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因

针对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30年的成因，国内外经济学界及产业界提出了较多的解释，并且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对于拥有13亿人口之多的中国而言，经济保持30多年的上行轨迹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大国现象。我们认为这30年的经济上行最根本原因还是人口，具体为：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新生人口近20年的快速增长积蓄了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和城镇闲置劳动力，而1978年开启的系列体制机制改革解除了这部分群体的束缚，比如暂住证制度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进城务工。同时开启的开放政策则正好迎合了世界产业链重新整合的机会窗口，使得中国剩余劳动力以廉价的成本优势嵌入了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制造环节。在这种全球的融合和市场化过程中，解放了思想，积累了资金、管理经验和技术，形成了一批又一批的创业者和企业家，极大地推动了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和国企效率提升，进而成功使得中国迈入了全球经济大国行列。

1.2-1　高生育率积蓄了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

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经济停滞等因素，国家人口发展缓慢，呈现出明显的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等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安定，经济逐步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人口发展也出现了新的特征。总体来看，在20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之前，中国先后出现了两次“人口生育高峰”[19]，为8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储蓄了大量农村剩余和城市闲置的劳动力。

1949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自然增长率约16‰，年底全国总人口为5.42亿。到1957年，死亡率下降至10.8‰，而自然增长率则上升为23.2‰，全国总人口达到6.47亿。1949—1957年间，国家人口净增1.05亿。此后，1959—1961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致使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经济发展遭遇波折，人口死亡率上升，出生率锐降，甚至出现人口负增长。但自1962年开始，国家经济发展状况逐渐得到改善，人口发展的负增长状态也迅速得到改变，死亡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加之自然灾害后国民强烈的“补偿性生育”行为，使人口出生率迅速回升，人口增长进入1949年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

从中国1950—1970年的人口生育、出生、死亡和增长情况看（见表1.6），总和生育率年平均高达5.83，出生率年平均高达33.6‰。农村总和生育率约为6.5，而城镇约为4.2。同时，由于农村完成了给农民均分土地的改革，加之战争结束，城乡生活安定，营养和医疗条件逐步改善，经济发展，死亡率从1950年的18‰下降到1970年的7.64‰，平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了1970年的60岁。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达20.88‰，且在1965年高达28.50‰。总体来看，20年间，中国人口呈现出高出生率、由高到低的死亡率和高增长率的变动模式。

表1.6　1950—1970年中国人口生育、出生、死亡和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总和生育率根据国家统计局各年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增长率，以及《人口统计公报》推算。

随着高生育率带来的人口数量增加，推动经济增长的剩余劳动力人口数量增长很快。一方面，他们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供给，1979—2007年间，中国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占比不断上升（见图1.6）。另一方面，15—64岁是消费需求最旺盛的年龄，这部分年龄人口数量增长带来的消费需求激增促进了经济发展。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表明，改革开放前，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每年不足千亿元，仅以4%左右的速度增长，1979—2007年以年均15%的速度快速增长，截至2007年，该项数据已突破9万亿元。可见，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以及伴随人口数量增长带来的消费需求激增，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双重“动力”，即劳动力供给驱动和家庭消费需求拉动。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网站数据库。

1.2-2　剩余劳动力优势成功嵌入全球产业链

自1978年开始的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对剩余劳动人口的束缚。经济体制改革使得劳动人口能够自由参与到市场经济中去；城乡体制改革，如暂住证制度使得农村剩余劳动人口可以进城务工；对外开放政策抓住了全球产业重组的契机，使得中国剩余劳动力以廉价的成本优势嵌入到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制造环节。这些改革措施让中国剩余劳动力充分发挥了用武之地，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

首先，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中国政府逐渐放弃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而进行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充分发挥了市场经济体制在激励和调节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制度对劳动力等生产资源流动的限制，企业和社队的管理者以及劳动者无法感受到来自市场竞争的压力，企业和社队的生产缺乏竞争机制下的效率。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当企业和农户的市场机制内容逐步建立后，由于允许市场上存在商品和各种资源的交换和流通，且市场决定价格，并反映组织经营的成本及利润，因此，市场机制下的竞争促使企业为推进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等，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表明，全国就业人数从1978年的4亿人增加到了2007年的7.7亿人。随着体制改革激励了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市场竞争带来了各方面的效率，劳动力和要素的流动释放了经济结构转型的增长力量，也使规模经济、分工专业化及人力资本积累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加（周天勇，2009）。

