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桑·索南达杰——改革先锋、环保卫士

可可西里，一个神秘而又亲切，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

在蒙古语中“可可西里”是“青色的山梁”的意思；而藏族群众则把这片土地称为“阿钦公加”，意为“百座雪山”或是“千年雪山”。

它位于中国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西部，平均海拔为4500米，植被稀少，气候寒冷，被称为人类生存的禁区，是中国境内面积最大的无人区，世界上原始生态环境保存较好的地区之一。1997年，国务院批准在可可西里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国面积最大、海拔最高、野生动物资源最为丰富的自然保护区之一。

你第一次听到“可可西里”这个名字，或许是在2000年彭辉导演的纪录片《平衡》里，或许是在2004年陆川导演的电影《可可西里》中，又或许是因为脍炙人口的美文《最后一只藏羚羊》《藏羚羊的跪拜》……

无论你从什么途径了解这片土地，必定绕不过藏羚羊——这种在青藏高原生存了百万余年，却又几乎在20年前绝迹的“旗舰”物种。从某种意义上看，可可西里和藏羚羊具备着同样的意义。

同样，无论你从哪里去了解藏羚羊，同样绕不过“杰桑·索南达杰”——这位凭借自己的智慧、勇气与爱，誓死捍卫可可西里的“藏羚羊守护者”。从某种意义上看，可可西里、藏羚羊和索南达杰具备着同样的意义。

从青海省省会西宁到索南达杰的故乡治多县，有着将近1000公里的路程。坐在飞驰的轿车上，“英雄探寻者”——节目主持人陈辰翻看着手中厚厚一沓索南达杰的资料，眼睛有些累了便向车窗外远眺。极目望去，是平坦绵延的高速公路、宽广无垠的大草原、巍峨连绵的白色雪山、荡涤心灵的蔚蓝天穹。这样的风景，就算是看一辈子也不会觉得腻吧。

经过了七八个小时的车程，前方的公路上出现了一道极具藏族特色的彩门。彩门被巧妙地设计成了城楼的样子，两边的梯形门柱的正面自下而上刷上了绿、黄、红三种不同的颜色，每种颜色的墙体上还“开”了两扇窗户，顶端还“造”了一个带尖顶的“阁楼”，活脱脱像是两栋三层小楼。“楼”顶上铺着青瓦，顶下支着红柱，柱上还盘着龙与凤。穿过这道门，仿佛是从现实世界进入童话王国一般。

“这是我们治多县的大门，叫迎宾门。很美吧？”从司机扎西的话语中听得出他身为治多人的自豪与骄傲。

这里，就是索南达杰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也是他奉献热血的地方。

“嘎玛（师父），你知道索南达杰吗？”陈辰问司机。

“我们这里的人都知道他，他是这里的英雄，也是我们的草原守护神。”司机答道。

杰桑·索南达杰是牧民的儿子，出生在草原上，生长在草原上，他对草原的情感如同对待母亲一般。

在故乡治多，他当过老师、校长，为藏族教育事业的发展日夜操劳，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其后，他担任索加乡党委书记。索加乡距离治多县城有200多公里，是治多四个乡中海拔最高、气候最恶劣、交通最差的一个。在索加的这段时间里，索南达杰用双脚踏遍了索加乡的每一片土地，为改变索加贫困的面貌呕心沥血。

索南达杰的秘书曾对采访索南达杰事迹的记者说：“索书记的全部行为，根源就在索加。”“但到了索加，千万不能提你是来采访索书记事迹的，不然村民立刻就会哭得死去活来，你什么也问不到。”

可见，索南达杰的形象在索加乡村民的心中烙印得有多深。

1985年10月，一场罕见的暴风雪突然降临在青藏高原腹地，气温骤然降至零下40多度，交通、通信全部中断。在治多县，受灾面积高达62%，而其中灾情最严重的就是索加乡，全乡26万头牲畜灾后仅剩5万头。

县教育局副局长索南达杰随救灾工作组费尽周折来到索加。他背着煤油炉，在海拔4700米的雪原长途跋涉几十里，挨家挨户地寻找受困灾民。发现牧民的所在后，他又带着几个年轻力壮的汉子，背着几袋牛粪往山上爬去。当时谁都不明白他想干什么。在藏区，牛粪被看作取暖的燃料，尤其在暴雪封山的情况下，这几袋牛粪有多么金贵，那是不言而喻的。

