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资源集聚能力研究
2.2.1 理论基础和思想来源
当前专门论述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的理论尚不多见，但仍可以从要素禀赋理论、要素流动理论、增长极理论、集聚经济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等理论中发现其思想来源。
（1）要素禀赋理论
20世纪30年代，赫克歇尔（F. Heckscher）和俄林（C. Ohlin）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H-O模型），解释各种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的空间不均衡分布。要素禀赋理论把区域分工、区域贸易和生产要素禀赋紧密联系起来，认为各地区资源要素丰裕程度的差异决定了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和劳动生产率差异，在要素资源使用具有替代性的前提下，一国或地区密集使用相对低廉的生产要素就拥有由成本优势决定的国家或区域竞争优势。根据要素禀赋理论，一国的比较优势产品是应出口的产品，是它需在生产上密集使用该国相对充裕而便宜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而进口的产品是它需在生产上密集使用该国相对稀缺而昂贵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产品。简言之，劳动丰富的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而进口资本密集型商品；相反，资本丰富的国家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俄林认为，同种商品在不同国家的相对价格差异是国际贸易的直接基础，而价格差异则是由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同，从而要素相对价格不同决定的，所以要素禀赋不同是国际贸易产生的根本原因。
珀洛夫与温戈（1961）在《自然资源禀赋与区位经济增长》等论文中，将要素禀赋理论作了进一步推广，认为城市经济增长取决于该城市是否具有不同于其他城市的要素禀赋，城市经济发展依赖于要素禀赋的数量与质量；资本向某一地区倾注后，就会在该地区产生资源要素的集聚乘数效应，并进一步加速其他资源要素的集聚过程(9)。
（2）要素流动理论
要素流动理论认为，区域经济的竞争优势不仅取决于区域内自有的资源要素及开发利用能力，而且取决于区域外资源要素如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等的流入，或者说区域吸引外部资源要素的能力。因此，要素流动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区域外年轻、富有活力和技能的劳动力资源流入，会形成集聚优势（内部节约和外部节约），从而提高流入地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率，提高其发展潜力；资本流入形成的集聚优势，则会显著提高流入地的投资吸引力和利润率；通过引入新技术和新的生产方法，可以提高引入地的生产率和竞争力。
（3）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理论最初由法国经济学家弗郎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提出，1955年，他在出版的《略论“增长极”的概念》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增长极”的概念，后由布代维尔、缪尔达尔以及赫西曼等学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该理论。佩鲁针对古典经济学家的均衡发展观点，指出现实世界中经济要素的作用完全是在非均衡的条件下发生的，他认为，如果把发生支配效应的经济空间看作力场，那么位于这个力场中推进性单元就可以描述为增长极。增长极是围绕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而组织的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一组产业，它不仅能迅速增长，而且能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其他部门的增长。增长并非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这些增长点或增长极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10)。增长极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伴随着两种效应：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佩鲁认为，极化效应使得各种生产要素向增长极聚集；扩散效应促成各种生产要素从增长极向周围不发达地区扩散，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以极化效应为主，当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扩散效应加强(11)。
20世纪60年代，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J. R. Boudvilel）把增长极概念从抽象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并由此得出其区域增长极战略的基本思想，他把增长极同极化空间和城镇联系起来，使增长极有了明确的地理位置，增长极的“极”，位于城镇或其附近的中心区域。增长极包含两个明确的内涵：一是作为经济空间上的某种推动性工业；二是作为地理空间上的产生集聚的城镇，即增长中心。增长极具有“推动”与“空间集聚”意义上的增长之意义(12)。
