真的做到了抗日救国，舍小家，为大家。

4月，抗大第四期开学了，圣罗拔被分配在第四大队的女生军事队。而第四大队就安排驻延安。党组织非常关心归国参加抗战的华侨与港澳青年，特意将她们与语言、习惯相同的广东同学编在一个班。

火热的抗大生活开始了，政治理论课、军事理论课、军事训练，毎一天都安排得很满。而所有课程对她来说都是新的。圣罗拔主动适应着这紧张的生活，她从严要求自己，学好每一门课，并在军事训练中加紧锻炼，为未来参加抗日做准备。一个月后，她参加了班里的抗日民族先锋队。这是抗战前成立的先进青年组织。同月，她还积极靠拢党组织，向班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看到她表现好，进步快，是班里评出的模范学生，队长张辉、指导员于瑞英打心眼里喜欢她，非常乐意地为她做介绍人，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从香港来的一名普通中专生，成长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表面上看，圣罗拔用的时间不长。但是，她从此用一生去践行自己的誓言，去为之奋斗，为这一光荣称号增添光彩。不求名利，不论顺境逆境，不论受到怎样的不公正对待，不论组织让她到什么岗位，始终兢兢业业，默默奉献，不改初衷。她的高风亮节，让人们由衷地敬佩。

这时的延安，参加过土地革命战争的许多将士都云集在此，他们中的有些人，因为战争已多年与妻子失去联系，有的则仍未婚配，不少人已经三四十岁，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婚姻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时从各地大中城市涌来的女知识青年就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她们年轻，有文化，举手投足都别有韵味。组织上纷纷热心地为一批领导人物色对象。一天，有人找到圣罗拔，提议她嫁给某领导人。圣罗拔轻轻地回应：我到这里来是参加革命的，如果想嫁给高官，我就不用来延安了。是的，这位美丽女孩如果想攀高枝，在香港完全有机会，她的身边也不乏追求者。可她参加革命的意志坚定，为了实现心中的抗日理想，她一口回绝了好心的介绍人。她不愿才来几个月就嫁人，失去学习和去抗日的机会。

随着抗战的深入，八路军的伤病员增多，而医务人员又非常缺乏，解决这对矛盾的办法，就是要尽快培训医务工作者，以适应抗战的需要。这时，不远万里从加拿大来到中国的白求恩大夫就在延安，他为中国的抗战，医治八路军伤病员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深感医务人员缺乏对抗日的不利。除努力帮助培训医务工作者，建设医院外，还提出要创办一所卫生学校！正好军区领导和卫生部也在酝酿此事，于是他的建议得到采纳。这间学校就以白求恩的名字命名，也请白求恩帮助指导，参与教学工作。

1938年9月，筹备多时的白求恩卫生学校在延安成立。抗大也从第四期学员女生队中动员选调了一批女生，成为该学校的学员。圣罗拔因为学习好，原来的学习基础扎实，又懂英文，表现突出，被组织动员到白求恩学校学医。她乐于接受组织的安排，从此走上了一条从医的道路，并终生救死扶伤，造福百姓。

9月18日，圣罗拔离开抗大，来到白求恩卫生学校，成为军医第三期的一名学员。她在这里度过了四年多时间，系统地学习了内科、传染科、普外科、骨科、烧伤科等方面的医术，完成了基础知识和临床十几门课程。尽管处在战争环境，尽管延安的医疗条件十分有限，但是学员们的学习积极性却是空前的。上课严肃、认真，做实验一丝不苟。白求恩亲自为她们上课，又编写了教材，其中一本为《游击战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这是白求恩来华18个月的工作经验以及红军十年经验的结晶。学校还千方百计请来一些知名的专家教授授课，又根据实际情况指导学员边学边干，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提高。

1939年6月，奉中央军委命令，卫生学校要派出一部分师生到敌后抗日前线去。当时领导考虑到圣罗拔年纪较小，又出生在香港，怕她吃不了苦，没有让她上前线。但当她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刻主动去找领导请战。她说：“我们抗大毕业歌中不是唱了吗，同学们再见在前线！我是革命青年、共产党员，应该到前线去。”在她的再三请求下，组织终于同意了。就这样，圣罗拔争取到上前线的机会。经过长途跋涉，1939年10月抵达晋察冀边区，与刚成立的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合并。圣罗拔被编入军医一期，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那时，正好日军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八路军进行反扫荡，卫校的学员们便在战争环境下学习，伴着隆隆的炮声上课。留日医学博士、大学教授殷希彭，大学教授刘璞，江一真校长等亲自授课，指导实验，让学生们受益匪浅。