爬到半山腰的时候，索南达杰用手在一块平整的雪地上画出了一个大大的“S-O-S”，他指挥汉子们把牛粪码在字母上面。没多久，兰州部队的救援飞机发现了这个巨大的呼救标识，投下了粮食、燃料、棉被和大衣。那一年，索加没有人冻死，没有人饿死。

然而，索南达杰却并没有沉醉于牧民们的感激之中。相反，一个巨大的阴影压在了他的心头——改革开放七八年带给牧民的好年景，仅仅一场暴风雪就被毁于一旦，光靠养牛养羊真能让老百姓脱贫致富吗？一个靠畜牧业为生的民族，它的生命力实在太脆弱了。

在那之后，他想尽一切办法为索加寻找致富创收的新途径。寻找矿产，开发水资源，发展畜产品加工，向县、州、省、国家民委、国务院申请经费修桥修路……1991年，索南达杰调任治多县委副书记。那一年，索加乡牧民人均年收入达到700元，人均牲畜19头只匹，群众真正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

穿过“迎宾门”，再往前便是县城。第一站，司机带陈辰来到了治多县的地标——“英雄广场”。

英雄广场建于2014年，是治多县委、县政府为纪念英雄索南达杰牺牲20周年而建。广场上矗立着一座高高的雕塑。那是索南达杰，脚下还有他用生命保护着的小藏羚羊。雕塑中的索南达杰头戴棉帽、身着制服，脖子上挂着望远镜，面朝西方昂首挺立，用深邃的目光注视着前方。那个方向正是他为之付出生命的可可西里。

现在，英雄广场已经成为了藏族自治州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即便在索南达杰牺牲25年之后，这个光辉的名字以及它所蕴含的崇高精神，依然守护着这片广袤的土地，守护着这里的每一个人。

1991年，杰桑·索南达杰出任治多县委副书记。延承着在索加乡的改革思路，他致力于改变治多县单纯依靠畜牧业发展经济的单一模式。

在索加乡任职期间，索南达杰与地质大队有着密切的交往，地质队前往索加科考，他总是热情接待，提供方便，寄希望于通过地质队的勘探找到矿藏，找到当地的致富之路。

有一次，地质队员问索南达杰：“既然你知道光靠养羊搞不成现代化，那你为什么不去可可西里？那里有黄金，有野驴、野牦牛、藏羚羊，这都是国家的保护动物。可可西里从来就是属于治多的，治多人为什么不去保护它，利用它？”

一席话惊醒梦中人。过去，除了偶发的草场之争，治多人从来没想过远在青藏线以西、5万平方公里的可可西里是属于自己的，更没有想过这片无人之地能给自己带来什么。而事实上，早在1985年，在可可西里发现金矿的消息就已经引来了大批外来的淘金者。只是当地老百姓却依然只想驰骋于三江平原之上，对淘金赚钱似乎并没有什么兴趣。

于是，上任治多县委副书记伊始，索南达杰就连续向藏族自治州打报告，要求成立治多县西部工作委员会，并毛遂自荐，要求负责可可西里等西部地区的开发工作。终于在1992年7月，玉树藏族自治州政府批准成立治多西部工委，索南达杰任工委书记。

西部工委成立的初始目的是为了在可可西里寻找矿藏，实现索南达杰开矿致富的梦想。因此，在工委组建伊始，索南达杰就积极招兵买马，凭借自己的个人魅力招募人员，频繁进出可可西里勘探调研。那时，索南达杰手中总拿着大叠大叠的地质勘探资料，还有一本《工业矿产手册》。

然而，当索南达杰真正走进可可西里之后，他便彻底否定了先前的想法。

在当时的可可西里，淘金者开来的小型拖拉机将土地碾压得坑坑洼洼。地上随处可见用于淘金的管子、筛金网、铁锹、掘镐。漫山遍野的车辙、到处丢弃的汽油桶、陷入泥泞的车辆，原始落后的开采方式极大破坏了可可西里的原始生态，更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

更有甚者，一些有钱有势的淘金者与地痞、恶棍勾结，带着枪支弹药“占山为王”，当起了“金霸头”。新来的淘金者想要分一杯羹，必须支付高额的“保护费”，否则就要拳打脚踢、刀枪相向。有时，这些黑恶势力彼此之间还会为了争抢地盘大打出手引发恶性事件……