经济活动在增长极的集中导致创新，由此产生的发展优势又进一步吸引经济活动，继续强化了集聚优势。在空间上，增长极通过集聚优势而成为支配区域经济活动空间分布与组合的重心；在物质形态上，增长极表现为区域的中心城市或大范围内的城市群。
（4）集聚经济理论
资源集聚的思想来源可追溯至西方经济学中关于集聚经济的理论，虽然集聚经济理论并未对资源集聚进行直接讨论，但仍能从中找到资源要素集聚的相关观点。工业区位经济学家韦伯在《工业区位论》一书中，把区位因素分为区域因素和集聚因素，量化了集聚形成的规则，认为空间集聚可以促进劳动力组织的专业化，节省交易成本，共享道路、煤气、自来水等公共设施。Porter评估了集聚经济的重要性，认为资源空间集聚所引起的外部经济性，可以降低成本、促进知识创新、显著提高竞争优势。马歇尔后来提出集聚经济的潜在源泉包括知识要素外溢、劳动力市场蓄水池效应和投入品共享，其他经济学家进一步研究了如国内市场效应、消费经济性和“资源寻租”等集聚动因的作用机制(13)。
（5）新经济地理学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克鲁格曼（Krugman P.）、维纳布尔斯（Venables A.）、蒲格（Puga D.）、阿瑟（Arthur W. B.）等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创立了“新经济地理学”，其研究内容包括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区域增长集聚的动力分析两大方面。就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而言，其形成机制有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外部经济、规模经济、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等。收益递增是指由于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相互接近性而带来的成本的节约，克鲁格曼把收益递增分为三个层次：最低层次是一些特定行业的区位问题；中等层次是城市化问题；最高层次是整个地区的不均衡发展问题，他认为总体经济活动和特定产业或产业聚集体在空间上有强烈的集聚趋势。聚集之所以产生，主要有两大原因：一是厂商追求创新外溢所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二是厂商为了获得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即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与科研人员的地理集中密切相关。新经济地理学从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的假设出发，认为外部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的相互作用是解释区域经济集聚和区域“中心—边缘”形成的关键(14)。
新经济地理学认为，企业集聚在同一区域，有利于劳动力市场共享和知识外溢，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分布不均匀是“报酬递增”的结果。区域发展是一个在外部规模经济（市场外部性）驱动下的经济空间的自我强化过程，某些偶然性、某种偏好、某种资源要素的天然可获得性等，都可能在自我强化的过程中趋于不断放大而对区域发展格局的形成和区域经济产生决定性作用。区域发展格局一旦形成，又会通过生产的前向和后向关联以及要素的流动产生累积作用，使区域发展和经济分布具有“锁定”（Locking-in）效应。
2.2.2 资源集聚能力定义与内涵
对于资源集聚能力，目前尚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和概念，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资源集聚能力的内涵进行了相关研究。
资源，是指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存在的，并能够被人类开发、利用的，以及人类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劳动创造出来的财富或资产的各种要素的总称(15)。著名经济学家Porter在《簇群与新竞争型经济》一文中将经济“簇群”中的资源要素划分为初级的生产要素（包括土地、水、森林、矿产等一般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和被创造出来的生产要素（包括知识技术资源、创新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16)，并且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土地、石油、煤炭等自然资源要素在“资源诅咒”的作用下对区域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17)，而资本、科技、人才、信息、政策等高级资源要素在区域发展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影响(18)，这些资源要素正是城市群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稀缺性和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使得政策制定者不得不积极寻求资源要素的最佳空间配置形式(19)。因此，鉴于水、气候（光照、降雨、气温）、耕地、森林、动植物、矿藏、自然风光旅游等资源的自然属性较强，人为干预的影响作用较小，流动性或可集聚性不明显，可量化性较差。本研究中的“资源”主要是指对城市群发展影响较大、流动性较强、通过人为施加影响或引导发展能够显著集聚、可量化性较强的社会经济资源和部分自然资源。