期间，根据她的党员身份，组织部举办的党员干部训练班也请她脱产参加，那便是林西第一次见到圣罗拔的地方。

功夫不负有心人。1942年3月30日，圣罗拔不辱使命，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顺利拿到由校长江一真、政委喻忠良签发的毕业证书。接着，她被调往晋察冀分区担任医生。

年轻的圣罗拔医生认真对待每一位病人，用心给他们治疗。由于工作出色，她被评为晋察冀第一分区的模范医生，受到上级的表彰嘉奖。

为此，组织更委以重任，让她兼管军区制药厂，任化验室主任。

1943年，一些在晋察冀军区医院治疗的八路军首长康复，要返回延安中央军委工作，医院将护送他们回延安的重任交给了圣罗拔。因此，她有机会再次回到延安。任务完成后，她被留在了延安当时最好的医院——延安中央医院，担任医生，并提升为正团级。这座创办于1939年底的医院设在延安城西北的李家坬。

护送的八路军首长到中央军委，林西负责接收。因为工作关系，他俩认识了。以后，每次林西带来做检查或看病的首长，圣医生都认真对待。后来，林西发现，圣医生对每位患者都特别认真。做完检查，开好处方，还细细叮嘱怎样服药和注意事项。她对工作的认真专注，对患者的体贴关心，令林西更加倾心。终于，找了一个机会，林西迈出了第一步，郑重地向圣医生提出交朋友的请求。这年，林西27岁，圣罗拔21岁。

从未真正谈过恋爱的圣罗拔一阵紧张，但很快她便冷静下来，别看她年轻，办事却很有主见。她表示要先考虑一下再作答复。因为对林西，她只知道是军委组织部的干事，这位相貌英俊的小伙子热情为首长服务，她也看在眼里，可其他情况却不甚了了。

经过几天思考，圣罗拔答应了林西的请求。从此，延水河畔，宝塔山下，留下了他俩的身影与足迹。他俩谈经历，谈理想，盼望抗战胜利早日到来。林西对圣罗拔说，咱俩素昧平生，彼此家乡又有千里之遥，是为了抗日这个共同目标，才来到延安。我们共同就读抗大，成为同一期学员。毕业后又共同成为军人，这不都是缘分吗？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有这样两句：“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今天我把它改一改，改成同是抗日新军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们比当年的诗人强多了，你说是吗？圣罗拔听后，莞尔而笑，点了点头，表示赞成。林西还为圣罗拔写诗，以诗传情，他的才华令圣罗拔倾心。一天，他俩在延河边戏水，突然下起大雨，令河水猛涨。林西二话没说，赶紧背起圣罗拔，涉水过河，结果弄得自己裤腿鞋袜全湿。这也让圣罗拔十分感动。

心与心交流，终于擦出了火花。

1943年7月7日，在全面抗战六周年之际，这对年轻人在延安王家坪总政组织部大院，举行了简朴的婚礼。部队首长与同志们的祝福，让这对情投意合的俊男美女感到十分幸福。

两年后，他们爱情的种子结出硕果，圣罗拔在延安生下了一个女儿。女儿继承了父母亲的基因，长着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加上卷卷的头发，活像个洋娃娃，人见人爱。女儿的诞生，为这个小家庭增添了欢乐。这时抗战仍未胜利，两口子为女儿取名和平，祈盼和平早日到来！

一年多后，他们又迎来了一个小生命——儿子出生。小家伙长得虎头虎脑，浓眉大眼，同样招人喜欢，让林西夫妇十分开心。这时抗战已经胜利，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希望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为此，林西夫妇为儿子取名民主，祈盼国家实现和平后，再实现民主，进入和平民主新阶段。

林西非常爱孩子。那时生活很艰苦，物质供应极度匮乏，以至作为产妇的圣罗拔营养不足，孩子不够奶吃。为了给妻儿增加营养，林西被迫利用工余时间，自力更生，养鸡、喂羊，以渡过难关。

1946年，为加强各根据地的工作，延安许多部门的干部都调离延安，到各根据地去。林西所在的总政组织部部长胡耀邦被调走，由傅钟接任。圣罗拔也被调往晋豫冀社会部，担任医务所所长。

这时林西也十分向往到抗日根据地去，但组织上却认为他留在总政比较合适，所以他也只好服从工作需要，依然留在总政组织部，成为该部工作时间最长的干部之一，直至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