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川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当前，发展不足、发展水平不高仍然是四川最显著的省情，也是制约四川经济健康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第一，四川主要发展水平指标均相对靠后，与经济大省地位不相称。从四川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来看，2015年，四川人均生产总值为36775元，只相当于全国的73.6%，比2014年下降了0.8个百分点，居全国第23位，居西部12省市第7位。从居民收入来看，2015年，四川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221元，相当于全国的78.4%，居全国第23位，其中，四川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6205.3元，相当于全国的84%，居全国第21位，比2014年下降了3位；四川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0247.4元，相当于全国的89.7%，居全国第21位。从城镇化水平来看，2015年，四川城镇化率为47.7%，比全国低8.4个百分点，居全国第24位。

第二，四川面临着与发达省份拉大差距的风险。2015年，四川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为7.9%，居全国第21位，居西部第11位。由于四川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下滑，增速位次也在下滑，四川与发达省份的差距逐渐拉大。从总量来看，2015年，四川与生产总值排前五位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的生产总值的差距分别增加了6676.7亿元、6701.9亿元、2059.3亿元、1468.9亿元和1149.8亿元，与生产总值排第8位的湖北的生产总值的差距减少了1097.3亿元，被湖北赶超的压力较大；从人均生产总值来看，2015年，四川与上海、江苏、浙江、广东等发达地区的人均生产总值的差距分别扩大了4779元、4474元、2995元和2387元。

第三，四川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还不能满足四川所处发展阶段的发展要求。目前，四川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国内外发达地区经验表明，在这一阶段，产业结构将显著优化，经济水平和经济效率将明显提升，城乡收入将较快增长，但当前四川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能满足阶段性发展需求。同时，四川人均生产总值已突破5000美元，正处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经验表明，只有加快发展，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才能顺利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从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的转变。

综上所述，与全国和东部地区相比，四川发展还不足，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差距还比较大，且有差距拉大的风险，故应处理好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的关系。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质量提升是建立在数量积累基础上的，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经济转型升级、经济质量提升的基本要求。经济增速过低，经济质量的提升缺乏支撑，会给就业、税收、城乡居民收入等带来冲击。因此，四川既要顺应经济发展规律，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扩大经济规模，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也要顺应当前所处发展阶段的发展需求，把握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难点和方向，加快经济转型的步伐，并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促进增长速度与增长质量的统一。

（二）经济结构问题突出

当前，四川经济结构性问题也面临较大挑战，转型升级压力大。

第一，三次产业结构仍需优化。2015年，四川三大产业结构比例为12.2∶44.1∶43.7，第二产业依然是拉动四川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第一产业比重还较大，工业转型升级还需要较长一段时间，第三产业持续增长动力待增强。

第二，四川工业资源型、低端化特征明显。首先，四川资源型产业占比较大。2015年，四川六大高耗能行业、传统资源性行业总产值比重为35%左右，而高新技术产业占比为28%左右。其次，四川工业产品多处于产业链低端。四川省占全国比重较大的产品主要是铁矿石、白酒、蚕丝、铁道用钢材等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高的产品。即使是高新技术产业，也多处于产业链的产品加工阶段，技术含量不高。最后，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突出。化工、冶金、建材等产业化解产能过剩的任务艰巨，面临较大的结构调整压力。

第三，四川轻工业发展不足，供需矛盾突出。首先，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求的轻工业发展不足。除酒业在全国市场占有率较高外，四川农副产品制造业、食品加工业、纺织服装等行业市场占有率不高。其次，轻工业产品质量不能满足居民对消费品质的需求。除酒业外，四川本地企业的产品多为中端或中低端产品，品牌知名度不高，产品品质不能满足居民消费需求。2015年中国食品百强企业中，四川占据4席，但均为酒和饮料类企业；2015年中国服装行业百强企业中，四川占据4席，且排名相对靠后。

（三）资源环境要素约束

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金等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四川是我国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大省，在国内外经济大调整影响下，四川要素比较优势逐渐减弱，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日益突出。

一是劳动力资源约束。从人口数量来看，四川劳动力资源开始减少，四川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在2013年左右达到峰值5728.4万人，之后开始下降，2015年全省劳动年龄人口为5668.9万人，比2013年减少59.6万人。同时，农民工正从无限供给向有限供给转变。目前，四川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仅500万人左右，受年龄、文化和技能等因素影响，其向第二、三产业转移的现实动力不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潜力丧失。从人口结构来看，2015年，四川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3.1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56个百分点，人口负担系数较大，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未富先老问题凸显，人口红利优势已逐渐减弱。从人口素质来看，四川6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4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劳动力素质与产业发展需求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