集聚是资源或生产要素空间配置的基本模式，是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的必然结果。在集聚经济理论中，要素集聚被认为是工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成为产业集聚的前提和基础，甚至将集聚理解为“具有经济关联的一类企业在地理上集中的现象”(20)(21)。这种研究思想在后续研究中得到一定的延续，逐渐将集聚理解为“经济主体或产业活动在空间上的集中”，然而这往往容易把产业集聚和资源要素集聚等同起来，使得产业集聚、资源集聚以及集聚经济等不同层次、不同尺度的研究内容容易混淆。对此，其他学者提出了质疑和一些不同的观点，如认为资源要素集聚是产业集聚的基础，产业集聚是资源要素的组织形式，不属于资源要素本身，两者的互动促进了城市的形成和发展(22)。总体来看，当前学者们对于资源集聚的认识，较为一致的观点是：资源集聚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特有的资源配置方式，是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各种发展要素在城市或区域集聚集中的过程(23)。
基于对前人研究的总结，本研究认为资源集聚是在经济全球化和开放市场经济背景下，随着资本、技术、人才、信息、专利、品牌等区域发展所需的主要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重组，在空间区位选择和集聚力相互作用下，资源要素向某一城市或区域不断整合集中的动态过程。从更深层次来讲，它是某种或多种基础型和再生型资源要素在特定地区的发展过程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聚集过程，是区域集聚优势和竞争力的体现。本研究所指的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狭义上是指城市群吸引周边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的各种资源要素向本地区集中的能力；广义上是指城市群通过政策、制度、组织等机制高效配置、整合、聚集区域优势资源，从而产生集聚增值和溢出效应，促进和带动地区发展的能力，是城市群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2.2.3 资源集聚能力形成过程与机制
资源作为城市或区域发展所必需的基本要素，具有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和地域差异性；而在某种程度上，早期初步的资源集聚便是由于“第一自然优势”的差异所造成的(24)，密集地使用本地区禀赋要素获得比较优势是城市发展的原始推动力，如要素禀赋理论、佩鲁的增长极理论(25)、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因果理论等对集聚原因的解释。随着市场经济活动的发展和经济学理论知识的完善，特别是空间经济学研究取得新的进展，人们对资源集聚的深层次动因有了进一步认识，如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从收益递增、外部经济、内生增长等方面对资源集聚动因作了进一步阐释(26)。
资源要素的稀缺性和逐利性，使得资源的流动和集聚成为其主要空间表现形式。城市群资源的集聚并不是资源要素的简单集中，而是从城市个体集聚向城市群集聚转变的有机演化过程。本研究将城市群资源集聚的演进过程概括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资源初始禀赋差异造成的原始集聚，产业的初步比较优势（或地理空间上的城市雏形）形成。资源要素在某个区域的初步集聚都带有一定的偶然性，某种特殊的自然禀赋、某家企业的落户、关键性的人才和技术的引进，甚至政府的政策倾斜等都可能是决定资源在初始地集聚的主要原因。
第二阶段：资源在集聚过程中产生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导致“资源寻租”和资源的逐利性流动进一步加强、产业区位（或地理空间上的中心城市）形成。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资源的流动性和对“资源租金”的追逐(27)，使得资源要素倾向于从价格较低的地区向价格较高的地区流动和集聚（即“寻租行为”）(28)，从而获得更大的收益，在此过程中资源集聚核逐渐形成。
第三阶段：循环累积因果机制导致城市资源集聚产生“路径依赖”，产业区位“锁定”，与周边区域形成绝对分化（或地理空间上的中心—外围系统形成）。在合理的制度和组织模式下，伴随资源集聚带来的竞争压力刺激、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共享基础设施和知识创新等附加效应，资源集聚的正外部性和规模经济效应凸显(29)，资源利用效率成倍提高，反过来又进一步放大了资源的聚集效益，对各种资源要素产生更加强大的吸引力，使得资源要素源源不断地向中心城市集中，中心城市成为资源超级聚合体，并演化出长效的自生长模式稳固下来，城市竞争力得到进一步强化(30)。
第四阶段：城市资源要素的过度集聚，达到最优集聚规模阈值，出现生产要素成本快速上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等拥挤效应。外围低成本地区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导致低层次资源要素和传统产业开始向外围扩散或转移，中心城市则通过产业升级来提升要素集聚力和城市竞争力，资源要素的空间配置趋于均衡合理（在地理空间上，外围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出现新的城市，从而形成合理的多层级城市组合体——城市群）。
2.2.4 资源集聚能力主体研究
当前有关资源集聚能力的研究中，以城市群和城市为集聚主体的资源集聚能力研究逐渐增多。城市群经济作为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必然结果，通过资源要素的合理配置，构建了有序的“城市资源网络”结构(31)，避免了大城市的负外部性效应；其资源集聚能力的测度备受关注，不仅有绝对集聚数量、集聚指数等量化集聚指标计算(32)(33)，还有资源集聚效应和资源集聚紧凑度等集聚质量指标的分析(34)(35)。大城市作为区域或城市群的发展核心，在区域发展中居于领导地位，其资源集聚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其对周边区域的辐射潜力和带动能力(36)；稀缺资源要素在大城市的集聚，将会产生乘数效应，反过来继续强化城市的资源集聚能力(37)。
