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经验研究传统的形成与确立^[1]

现代社会学作为一门同先前的社会哲学迥然有别的学科，其最为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它所具备的经验研究的品质。这一品质要求社会学家必须利用第一手的经验资料论证假设、建构理论，而不能单凭抽象的思辨活动对社会作形而上学的推演。

不过，现代社会学的这一品质的形成，或者说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研究的结合并不始于这一学科的初创时期。我们知道，尽管孔德和斯宾塞都提出了用实证手段来研究社会的设想，但他们本人并没有进行过任何现代意义上的经验研究，理论社会学与经验研究的正式“联姻”是在迪尔凯姆手上开始的，而经验研究的制度化则更是在社会学从欧洲传统向美国传统转变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

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在迪尔凯姆之前没有经验研究。恰恰相反，经验社会研究比起纯理论社会学来说，历史恐怕更早。远在孔德提出“社会学”这一名词之前，经验研究(empirical research)就同“政治算术”“社会物理学”一起，出现在英国和法国(Lecuyer & Oberchall,1968:36—52)。不过，在社会学产生以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社会学的“发展确实是蔑视学术之外的探究的。英国早期的社会调查和德国的统计分析尤遭白眼”(Mitchell,1968:132)。并且，这种现象在上个世纪60年代前都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但是，实事求是地说，由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构成的经验社会研究在社会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现代经验社会学就是从那里发展壮大起来的。正因此，美国社会学家G.米切尔提出，以“发现事实”(fact-finding)为主要特征的经验研究，同以理论探讨为主要特征的思辨研究，共同构成了现代社会学的两大主要传统(Mitchell,1968:8)。

经验研究的产生和发展最初是一个与理论社会学相脱节的独立过程。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在于，尽管促成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研究出现的宏观原因是相似的——它们都与近代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及社会结构的变化有关，但这两者的产生还有着自身独特的微观原因：从理论社会学的角度说，它的发展可以源于纯粹的探究知识的目的、可以源于建立观念体系的目的，同时也可以源于教育普及的目的。而从经验研究的角度说，它的发展则直接来源于这样一些需求：（1） 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和制定公共政策，政府部门有必要了解基本的人口和资源信息；（2）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快速的社会变迁产生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城市膨胀、人口高速增长、阶级差异加大、下层的贫困化，以及犯罪率持续不辍的上升），解决或对应这些问题需要掌握广泛和细致的资料；（3） 为了检验科学理论、了解社会过程的实质，也对获取经验数据的社会研究提出了需要(Oberschall,1972:6)。在这些需要的刺激下，政府的行政机构、各类业务公司、社会福利机构、慈善组织，以及对社会问题予以关注的研究部门和个人都对社会调查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兴趣。这样，到了19世纪初，在后来的学院社会学或理论社会学孕育于孔德和斯宾塞等人的头脑中时，与了解社会问题、社会状况有关的各种调查报告、个案描述、统计分析也在政府官员、慈善组织、医生、教师、企业经营者、社会名流以及独立从事研究的科学家手中热腾起来；并逐渐出现了专门化的趋势：单在英国，从事经验社会研究的专门人员就从1834—1854年间的2%，上升到1855—1874年间的14%，接着，又在1875—1900年间上升到24%(Oberschall,1972:111)。

不过，上述研究无论在研究项目还是在研究者的组成上，都是分散的、不连贯的、各自为政的，自然也是五花八门的，因为这些研究往往是在学院的大墙外进行的短期的应景之作，缺乏长期的计划以及专门的组织者，不仅项目之间缺乏统一规划，前后项目之间也没有连贯性和积累性。另外，由于上述形成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社会研究的原因不同，一直到迪尔凯姆为止，经验社会研究和理论社会学各行其是的状况才有所改变。当然，应该指出的是，我们这里说的理论社会学和经验社会研究的结合仍是相对的，因为两者之间事实上的分离至今仍然存在。1972年，拉扎斯菲尔德还批评道：“最后的也是最麻烦的问题，是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关系问题。在19世纪上半叶，这两者之间缺乏接触；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两者的关系成了‘统计学和社会学’的行政问题；而现在，所有这些问题都成了社会理论与经验社会研究”(Oberschall,1972:xiii)。一句话，至今在许多社会学家那里，社会理论和经验社会研究还是两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