其次，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效应带来并加快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大量人口的流动为国家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由于历史原因，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经济呈现出典型的“农村—城镇”二元经济结构特点，既有发达的工业经济，也有落后的以农业为主的乡村经济。二元经济的存在将劳动力分为几乎无法相互流动的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大大限制了城镇劳动力的供给数量。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伴随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向城镇，农村和农业中大规模的剩余、闲置劳动力逐步得到较为充分的利用，农村劳动力进城后收入的增加构成了国民收入的新增部分。同时，人口和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转移，推动了城市基础设施、交通、电力、住宅、商业设施、工作场地等的投资和建设，同时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消费。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城市化水平几乎停滞不前；而改革开放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以来，全国城市化水平增长加快，1978—2007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从17.9%推进到了44.94%[20]（见图1.7）。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型，使得城镇非农产业得以利用源源不断的低劳动力成本产生巨额利润，持续地进行再投资和产业扩张，从而在较长时期内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最后，在坚持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正好迎合了全球产业链重组的机会窗口，积极参与到世界贸易中去。通过加工出口等贸易活动，充分利用数亿剩余劳动力，并以此获得生产制造的低成本优势（周天勇，2009，2010），在全球产业链重组的低端制造环节中赢得了一席之地。1982—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速度远高于世界贸易增长的平均速度，加工贸易的迅猛发展是其重要原因。在此期间，大量跨国公司选择中国为加工贸易伙伴，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有研究表明，中国农民工相对收入每下降1%，加工贸易出口则增加11.23亿美元，这足以说明劳动力成本优势对中国加工贸易发展的推动作用。特别是20世纪末期，中国相继实行了“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生产”“补偿贸易”“大进大出”等贸易开放战略，这些战略适应了国际产业转移的形势，发挥了中国在国际产业链分工中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相对较低的比较优势，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巨大发展。据统计，1980—2001年，中国加工贸易出口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9.4%，加工贸易进口的年均增长率达到24.1%，加工贸易年均出口增长率与进口增长率分别比其他贸易方式高出19.8%和13.8%，加工贸易对出口与进口的贡献率分别达到59.3%和41.5%。[21]

1.2-3　经济主力人口的创业创新动力

在中国经济市场化和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人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同时，海外资金、管理经验和先进技术的输入，使得中国涌现出大量的本土企业家。改革开放后的30年间，中国先后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奋发图强创新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和实践者。其中，特别是三次创业浪潮中的民营企业家，通过其创新创业的激情，释放了社会的创新创业活力，助推中国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和国有企业的效率提升，进而推动了中国经济长达30年的高速增长。

从1984年邓小平初次考察南方，到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到1997年启动“春晖计划”，再到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每一次创业浪潮中都有一大批站在风口浪尖的弄潮儿。随着世界大环境的变化，对外开放的中国从世界经济中汲取的知识和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从而成就了这一批又一批各具特色的本土企业家。第一次创业浪潮中，涌现了一批在传统制造业中干得风生水起的“土生”创业家，联想创始人柳传志将第一次创业潮形象地比喻成拓荒者的游戏。第一批企业家在传统制造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第二次创业浪潮更像是社会精英的掘金潮，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股份制等现代管理意识开始植根于这一代创业者的脑中，代表人物有房地产界的潘石屹、冯仑等。第二批民营企业家在国外先进的管理知识和技术方面吸取了更多的经验，相较于第一代企业家更具社会精英的特质。第三次创业浪潮是海归企业家带着海外风险资本在互联网产业中的角逐，典型人物有百度的李彦宏、搜狐的张朝阳等。第三批企业家在全球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代诞生，全球网络化使得创业者们在信息技术产业方面有了更广阔的发展天地。

在这30年间，虽然每一次创业潮的背景和规模都各有不同，但是创业者不怕吃苦、勇于进取的精神高度一致，也正是由于这些智慧和实干的力量及其引领的民营经济的发展，释放了社会的创新活力，为创新活动的持续以及中国经济的增长贡献了重要力量。统计数据显示，在1978—2007年的30年间，就业方面，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民营企业的发展大大增加了就业机会，全国非农就业人口中，有80%左右的从业人员都来自民营企业。截至2007年，全国范围内进行了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从业人员数量已超过1亿，而实际上民营企业从业人员已经接近2亿人。创新方面，中小企业也贡献了巨大的力量。相关数据表明，2005—2007年间，全国自主创新成果中的70%、国内发明专利中的65%、新产品开发中的80%，均来自中小企业，而这些中小企业中有85%以上都是民营经济；在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中，民营企业占企业总数的70%以上。税收方面，民营经济在全国税收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逐步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之一。2007年私营企业税收总额4775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额的9.56%。对外贸易方面，民营经济也已成为对外贸易的主力军，2007年全国私营企业对外贸易额为3476亿元，高于全国平均增长45.8%的水平，占全国进出口比重的15.8%，其中，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的27.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