2.2.5 资源集聚能力对象研究
城市或城市群的产生、生长往往伴随着其资源集聚能力的强弱演变，在城市（群）自组织运行机制下，借助于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通过各行为主体的相互作用，使得各种资源不断向城市（群）集聚。根据集聚对象的不同，当前有关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测度的研究也有较大差异。
（1）综合性全要素资源集聚能力研究
城市群作为一个复杂的有机巨系统，是各种资源要素的聚合体，其有效运转依赖于包括土地、能源、金融、人才、科技创新和制度等核心资源组成的综合性、全要素资源体系的支撑。城市群经济的本质是集聚经济，是经济活动主体在空间距离上的接近而产生的成本节约，城市群全要素资源的形成是集聚经济作用下的必然结果。有学者将城市群的资源集聚能力分为行政资源集聚能力、经济资源集聚能力、公共资源集聚能力和人力资源集聚能力四大类，并研究了不同行政级别和不同区位城市的资源集聚能力差异，发现这几类优质资源由行政级别较低城市向行政级别较高城市集聚的趋势明显（贾春梅、葛扬，2015）。实证研究表明，在城市群的快速发展阶段，其对各类资源要素的集聚能力逐渐增强，且由于资本和人才资源的集聚会带来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这两者在城市全要素资源的集聚过程中居于重要地位(38)(39)。
（2）金融资源集聚能力研究
金融资源主要是指货币资金、金融机构、金融人力资源、金融产品、金融工具体系等构成金融业发展的各种要素。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资源在城市全要素资源中占据重要地位，其具有非均衡分布和区际高速流动、扩散、配置的内在特征，金融资源的“空间运动”和选择性“空间组织”的结果便是金融集聚，在这一运动过程中，中心城市由于较强的集聚能力，往往成为金融资源集聚的结节点。金融资源的集聚过程大体上可以分为初步形成、快速集聚、稳定发展和扩散转移四个阶段，世界著名大城市群往往都是金融资源高度密集区(40)。金融资源集聚能够加快资本流动，降低融资成本和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带动城市经济增长，并引导其他资源的优化配置(41)。研究表明，城市金融资源集聚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42)，且金融资源的集聚程度总体呈上升趋势(43)，其集聚能力影响着城市在区域发展格局中的地位(44)。
（3）科技创新资源集聚能力研究
在新的发展背景下，科技创新逐渐成为城市（群）发展的决定性内生增长力量，城市（群）间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科技创新的竞争，对科技创新资源的追逐成为各城市（群）竞争的焦点。科技创新资源集聚是在特定条件下自发形成并不断增强的，市场作用（风险投资及其他科技服务）和政府推动（科研院所、创新人才等的集中配置）都是促进科技创新资源集聚的重要因素。大学、高新技术企业、科研机构等科技创新资源的集聚，能够有效降低获取知识的成本，促进知识溢出(45)，产生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其最终价值主要体现在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层次，以及提升生产力水平上，形成“知识—经济”耦合网络(46)，对带动城市（群）发展、提升城市（群）竞争力水平具有重要作用，如美国硅谷的IT产业集群、印度的班加罗尔软件产业群、英国的剑桥科技园等成功案例。
（4）人力资源集聚能力研究
21世纪作为知识经济时代，即典型的脑力驱动型或智力支撑型经济发展时代，突出特征是智力资源的占有和使用对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而其物质表现形式则是知识创造主体——人才资源的集聚和积累。创新型人才的集聚带来各种资源要素的集中和产业的集聚，带动着产业的发展与技术升级，成为提升区域创新能力的真正源泉。人才集聚环境影响城市的人才集聚能力，研究表明，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对科技人才资源的集聚能力较强(47)。郭姝宇等的研究表明(48)，在考察城市群战略实施对人力资源集聚效率的影响时，可以发现不同城市由于政治、文化、经济规模等存在显著差异，若单独考核几个城市之间人力资源的某一项指标，或者用绝对数比较，都不能准确反映被评价城市的人力资源效率的真实水平，也就是说，相同的人力资源投入，由于使用人力资源模式的不同，也会出现不同的人力资源产出。城市群战略的实施对人力资源集聚效率的提升效应显著。
（5）企业总部资源集聚能力研究
大企业的总部，掌握着巨大的资源分配权，其决策将影响到地区甚至国家的发展。因此，大企业总部的数量关系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力与影响力。国内外的研究普遍发现，大型企业的总部主要分布在大都市地区，并且呈现出高度集聚的态势(49)。大企业总部的空间分布不仅和城市体系结构有着紧密的联系，而且大企业总部的集聚程度也关系到大都市区在金融体系中的地位。首先，企业的总部位于大都市区是为了能够接近便捷的生产性服务产品供应商。企业总部的集中程度对城市发展能力的提升至关重要，聚集了大量跨国公司总部的城市往往成为控制和支配全球经济的世界城市。北京、上海和深圳是中国企业总部集聚能力最强的城市，尤其是北京，拥有超强的掌控力。其次，企业总部在大都市集聚是为了获得集聚经济的收益，扩大外部性收益。研究表明，当外国市场信息较难获取时，企业总部更趋向于集聚(50)。
（6）其他资源集聚能力研究
