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的证明及其现实意义(1)
卢根源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部）
一、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
（一）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
基于西方经济学“利己经济人假设”，我国著名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他指出：“依据人类实践和问题导向，并受马克思的思想启迪，我认为必须确立一种新‘经济人’假说和理论，即‘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或称‘己他双性经济人假设’），其方法论和哲学基础是整体主义、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2)
（二）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的三个基本命题
程恩富教授认为，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作为创新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假设之一，它对应完全自私经济人假设，也包含三个基本命题：（1）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2）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状态。（3）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3)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证明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的正确性
程恩富教授指出：“共同富裕有两个层面的涵义。一是理论层面，共同富裕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从历史发展规律得出的科学结论，是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定和发展目标，这是作为社会主义价值标准的共同富裕；二是实践层面，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道路，是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民凝聚力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选择，这是作为社会主义实现路径的共同富裕。”(4)由此可见，共同富裕包含着富裕的两个方面：一是作为价值标准的共同富裕，是指“实现什么样的富裕”，这是从理论上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二是作为实现路径的共同富裕，是指“怎样富裕”，这是从实践上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因此，“实现什么样的富裕”与“怎样富裕”两者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形成有机的整体，共同构成富裕的基本问题，统一于社会主义中。这样，“实现什么样的富裕”和“怎样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两个方面，而在中国具体实践过程中科学探索和回答“怎样富裕”的具体路径，社会主义便必然会有“中国特色”，也必然会由此产生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由此可见，价值标准的共同富裕和实现路径的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的理论构建结构。(5)邓小平提出“先富带后富”政策的“实现路径的共同富裕”，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这种“实现路径的共同富裕”的致富实践，在时间和空间里展开，彰显为“三步走”和“两个大局”的发展战略。这样，“先富带后富”的致富实践便有时空意蕴。它说明“先富带后富”在时间上不是分割的，而是持续的，在空间上不是分离的，而是互动的。致富实践中的共同富裕的这种时空结构表明，共同富裕是个动态概念，共同富裕的程度是随时间的持续、空间的互动程度而不断提高的过程，“实现路径的共同富裕”也由此有了“中国特色”；人们也在这样的“实现路径的共同富裕”的致富实践中，理解、认识共同富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产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富裕的观念。具体说来，“先富带后富”蕴含的“自己利益的实现过程成为增进和实现他人利益的过程”表明，富裕不仅是“己”富裕，而且同时也是“他”富裕，是“己”和“他”的共同富裕。由此可见，“己”和“他”之间的共同富裕，是“己”和“他”可持续富裕的条件，是富裕的信念、信仰和理想；“己”和“他”共同富裕中的“共同”，是指“己”和“他”在致富过程中产生和形成的富裕之间的辩证关系，它凝聚着富裕的力量，引领着富裕的方向。这种辩证关系充分说明，既没有孤立的“利己”，也没有孤立的“利他”；同时也说明，共同富裕不是“己”“他”之间的“物”的共同堆积，而是通过“物”产生和形成的辩证价值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富裕价值链。这样，“己”和“他”之间虽然会因为致富条件的不同而出现富裕程度的不同，但不会产生“己”“他”之间的两极分化，而是会凝聚起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富就会由此而强，即富强。这种共同富裕的致富过程，反映的是相互利益最大化原则，而不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并彰显在“三步走”和“两个大局”的时空结构中，以至“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因此，“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的共同富裕，应是指那种“己”和“他”之间的富裕程度比较高的“共同富裕”。这说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过程中，“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6)
“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说明，“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7)人的这种本质表明，每一个人都在社会中担当着责任，在社会不同位置上，生产着自己的财富，也与他人直接和间接地交换着财富，以最终获取维持生命存在的、每天都要消费的吃、喝、住、穿等的物质产品。这样，社会才能正常地运行，从而由此呈现社会和谐。因此，社会实际上是产品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大环节有机统一不断良性循环的产物，如果只顾生产，不注重良好的分配制度，社会就不能正常运行，从而出现社会危机；另一方面，由于不注重分配，也会引起消费不足，从而影响生产的发展，进而加剧社会危机。这样，“先富带后富”所蕴含的利己和利他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实际上就转换成了财富的生产和分配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只有实现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相互促进、不断发展的良性循环，才能实现共同富裕。也正因为这样，邓小平在提出“先富带后富”的政策时，就非常重视分配问题。他认为分配问题大得很，于是在1992年12月又再次尖锐地指出：“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8)而分配问题与经济制度有着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于是，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9)因此，“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10)这样，“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11)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12)由此可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过程中，公有制为主体这一良好的制度是“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条件和根据。这也就是“良好的制度会使经济活动中的人在增进集体利益或社会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合理的个人利益最大化”。(13)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证明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正确性的现实意义
