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近代批儒思潮的跨文化性：从章太炎到周氏兄弟
中国近代批儒思潮不仅是受由天演竞争、优胜劣汰的社会进化思想主导，而选择适应现代生活的道德彝伦之结果；亦不纯为“走向共和”的国体转型中，扬弃传统帝制社会的国家意识形态；[1]还不单单包含着戴震以降契合西方近代人文精神的反理学之“文艺复兴”的内在理路；[2]它其实一直拥有跨文化的触媒。这是在讨论近代的批儒浪潮时，往往被忽略的层面。明治日本以儒学包装的“国体论”反作用于中国近代儒学批判性的自我认知——新文化运动的反孔批儒思想可部分溯源至先驱章太炎在回应日本近代“国体论”的跨文化背景中澄清并建立的“真儒术”。本节总结章太炎建构“真儒术”、早期抵制康有为孔教思想过程中与明治日本的历史性对话，进而分析此境遇在《民报》期的延续及其与周氏兄弟为代表的新文化人“批儒”（反康）所具备的跨文化性之间，历史脉络上“源”与“流”的关联。中国近代儒教建构自我认知的过程，受到持续跟日本这个“强大”的“反客为主”的他者对话的影响。本节勾勒、整理这一系列在学界虽或有零星片段感知但尚未以整体眼光透视现象的历史线索，并辨析相关的思想史问题。
章太炎平生三赴日本，分别是1898年12月至1899年9月，1902年2月至7月，1906年6月至1911年11月。章太炎第一次赴日缘于戊戌政变后流亡到沦为殖民地的台湾，担任《台湾日日新报》汉文版编辑，后两次则均直接抵日。1902年之后重订《訄书》，坦言“和汉文集，吾侪之江海”。[3]章太炎以明治日本为中介接引西学，正如相关研究所示，大概可以确认。[4]然而，如此论述似仍受限于探究明治日本与近代中国关系的潜台词，即近代中国人以更早近代化的日本为桥梁、为老师，学习西方。事实上，章太炎首先触碰到的明治面相，并不是多元的西化日本，而是近代日本的国家主义及强权色彩，即祛除汉意、坚固和魂的思想愈发膨胀，并重新吸附儒学忠孝等部分伦理条目包装出的“国体论”，成为天皇“万世一系”的右倾灵魂。
明治儒学的展开受多元思想的冲击，呈现别样纷呈的面相。[5]新渡户稻造向全世界讲述了武士道，却反对“尚武”；他指出，生活的通俗化及民主主义的潮流足以“吞没武士道的残余”，“建立在武德之上的国家——不管是斯巴达那样的城邦国家，或是像罗马那样的帝国——不会是在地上保持其永恒的都市”。[6]这都彰显了明治思潮的多元性。但遗憾的是，人似乎只能被动地遭遇历史，而不能主动地选择去邂逅某一段或某一面历史。
不同于梁启超受中江兆民（1847—1901）、中村正直（1832—1891）等学者思想的影响，王国维则恰逢狩野直喜，章太炎虽对重野安绎的学院式实证主义早有了解，但和明治儒学的初次晤面并发生情感冲撞却是在日本的第一块殖民地台湾。日本甲午战后膨胀的国家意识及加强殖民地统治的威权面相于此显露无遗。井上哲次郎（1856—1944）衍义《教育敕语》所包含的日本中心的东洋意识形态，日渐塑成了包括《台湾日日新报》报人在内的普通国民的精神生活。“克忠克孝”渐渐成为日本民众的通俗道德。章太炎体察的明治儒学，是被吸纳进“国体论”，且意在维系近代天皇制权威主义政治的“忠孝”之道；他感受更多的是耀武扬威、军国主义的武士道。就是说，章太炎初遇的明治日本思想基本上是单面的。任职《台湾日日新报》期间，章太炎与该报围绕“国体论”的种种舆论展开隐晦而复杂的思想缠斗，在儒学的伦理政治思想及宗教信仰层面上呈现出双方几乎难以逾越的分歧与鸿沟。他最终创作了《儒术真论》，将康有为的孔教思想与日本吸附进近代“国体论”的儒学观念嫁接整合，作一体之批判。此即为章太炎第一度显露中国近代批儒思潮的跨文化性。
章太炎对明治日本国家主义面相“意兴都尽”[7]的不快之感，于1906年后他在东京主编《民报》时期得到深化。周作人回忆，“民国前太炎先生居东京，有人找他写字，常抄《孟子·离娄下》的数语与之，文曰：‘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8]“逢蒙杀羿”寓意学生杀老师、恩将仇报，章太炎才屡书之不绝，以泄对日本的忿忿之情。在日本右倾团体黑龙会会刊《东亚月报》上，章太炎与武田范之（“梦庵”）往复论辩。章太炎愈益揭破表面推崇孔子、阳明的日本学人“封建遗民、情存势利”，“以仕宦为光宠，以卑谄为效忠”[9]的思想本质，这又和他抨击孔教“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10]，康、梁新党“夸者死权，行险侥幸，以求一官一秩”[11]意思一致。值得注意的是，以佛教建立宗教信心，不仅是章太炎此时期的精神选择。在日本借儒教同文之利行帝国主义侵略之实时，章太炎更提出与佛国印度联合，和“抱独立主义”的亚洲民族“和亲”，[12]以反对东西方各种面目的帝国主义。他力图建立超越儒教圈的亚洲构想来抵抗日本的东亚论述。此为章太炎第二度昭示中国近代批儒思潮的跨文化性。
随着近代日本以儒学伦理条目包装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自台湾起步，主动地来遭遇中国，由台湾而大陆，据东北侵华北，袭华东战华南，让中国无从选择地去面对、去抗争，对“忠君”“王道”的抵抗就必将成为有良知的知识人之共识。这在有留日经验的新文化人鲁迅、周作人那里则体现得更为明显。周作人《语丝》刊文对抗《顺天时报》日人谬论。鲁迅1930年代《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透露早年的精神史、《儒术》对儒教进行了决绝抗拒。这都显示出寻求民族独立自主的新一代知识人与章太炎经验的隐隐呼应。他们甚至选择比章氏《儒术真论》更为极端的方式来拒绝国内外各种“伪”儒术，留下了中国近代批儒思潮具备跨文化性进一步延续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