制度要素集聚反映制度要素各指标在地域分布上的集聚或分散状况，制度要素集聚状况取决于地区的经济发展基础和水平，同时也受地区地理环境及人们思想观念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经济制度的变迁主要表现在产权制度变迁、市场化程度提高、分配格局变化和对外开放程度四个方面。此外，还有学者对旅游资源、港口航运资源等资源的空间集聚进行了分析研究(51)，对促进资源开发利用提出了科学建议。
2.2.6 资源集聚能力测度方法研究
当前研究多通过资源集聚度的测算来衡量城市（群）的资源集聚能力，资源集聚能力测度的方法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类。
（1）指标体系因子分析法
此方法通过构建资源集聚水平测度指标体系，运用SPSS软件对原始指标体系进行因子分析，计算相关系数矩阵并进行统计检验，从中提取公共因子，将评价指标体系降维，对每个因子权数进行加权归一化处理，得到因子的综合得分，即资源集聚指数。因子得分越高，集聚水平越高；因子得分越低，集聚水平越低。茹乐峰等通过构建金融资源集聚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对全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金融资源集聚情况进行了分析(52)。研究结果表明，金融资源集聚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极强的相关性，金融资源主要集聚在2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省会城市和省域副中心城市往往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各城市金融资源集聚指数变化幅度较小，其集聚空间格局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周韬在资源集聚指标体系评价的基础上，对中原经济区18个城市的资源要素空间集聚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资源要素向区域发展核心——中原城市群集聚流动的态势显著(53)。江永真从投入—产出角度出发，采用主成分分析与数据包络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构建区域企业创新资源集聚效益评价模型，对区域企业创新资源集聚效益进行综合评价(54)。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创新资源集聚效益水平的高低，依赖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资源集聚系统各行为主体的协同。
（2）集聚指数计算法
已有的集聚指数研究，更多的是采用全局性的规模指标来描述集聚程度。常用的指标有：集中度、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熵指数等。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 Index）由于其良好的测算效果而得到广泛应用，有学者在其基础上进行改进，用集聚指数来综合分析城市资源集聚的规模与质量差异(55)。在资源集聚能力的数量规模差异研究方面，黄康胜(56)从资本要素集聚程度、劳动要素聚集指数和制度要素聚集状况出发，采用相对指标进行横向、纵向对比，对副省级城市间的要素集聚差异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米娟(57)通过计算资本、劳动力、技术、制度等各要素的集聚指数，对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要素集聚差异状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各要素的区域分布呈现出显著的不均衡特征。此外，还有学者从资源集聚的质量和效益角度对城市群资源集聚能力进行了深入研究，鲁平俊(58)等实证分析了城市群战略与人力资源、土地资源、金融资源、创新资源和能源效率间的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城市群战略能够显著提升人力资源、金融、创新和能源等资源集聚的配置和使用效率。
2.2.7 资源集聚效应研究
资源要素的空间集聚会对城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城镇化进程、地域空间组织形式、创新活动和生态环境产生全方位影响。
（1）资源集聚的经济效应
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投入，资源要素的集聚密度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资源要素的空间集聚能够改变地区的要素供给条件，降低经济主体的生产成本，带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规模报酬递增的集聚经济效应，从而促进经济增长(59)。在城市（群）发展的初期和中期，人才、资本、创新等资源要素的集聚会极大地带动城市（群）规模效率的提升，促进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和合理化进程，对提高经济效率、推动城市（群）经济快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60)。但是，当资源要素集聚达到一定的规模后，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快速上涨，出现资源紧缺、成本上升、环境污染等拥挤效应，从而导致规模不经济现象。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地理集中指数的指标分解研究表明，资本集聚带来的溢出效应具有5年的衰减周期(61)。此外，部分研究表明，某些自然资源禀赋较好的地区可能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从而对地区经济发展造成负面效应。
（2）资源集聚的城镇化效应
