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为大连海关事，财宋发表严正宣言，日人唆使叛逆破坏海关完整，完全违反辽东租借条约义务

【中央社北平二十二日路透电】　宋子文今日发表长篇宣言，将大连海关法律上之地位，及历史背景，加以述明，其译文如次：

伪政治组织，自号“满洲国”之代表等，支配在日本租借地（关东）之大连海关收入之企图，若果实现，则系日本破坏对华所订条约上所规定之义务，且对中国海关行政之完整一大威胁。此外在日本顾问支配下，伪政府代表之侵权行动，复夺辽东租借地本身之地位，及侵及中日两国之权利与义务。

由法律点观之，辽东租借地，虽暂时受日政府之管理，但法律上仍为中国之土地，此项特殊地位之由来，系根据一八九八年之租借条约。此种办法，与东三省（满洲）之行政组织，完全无任何关系。若所谓“满洲国”当局竟实行干涉大连之海关，而日方不加过问，日本当即系与中日所订租借条约中之规定相背驰。

日本在租借地中，操实际上之管理权，故日本有履行租借条约中明白规定，各条件之义务。大连海关系位于日本有管理权之租借地中，若所谓“满洲国”之代表，竟得而干与之，中国不得不认为日本违反日本租借辽东条约之规定。

有一点应加注意者，即日本有履行义务之租借条约中，规定日本虽有租借地内之管理权，但该地域之领土主权，仍属中国政府，故中国在大连设关，征收关税，并无不合。按一八九八年七月六日所订之条约第五条（该约在一九〇五年起对日本加以约束），规定“中国得在边境对由内地运至租借地货物，及由租借地运往内地各货物征税”，同时该条约亦规定“该海关应完全由北京政府管理”。

至谓辽东现可认为系由所谓“满洲国”租借者，尤为笑谈，盖所谓“满洲国”者，尚不能成为政治团体，亦未达“事实上存在”之程度，迄今尚不能在彼自号称之领土内实行管理权，仅有一空虚之政治组织，由所谓“职员”之日本顾问，总揽一切，其组织之不健全，即日本政府亦尚未予以承认“满洲国”之自称为官吏者，谋支配大连关税之企图，不但引起日本对于中日条约履行之义务问题，对中国海关之完整，加以威胁，此中国政府以及各国皆严加注意者也。查大连关之成立，系由前中国总税务司赫德，与前日本驻华公使林权助，于一九〇七年五月三日订立之结果，其内容完全系根据辽东租借条约及租借地存在之事实，故在辽东之地位未更变以前（即仍为日本之租借地），中国当然可根据条约实行“在边境对内地运往租借地之货物，及由租借地运往内地之货物征税”，无论“满洲国”当局，或日本当局企图于与大连海关者，中国政府皆有因大连关税停汇，提出要求赔偿之权。

日本政府既有维护大连海关完整之义务，则任何方面，对于日本租借地内之大连海关，有破坏之行为，日本政府应负全责，此事可由一九〇七年中日关税协定中，关于大连海关之规定，各条证明之。兹加以述明如次：（一）总税务司得派员充大连海关税务司，但该员必须为日人，非经税司之许可，不得改派新税务司，为应付暂时之需要起见，总税务司得除日人外，得派其他国借之人员在大连关服务。（二）大连关应严厉执行征收关税，一若其他条约口岸，为保障起见，日本当局，应设法阻止由租借地向中国私运货物，同时应援助中国当局，取缔由中国向租借地私运货物。（三）至于一九〇七年之条约中，对于一八九八年七月六日之条约中，规定“大连关应完全由北京政府管理”一条，仍应继续有效，此为极照显之事。以上各规定，已对总税务司得对大连海关规定税则，指定存款银行，及确定汇款办法，与其他各海关同等办理，但若中日两国对于大连关有其他之规定，则不在此限。若日方竟违反以上之规定，中国政府不能不认日本应负完全责任，而在理在条约之下，日本或第三者竟有破坏大连关之行为，实系破坏中国之海关，此事必引起各国之注意。

“大连关之收入，居中国政府指定为外债担保物”重大部分，且对于已成之大连关之干涉行，构成“破坏各国久经注意之大连海关行政完整之行为”，各国对于大连海关注意之深刻，在一九〇七年即可证明之，其结果大连海关遂以成立，当时英美两国，对满洲之贸易，与日本竞争颇烈，当时大连并无海关，故日货得免费输入，但英美货品输入困难甚多，待遇亦不公平，结果各国在满洲由条约获得之权利，屡受侵害，于是某某等国，对中日两国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设立大连海关，此大连关成立之经过情形也。

现大连关未成立前之歧异待遇，又有实现之趋势，中国政府因感觉本身对各国所负之义务，对此种现象，不能不予以深刻之注意也云云。

《中央日报》1932年6月24日第一张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