（一）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过程中，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是引领人们致富实践的思想武器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词本身已告诉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认识清楚“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说明，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起点。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证明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正确性的过程可知，利己和利他经济人与共同富裕有着内在的关联，“价值标准的共同富裕”是“知”，“实现路径的共同富裕”是“行”，“知行合一”构成了共同富裕的两个方面，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中。因此，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物”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致富实践的过程，本质上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以及树立与之相适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的过程，也是利己和利他经济人的经济活动过程。而共同富裕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民众之心、外化于民众之行的土壤；利己和利他经济人的经济活动，产生和形成了共同富裕的土壤。
（二）利己和利他经济人假设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为认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昭示了新视角，为巩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提供了新思路
当然，我们应该看到，西方经济学利己经济人假设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状况在理论上的真实反映，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所蕴含的利己核心价值观在经济理论上的展现，是资本主义致富过程的真实写照。因此，资本主义的致富过程，是利己经济人的活动过程。利己经济人活动在天地之间，这样利己经济人的活动过程必然从以下两个方面展开：一是人与自然方面，二是人与人方面。由于利己经济人所持有的哲学观念是“主客二分”“天人对立”，把“己”视为主体，“他”（包括自然界）视为客体，视价值是主体对客体的征服和掠夺，因此利己经济人实际上是不择手段极力追求个人私利的“自私人”，其目的只是利己。于是在经济活动中利己经济人便必然表现为：通过损害他人利益来实现自己利益。利己经济人的这种经济活动，在生产过程中表现为榨取剩余价值。资本家是利己经济人的化身，生产力是利己经济人的载体，资本是人格化的利己经济人。因此，利己经济人所具有的生产力带来的资本的罪恶，实际上就是利己经济人的罪恶。而资本的这种罪恶势必这样展开：一是掠夺自然资源，二是剥削劳动者。这样势必导致自然界的贫穷（即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和劳动者的贫穷。而自然资源和劳动者是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两个必要条件，其实质是实现可持续富裕的两个必要条件。因此，自然界的贫穷和劳动者的贫穷会导致生产的不可持续性，从而导致致富的不可持续性，进而导致人类生存的不可持续性。
实际上，马克思也从这一视角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首先，马克思认为，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是每日每时地生产吃喝住穿的物质生活本身。(14)为此，马克思构建了天、地、人辩证统一的整体性生产理论，并赋予了其“天人合一”的生态意蕴。他指出：“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生产自己的生命，还是通过生育而生产他人的生命，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15)这“双重关系”实际上是揭示了劳动生产过程中，天、地、人之间的整体性，及其产生和形成的相互依存的生存状态。正因为这样，马克思指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说来才是存在的。”(16)由此出发，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17)其次，整体性生产理论的核心内容是物质变换的循环。马克思指出：“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18)因此，“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19)。再次，资本主义掠夺式的生产方式，必然导致物质变换的断裂。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20)于是，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21)第四，共产主义是要实现物质变换的循环，以实现天、地、人之间的互相依存的生存状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造成了劳动者的贫穷，而且造成了自然资源的贫穷，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由此产生和形成的尖锐矛盾，必然会表现为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运动在其中进行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绝不是一致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出一种压迫的力量。”(22)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3)什么是“联合体”的“自由”呢？马克思指出：“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4)
(1)本文为笔者主持的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2014年）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理论来源研究”（14KS17）的阶段性成果。
(2)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3)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4)程恩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论解读与实践剖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6期。
(5)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另请参阅：卢根源：《社会主义本质论与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的理论蕴含》（《毛泽东思想研究》2013年第3期）；卢根源：《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与中国特色国有经济理论的构建》（《现代经济探讨》2015年第3期）；卢根源：《邓小平社会主义科学富裕观：丰富内涵、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6)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页。
(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356-1357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8页。
(10)《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9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页。
(13)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4页。
(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24页。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
(19)《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208页。
(20)《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79-580页。
(2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579页。
(2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08页。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2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28-9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