资源集聚是资源空间配置的基本模式，也是城镇化的基本内涵，资源要素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并在城市集聚是城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流动性要素，在城镇化过程中大量且持续的流动和重组(62)，从而带动城乡经济社会联系不断加强，城乡空间地域边界逐渐模糊，农村城镇化进程加快(63)。城乡资源要素流动受阻或资源要素分布的不合理，会阻碍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如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劳动力要素的城乡流动，造成人口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严重脱节。
（3）资源集聚的空间效应
资源集聚对城市空间发展和区域空间重构具有重要影响。在资源集聚初期，一些初始资源禀赋较好和基础优势突出的地区发展成为城市（或区域核心），其集聚效应较强，吸引了大量优质资源要素，城市得以快速发展和壮大，与外围地区相比形成显著的比较优势，区域核心—边缘结构初步形成。但当资源要素的集聚达到一定的临界值时，核心城市在拥挤效应下造成资源要素成本迅速增加，要素向周边低成本地区的流动加快，进而带动了周边地区发展并形成新的次级中心城市(64)，在市场和政府力量的双重作用下，区域空间结构逐渐向多层级的核心—边缘结构演化，并最终演化为城市群这一稳定成熟的地域空间组织形式(65)。
（4）资源集聚的创新效应
资源集聚的创新效应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创新资源要素集聚对城市和区域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劳动力、资本、信息等其他资源集聚对创新活动的影响。①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认为，创新资源在某一城市或区域的集聚，便于创新主体获取必要的资源投入，不断降低创新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经济发展，从而吸引更多的资源向本地靠拢，保持其创新领先水平。创新资源集聚的数量、质量和创新主体对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能力，决定了地区的创新潜力(66)。②资源集聚的协同效应对创新绩效具有较大影响，地区资源集聚状况与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相互作用关系。根据知识生产函数模型，创新活动的开展依赖于创新所需的要素投入，其投入数量差异影响创新产出效果，资金、人才、技术等资源要素投入越多、越集中的空间单元，其创新成本越低(67)，往往更容易获得较多的创新产出(68)(69)。
（5）资源集聚的生态环境效应
资源集聚在产业和空间上的表现，即产业集群和城市的形成，往往会导致资源短缺、土地占用、土壤退化、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一系列生态环境影响(70)(71)。不同阶段资源集聚造成的产业结构升级变动和城市空间结构体系变化，也表现出不同的生态环境效应。在资源集聚初期（初级发展阶段），为获取外部经济效益和规模效益，生产要素在逐利机制导向下向某一地区或城市大规模集聚，带来产业和城市规模的盲目扩张，其在城乡之间和不同城市间的转移、重组和再分布过程中，往往造成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损失浪费，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性影响。而到了资源集聚的中后期（中高级发展阶段），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城市治理者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使得生态环境负效应因为废物循环、污染物排放技术升级、能源利用效率提高而缓解，形成完善的资源循环利用网络(72)，生态环境负面影响显著减小，逐渐向生态型经济和生态城市发展(73)。
2.2.8 资源集聚能力影响因素研究
学者们从不同方面对资源集聚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这些因素主要可以归类为：①制度因素，如政府干预程度、对外开放水平、市场完善程度等；②经济因素，如人均GDP、基础设施水平、运输成本、资源配置能力、产业联系、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等(74)；③科技因素，如创新能力、技术溢出机会、人力资本水平、信息共享程度、教育水平等；④自然因素，如区位优势、资源禀赋差异、市场规模等。此外，朱英明等还指出环境损害会对资源的集聚乃至在该地区的发展与成长产生显著的约束作用。
2.2.9 资源集聚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关于城市资源集聚能力提升路径的研究，基本上是针对资源集聚能力的影响因素展开的：①制度方面，应该加大制度革新力度，深化经济与社会体制改革，推进管理体制创新、创造更加开放的市场环境；②经济方面，应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合理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加快经济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加大资源投入质量的政策支持、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加强产业集聚程度；③科技方面，应该加大城市创新环境和创新能力的支持、推动城市技术进步，加大人力资本投入、提高教育质量等(75)；④自然方面，应该提升城市集约利用资源的能力，创造软环境吸引资源向本地集聚、扩大城市规模(76)，协调地区间的合理分工、弥补资源禀赋差异带来的弱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