而比起淘金乱象，对野生动物的屠杀更为可怕。最高峰时，在可可西里驻扎着超过9万淘金者。人一多，粮食自然就不够了，淘金者们就把目光放在了无辜的野生动物身上。他们不会顾及猎杀的是不是保护动物、濒危动物，一切只是他们餐食中的一块鲜肉。尤其是当淘金者发现，一些珍稀动物如藏羚羊的皮毛比黄金更加值钱时，他们纷纷加入了偷盗猎者的行列。

当看到可可西里支离破碎的面孔后，索南达杰彻底愤怒、绝望了。理智告诉他，可可西里根本不适合开矿，保护这里的环境，将一个干净、完整的可可西里交给子孙后代，才是西部工委最应该做的事情。

离开治多县城，经由曲麻莱公路，再沿青藏公路继续往高处行进，越往高处，越能感受到青藏高原的神圣与澄澈，就仿佛是来到了另一个世界。的确，在很多人看来，这片“地球最后的净土”具有净化人类的心灵的神奇功效。

大约又经过了七个多小时的车程，司机带着栏目组来到了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里的索南达杰保护站。保护站位于可可西里的东面，依清水河边而建，扼守着保护区的“东大门”，这也是可可西里保护区内建立的第一个保护站。

海拔4479米的高度令陈辰有些呼吸局促。然而，当刻有“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巨大石碑矗立在面前时，一股敬畏之心油然而生。就在索南达杰牺牲后两年，这所以他名字命名的自然保护站在众多环保志愿者的努力下建成了。

目前，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主要任务是救治迷路、走失的藏羚羊。

保护站站长龙舟才加介绍说，每年在藏羚羊迁徙、产崽的过程中，总会有一些刚出生不久的小藏羚羊脱离大部队，成为孤儿。有些是因为不小心和母羊走散了，更多的是母羊被狼吃了，留下无法独立生存的小羊。每天救助站的志愿者们都要巡视，一旦发现这样的小羊崽，便把他们带回保护站，精心喂养长大。

为了尽可能给小羊一个自然的生长环境，保护站用铁丝网隔出了一块面积很大的草原供它们自由活动。只有在“饭点”时间，志愿者才会走进那个区域，给小羊崽喂食。在站长的陪同下，陈辰也亲身体验了一把“喂羊”的感受。

当看见拿着奶瓶的工作人员，小羊崽蜂拥而上。尽管陈辰穿着不同颜色的服装，小羊崽却并没有对这个陌生人产生丝毫的惧怕。它们用力地吮吸着陈辰手中的奶瓶，还用明亮的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面前这个给自己喂奶的“母亲”。

小藏羚羊的眼睛是如此的透彻、如此的明亮，犹如阳光下的宝石，又似黑夜中的星辰。在渐渐同小羊“熟络”后，陈辰尝试着摸了摸它柔软的绒毛，小羊不躲不逃，十分温顺。

对这些小羊而言，救助站就像是一个温暖的“家”。在这里，它们能得到比自然界更多的安全感。天性胆小的他们，对人类没有丝毫的惧怕。只是，终有一天，小羊会长大，需要重新回归藏羚羊的族群中去生存。到那时，他们或许会遭遇无法想象的危险，其中的部分，或许正来自人类。

可以理解，当大型食肉动物遇到藏羚羊时，会为了自己的生存而向它们露出尖锐的牙齿。但是，难以想象，当人类被如此清澈的双眼注视时，又是什么样残酷的灵魂，让他们扣动扳机，猎杀这些可爱的生灵……

“把养大的羊放归自然的时候，会不会心里难受？会不会舍不得？”陈辰问站长龙舟才加。

“有点不想放。但是，终归它还是属于大自然的。”龙舟才加回答。

藏羚羊是我国稀有的动物，藏北高原的“旗舰”物种。他们生性胆小，成群生活在海拔4600—6000米的荒漠、草原之中。藏羚羊有着成群迁徙的习惯。每年五六月间，母羚羊会千里迢迢地前往可可西里。那里地质平坦、水系丰沛、植被充足，是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藏原羚等珍稀野生动物共同的乐园。

然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沙图什”贸易成为了改变藏羚羊命运的罪恶黑手。藏羚羊的羊绒非常纤细，是克什米尔山羊绒的四分之三。用藏羚羊绒做成的披肩细腻、轻巧、弹性好、保暖性强，成了印度及欧洲富翁们富裕华贵的象征。正因为此，藏羚羊绒被人们称为“皇帝的羊绒”——“沙图什”（shahtoosh），藏羚羊绒在黑市上的收购价格水涨船高。

