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资源的再生利用

我国在传统农业阶段虽无循环农业之说，但有循环农业之迹，且富有成效。

一、人力资源的再生利用

西汉武帝末期，关中一带实行缦田法，耕作粗放，产量不高。为改变旧的耕作法，搜粟都尉赵过总结经验，创造了“代田法”。汉武帝命赵过推广“代田法”。赵过在推广代田法时首创我国历史上“人力资源素质提升培训班”，使“二千石遣令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并得到技术培训。结果使“代田法”及相关田器在关中逐步推广，“用力少而得谷多，民皆称便”（《汉书·食货志》）。

为了鼓励人们学习技术和推广技术，西汉官府还制定和实施了对有一技之长，并在生产中起着指导和表率作用者进行奖励的办法。之后各朝各代都有不同形式的技术培训活动，以提升农民的生产技能。

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历史上科学技术的每一个重大发现和突破都会极大地提升以人力资源为核心的生产力水平，从而明确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因此，对人力资源的科技培训是不断提高农业劳动者科学文化素质，使劳动力转化为人力资本的必要途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20世纪50年代初期，北京地区普遍开展速成识字班，帮助农民学认字、学文化，扫除文盲，直至其能看报纸，在识字班上也传授当前需要的种田技术、推荐好种子等。

北京市农业部门派出农业技术人员下乡，按农时、农事需要向农民传授耕种技术、推荐农作物优良品种和传授防治农业病虫害等技术知识，帮助他们提高新法种田技能，还开办农业学校为农业培养专门的技术人才。

二、光能资源的再利用

光能是农业光合作用的动力（能量）源。在一个地区，光照时数、光照强度基本上是一定的。不同地区间光照利用率和效率受温度制约。北京地区常年有一半的时间为冬季，在自然条件下，除冬小麦和过冬根茬菠菜留在地里过冬，地和人几乎有一半时间在休闲，人称“猫冬”。太阳照出不误，但地无生机，光能白白浪费半年。于是人们就采取保护地栽培技术。《汉书·召信臣传》：“太官园种冬生葱韭菜茹，覆以屋庑，昼夜然蕴火，待温气乃生……”而日本是在19世纪初才有温室，叫作纸屋。英国是19世纪末才有温室，叫作绿色屋子。北京从西汉起采用人工加温的办法逐渐发展起保护地栽培措施，如西汉时用“暖洞子”在冬季生产“王（黄）瓜、蒜黄、韭黄”等蔬菜。之后，随着社会需求增大，保护地形式不断提升，面积加大，冬季主要是生产蔬菜，这样就使阳光的利用率大大提高，农业产品增加。

三、土地资源的再利用

浙江省青田县地处瓯江中下游，山多地少，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为提高有限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和产出率，这里的农民采取稻田养鱼的措施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并形成了独特的稻鱼共生文化。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以下简称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05年6月将浙江省“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列为全球首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

贵州省从江县从江侗乡稻田养鱼养鸭已有上千年历史。这种稻鱼鸭复合系统不仅为当地人们提供了所需的荤素食品，还维持着良好的生态服务功能。联合国粮农组织于2011年6月将贵州省从江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

明代，太湖流域——杭嘉湖地区的农民利用独特的自然条件创造了“桑基鱼塘”生产模式来提高土地、生物资源的再利用效率。其流程是：田基种桑，水塘养鱼，桑叶饲蚕，蚕粪喂鱼，塘泥壅田，培桑，池塘余水用于灌禾，田产饲料喂猪，猪产肉并积肥壅田，循环交替，数利俱获。这种模式在传统农业时期被学者称为生态农业，现代学者则称其为循环农业。可见中国农民在循环农业的实践上历史是相当久远的。

到民国时期，广东等地区的农民又将桑基鱼塘扩展为蔗基鱼塘、果基鱼塘、菜基鱼塘等，即于池塘埂上种植甘蔗、果树、油菜等经济作物，以及牧草等，该基塘系统后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间少有美景，良性循环典范”。

四、水资源的涵养与利用

水是农业的命脉。东汉时期的渔阳太守张堪利用驻军在孤奴一带引用鲍丘水开辟稻田8000公顷，让当地农民种稻，获得好收成，深得当地农民爱戴，使往月白流的水得有所用，低产的农田出高产、出细粮。

曹魏时期，驻守幽州的北征将军刘靖为屯稻田，遣部下丁鸿率军近千人，在今石景山附近的永定河河道弯曲处修建戾陵堰和车箱渠，引永定河（时称漯水）水东入高梁河“灌田岁二千顷，凡所封地百余万亩”（《水经注》）。由此，北京地区的水稻种植出现崭新面貌。之后，魏元帝景元三年（262年），再遣樊晨赴幽州重修戾陵堰和车箱渠，“自蓟西北经昌平，东进渔阳潞县入白河”，“凡所润含四百里，所灌田万余顷”，使漯水有所用场。

到清代康熙年间，下了大工夫使“浑河”堤坝加高，水流变清，康熙帝遂赐名“永定河”，自此经30年没有发生缺口成灾。

据史料记载：秦汉时期，兴修大、中型水利40～50处；南北朝时期兴修水利60处；隋唐时期兴修水利1172处以上；宋元时期兴修小型水利非常发达；明清时期，明代兴修水利2250处以上，清代兴修水利3200处以上。可见对水资源的利用，各朝代还是重视的。