二是四川自然资源约束强于全国。从土地资源来看，四川人地矛盾突出，且土地闲置、抛荒问题严峻。四川省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2014年）显示，四川省人均耕地1.12亩（1亩≈666.67平方米，下同），低于全国人均水平，且粮食播种面积逐年减少。2015年年底，四川耕地面积为673.61万公顷。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调查数据显示，四川部分地区特别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丘陵地区土地撂荒现象普遍存在，甚至还有成片土地撂荒时间已长达10年的现象。目前，四川已从粮食净调出省转变为净调入省，每年的粮食净调入量均在1200万吨以上。从矿产资源来看，四川矿产资源丰富，天然气、钒、钛、轻稀土等16种矿产在全国查明资源储量中排第一位，但同时也存在矿产资源人均占有率低、重要矿产富矿不足等问题，依赖于矿产资源开发的传统资源型产业面临着巨大的地质灾害和环境污染压力，四川资源环境约束强于全国。

三是环境约束。从城市环境来看，机动车尾气污染、建筑施工扬尘等城市化进程带来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成都空气污染、交通堵塞等问题开始凸显。近年来，成都成为全国空气质量较差的地区之一。从生态环境方面来看，四川生态资源丰富，是全国生态建设的核心地区、生物多样性富集区和长江上游重点水源涵养区，也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区。不合理的水电开发、矿山开采以及化工、建材等重污染行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故应进一步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淘汰高污染、高排放的工业企业，加强环境保护，实施绿色发展战略。

（四）创新动力支撑不足

创新是应对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促进四川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目前，四川自主创新能力、科技综合实力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创新动力支撑不足。

从创新投入方面来看，四川研发资源投入与发达地区相比还有较大差距。2015年，四川省R&D投入总量为502.9亿元，居全国第9位，但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还较大，只相当于江苏的27.9%、广东的28%; R&D投入强度（研发经费与GDP之比）为1.67%，居全国第11位，为历史最好水平，但仍低于全国2.07%的平均水平；R&D人员19.9万人，只相当于广东的37.2%。

从创新产出方面来看，四川科技成果转化还需加强。2015年，四川新产品收入达2892.5亿元，居全国第16位；发明专利授权数9105件，居全国第8位，每万人拥有发明专利授权数1.1件，居全国第14位，均与发达地区有较大差距。

（五）区位优势有待强化

四川是支撑“一带一路”倡议的互联互通枢纽和经济腹地。近年来，四川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但省际、城际交通网络的建设仍不足，区位优势未能有效发挥。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四川交通建设还不足。2015年，四川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6016千米，排全国第5位，但密度仅为12.3米/平方千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8米/平方千米）；人均仅为73.3千米/百万人口，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9.8千米/百万人口）。铁路营运里程为4710千米，铁路密度为9.5米/平方千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2.6米/平方千米）；人均占有量为57.4千米/百万人口，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8千米/百万人口）。

与同为“一带一路”节点的湖北、同属西部地区的贵州相比，四川省际、城际快速交通网络的规划与建设仍相对落后。在湖北，武汉至其周边主要城市的城际铁路已连接成“武汉半小时经济圈”，武汉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又一个拥有密集城际铁路的地区；同时，武汉高铁、动车可直达全国22个省会城市，且其规划在“十三五”期间建成直达全国所有省会城市的高铁、动车干线，成为中部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而在贵州，截至2015年年底，全省铁路营业里程达3037千米，其中高速铁路701千米，已建成贵广高铁、沪昆客运专线贵阳至长沙段等铁路，高铁动车直达北上广深等主要城市。相较湖北、贵州，四川目前已建成的高铁只有成灌客专线、成绵乐客专线、成渝高铁线、成遂渝提速线、成达提速线五条快速通道。截至2015年，四川高速铁路里程只有586千米，不足全国的1/30，其中时速300千米以上的铁路只有185千米，远低于中东部地区水平，甚至低于贵州、广西等西部地区水平，四川省际、城际的通达度还不够高，建设进度相对滞后。

（六）区域不平衡问题突出

四川各市州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制约四川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

四川各市州发展阶段差异大。作为西部重要的经济、文化、金融中心，成都已率先进入工业化后期发展阶段，在成都的辐射影响下，德阳、绵阳等市也相继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阶段，而甘孜、巴中等市州仍处于工业化前期发展阶段，发展相对滞后。

四川区域间发展差距加大。成都地区生产总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11年的32.6%上升到2015年的35.9%，而三州地区生产总值占比由2011年的6.3%降至2015年的5.97%。此外，成都经济首位度从2011年的5.85扩大至2015年的6.35，区域间发展差距在逐渐扩大。

四川各市州发展水平差异大。成都、攀枝花人均生产总值已突破70000元，而广元、遂宁、南充、达州、阿坝、凉山6个市州的人均生产总值不足30000元，甘孜州和巴中的人均生产总值不足20000元，市州间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同时，四川区域性贫困特征明显，全省共计88个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攀西大小凉山彝区、川西北高原藏区、川北秦巴山区、川南乌蒙山等四大连片贫困区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致贫因素复杂、扶贫开发难度大。

综上所述，成都在四川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集聚效应大于扩散效应，且集聚效应还在不断增强，将阻碍区域间资源的自由流动，加深区域发展不协调的程度，这些都不利于四川经济健康、持续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