为了牟取不法收益，盗猎者疯狂涌向可可西里这片“生命禁区”，荒原上空不断地响起射杀藏羚羊的枪声，到处都是藏羚羊被扒去皮毛后的尸骸，可可西里从野生动物的天堂变成了地狱。根据野生动物学家乔治·夏勒博士估算，在20世纪初，有超过100万头野生藏羚羊生活在藏北高原，但到了1995年，藏羚羊的数量锐减到了2万头，种族濒临灭绝。

在作家王宗仁的散文《藏羚羊的跪拜》中，老猎人因为猎杀了一头怀孕的藏羚羊而后悔不已，自此封枪。但可可西里的真实情况却远远没有那么浪漫。猎杀藏羚羊的盗猎者们非但不会因为母羊怀孕而罢手，相反把怀孕的母羊当作是猎杀的最佳目标。

每年5月至7月，是藏羚羊生产期，也是捕杀藏羚羊的高峰期。盗猎者在母羊产仔往返的必经之路上围追堵截。到了夜晚羊群休憩时，猛地将车灯打开照着羊群。因为天性，被灯光照射的藏羚羊会因为受到惊吓而呆立在原地。这时，盗猎者便大开杀戒，开枪射杀毫无反抗之力的羊群。他们将母羊当场杀死、扒皮，而那些尚在母体或者刚刚出生的小羊则会被丢弃在原地活活饿死。

正是在目睹了一场屠杀藏羚羊的惨剧之后，索南达杰彻底放弃了在可可西里开发矿藏的打算，转而投身到保护藏羚羊的事业中去。没过多久，他就在可可西里成立了“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高山草场保护办公室”，还借助西部工委的力量组织了一支反偷猎藏羚羊的抓捕队伍。

龙舟才加告诉陈辰，在一代又一代藏羚羊保护者的努力下，现在在可可西里基本已经没有盗猎藏羚羊的情况出现了。索南达杰保护站已不再需要像当年的索南达杰那样，与盗猎者生死相搏。但即便如此，在可可西里巡视检查，依然是他们重要的工作。

喂好了藏羚羊崽，龙舟才加与陈辰一同上车，沿着当年索南达杰前进的道路，深入可可西里腹地，检查有无可疑车辆出入的痕迹，同时观察、统计藏羚羊的生存情况。果真，车开出没多久，巡逻车就在公路附近看到了一支小规模的藏羚羊群。

透过镜头，能够清晰地看到在路边吃草休憩的藏羚羊。为作登记，陈辰特意数了数这群藏羚羊的数量——26只。虽然只是一个很小的羊群，但是在公路边几十米的地方就能看到悠闲自得的藏羚羊群，这一出乎意料的收获让陈辰真切地看到了多年来可可西里在保护生态环境方面所付出的努力。

完成羊群统计，车队继续往前。渐渐，车头前方已看不到正规道路，导航仪上也已是一片空白。然而对保护站的巡逻队而言，在这些看不见道路的道路上巡视，不过是工作中最寻常的一部分。

很快，到了吃饭的时间。龙舟才加从车上拿出一个“煤气炉”，邀请陈辰“共进午餐”。所谓的“煤气炉”只不过是一个野外用的喷火枪，和一个生锈了的铁架子。巡逻队员们把随身带着的馕放在铁架子上，用喷火枪对着它稍稍烘烤一下，待稍有些温度了，就和着冷藏的牛肉一起吃。

牛肉实在有点凉，馕又硬又干，烤得也不怎么均匀。这一顿午餐或许能让陈辰终生难忘。而对于保护站的巡逻队员来讲，这只不过是日常中再普通不过的一次工作、一顿餐饭。

因为工作的关系，巡逻队员长期吃不到热食，多数人都得了胃病。同时，长时间驾车穿行在颠簸的道路上，对他们的颈椎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不仅如此，每次巡山，冰原、雪地、泥潭都会给队员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危险。然而，没有人因为这些而抱怨、退出，因为他们很清楚，与25年前的索南达杰相比，他们的工作环境已经足够优越了。

西部工委成立伊始，招募人手是摆在索南达杰面前的第一个课题。“其实县委可以点名要人，但那里太苦了，我要拉人走，他和家里人会怪我，所以希望大家自愿。”索南达杰深知可可西里的艰苦，善良的他并没有利用县委副书记的身份勉强任何一个人。但仍旧有许多热爱这片土地的有为青年都愿意跟着他一起干。