五、籽种改良

北魏时期即提倡选种和采用良种。当时流行的农书《齐民要术》就讲道：“凡谷成熟有早晚，苗秆有高下，收实有多少，质性有强弱，米味有美恶，粒实有息耗……”这种千差万别的良莠会影响作物的产量和质量，从古时便始倡选种和采用良种，由此一直传承至近现代。近现代育种科学研究表明，一个优良品种的单位面积的增产效果也只稳定7～10年，最好与新品种相形见绌时就应及时采用新品种，保持农业持续稳定增产。

自古以来，我国农业用作物品种不断更新换代，良种不断增加，花色品种丰富多彩。

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古者民茹草饮水，取树木之实”（《淮南子·修务训》），“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也”（《韩非子·五蠹》）。直到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吸取过往的经验，从采食的植物、动物中选用黍、稷、麻、麦、豆（菽）、稻等植物进行种植，而在北方地区则主要是通常的“五谷”，即黍、稷、麦、菽、麻，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为马、牛、羊、鸡、犬、豕，统称“六畜”。

在北京，从已出土的遗迹鉴定中可确认黍、稷、菽等是原始农业的主栽作物，马、牛、羊、犬、豕是有古迹可循的家养动物。不管是作物还是动物，它们随着人类进步、农业的发展，在优胜劣汰中不断更新，种类不断增加。从已出土的遗迹看，早在6000～7000年前，浙江省河姆渡地区已种植水稻；8000年前，河北省磁山遗址中发现有菜类种子。江西省科协等编辑的《中国古代农业科学技术成就展览》（资料汇编）中写道：新石器时代，种植葫芦、瓜、白菜等蔬菜；商周时期，出现园圃业，种植蔬菜、瓜、果，果树有十来种；春秋战国，“荤菜百蔬”；秦汉时期，种植20种蔬菜；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种植蔬菜30多种；隋唐时期，种菜40多种；宋元时期，种菜业发达，创造培育豆芽菜、韭黄等黄化蔬菜；明清时期，引种番茄、马铃薯、四季豆、丝瓜等；新中国成立后，蔬菜种类达100来种。

北京地区的蔬菜生产品种数量是与时俱进的：新石器及商周时期以蓟、薇野菜为主；春秋时期达24种；魏晋南北朝时期达50～60种；辽金宋元时期达到140种；明清时期约为114种；民国时期达190种。

畜禽生产：新石器时期主要有猪、狗、鸡等；商周时期增加了马、牛；春秋时期出现“六畜”及鱼；秦汉引进汗血马；隋唐时引进胡马培育杂交；辽金宋元增加了鸭；明清时期培育出北京鸭、北京油鸡新品种，引进国外黑白花奶牛、大白猪、长白猪等种牛、种猪优良品种和来航鸡等，改良本地奶牛、猪、鸡。

我国古代对育种工作很重视，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农作物品种资源最丰富的国家。粮食作物种类变化不大，但品种变化较大，且向优质、高产、高效方向演进。单粟的品种在南北朝时有97个，到了清代则多达251个（《授时通考》）。水稻的品种更为丰富，南北朝时为36个，到了宋代，仅江浙皖闽四省就多达301个以上。但更宏观的是在种质结构上的演进。如北京地区新石器时代——春秋战国时期都以耐旱、耐瘠薄的粗粮谷、稷等为主；隋唐、辽金宋元时，小麦、水稻则上升到粟之后的二、三位；明清时，小麦、水稻升为第一、二位。

为了使作物高产以应对人口增多，从明代起引高产作物玉米、甘薯，到清代玉米占据第一位。

在动物育种方面，我国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常以马覆驴，所生骡者，形容壮大，弥复胜马”。

在果树方面，我国首先创造发明了嫁接技术，在南北朝时期即用优良果树的接穗嫁接到低产、质差的果树砧木上，其成活率有的能够达到“百不失一”。嫁接技术用在花卉的栽培上，能使“花小者可大，瓣单者可重，色红者可紫，实小者可巨，酸苦者可甜，臭恶者可馥，是人力可以回天，惟在接换之得其传耳”（陈扶摇《花镜》）。

总之，采用良种是传统农业中资源转换利用效益较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六、农产品的精深加工

农产品加工从原始农业时期始，在北京1万年前的“东胡林人”及“转年人”遗址中出土的石器中就有用于谷物初加工的石磨盘、石磨棒、石臼、石容器等。进入传统农业阶段，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农产品加工层次与精细程度日益提高。就小麦来说：

古往今来的实践表明，凡农产品都可精深加工。据国内外的资料显示，农业的初级产品如麦粒、稻米、大豆、白薯等经加工，产值一般可增加50%～100%，有些可以增加3倍以上，多次加工产值甚至可以增加10倍以上，每次加工的下脚料还可资源化再利用。因此，大力发展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综合利用，不仅能充分利用各种物质资源，增加市场商品供给、繁荣花色品种、提高品位、实现增产增值，还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的产出率。

七、农业废弃物资源再利用

传统农业阶段，人们对农业废弃物资源的再利用是相当普遍的。在北魏时期，人们即用农业废弃物如作物秸秆、牲畜粪便、枯枝落叶、农田杂草等进行堆制或沤制肥料。

应该说，农业废弃物量大面广，大体可分为秸秆和残枝落叶、农产品初加工的下脚料及人畜禽粪便等三大类。它们中能直接增值的是下脚料喂猪、鸡——出售获利；秸秆喂牲口，过腹还田；粪便还田靠增收显效。在传统经济、追求温饱的状况下，农业资源要深化循环再利用是不现实的。

我国每年产生畜禽粪污38亿吨、农作物秸秆9亿吨，其无害化处理与资源化利用可替代40%～50%的化肥用量，前景非常广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