在这其中，有一个叫哈希·扎西多杰的年轻人，既是索南达杰的同乡，又曾是他的学生，也在当地中学做过老师，出身与索南达杰颇为相似。经过层层选拔，这个喜欢称自己“扎多”的小伙子成了西部工委聘用的第一个“志愿兵”，索南达杰最信赖的部下。在之后的一年半时间里，索南达杰12次进出可可西里，行程6万多公里，历时354天，扎多一直陪伴在他的身边。

起初，西部工委没有任何的物资设备，第一次进入可可西里，竟然是徒步往返。后来，上级调拨了一辆老旧的北京吉普车，这让西部工委具备了进入可可西里纵深地带的客观条件。然而，县里没有哪个司机愿意接这苦差事，索南达杰只好自己兼任了司机。

索南达杰有非常严重的肠胃炎，那是在索加乡工作时落下的病根。而在可可西里腹地，别说吃饭了，就连喝一口热水都是相当大的麻烦。每当老毛病又犯了的时候，索南达杰只能靠酵母片和止痛片坚持。肠胃炎发作时只能吃流质食物，可在可可西里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索南达杰干脆“绝食”，虽然熬过了那一阵的病痛，却又给身体造成了更重的负担。

离开可可西里，陈辰与栏目组再次来到治多县城，索南达杰儿子的家。

索南达杰牺牲的时候，他的大儿子索南仁青14岁，小儿子索南旦正才9岁。现在，索南仁青是治多县森林公安局的政委；索南旦正是治多县治渠乡人民武装部的部长。两人共同继承了父亲的梦想与志愿。

在家中，所有与索南达杰相关的物品，都被整齐地摆放在一个大号木箱里。索南仁青拿出了一张自己与父亲的照片——那也是索南达杰留下的唯一一张和索南仁青的合照。索南旦正没有与父亲的合影，全家人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拍上一张全家福。

箱子里，索南达杰生前用过的铁饭盒、防风镜，牺牲后获得的奖状、证书，都整整齐齐地摆放着。而其中引起陈辰最大兴趣的，是那几本厚厚的本子和“书”。本子是索南达杰早前从事翻译工作时做的笔记，“书”是一本手抄的字典，足有五六百页。字典虽然没有漂亮的硬质封面，却装订精良、排版整齐、字体工整，几乎可以媲美出版社出版的成品书籍。不用惊讶，为什么这个拿着枪在草原上战斗的英雄竟有着如此书卷气的一面。如果没有这份学识与文化、智慧与底蕴，又如何能在那个时代就认识到藏羚羊之于可可西里的价值，可可西里之于世界的意义，又如何能走在世人之先，身体力行地践行生态环境保护的使命？

在孩子的印象中，父亲索南达杰是一个高大、威猛的汉子，是整个家庭的靠山。不仅如此，父亲所从事的事业，父亲所持有的理念，又让孩子们感到是如此超前。20多年前，即便在整个中国，具备环保意识的人也为数不多。尤其在这样一个只有3万人口的偏远县城，能有这般意识并矢志不渝地践行环保事业，更是不可思议。20多年前的孩子或许不了解父亲所从事的工作的意义，等到长大了，真正懂事了，再回头看，才明白父亲当初的理念是多么先进、多么睿智，父亲当初的那一份坚持，又是多么孤单、多么寂寞。

采访过程中，全程接待栏目组的，只有索南达杰的两个儿子。每次接受采访，儿子总会和记者约在母亲不在家的时候。因为对她来说，每一次对丈夫的回忆都是残酷的打击。直至今天，全家都不能接受索南达杰离开的事实，都认为总有一天，那个支撑起整个家庭的好丈夫、好父亲还会回来。

“我们现在非常避讳谈可可西里、谈藏羚羊，总觉得是它们夺走了我们所有的东西，是它们让我们家的天塌下来了。”在采访的最后，索南仁青这样说道。

1974年，索南达杰从青海民族学院毕业。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无论在哪个单位都是“香馍馍”，特别是他这种熟练掌握汉语与藏语的高学历人才。北京来学校要人，希望他到隶属国家民委的中国民族语言翻译局工作，他拒绝了；省里来学校要人，希望他去省民族出版社，他又拒绝了；在他的心里，只有回治多一个选择。

他的老师不能理解，问他为什么不为自己的前途考虑。他却说：“我们这个民族，祖祖辈辈只有到了我们这一代才有人识字了，有文化了。国家培养我们这么多年，如果我们还只是忙着给自己盖房子买摩托，那与我的爷爷有什么不同？”

于是，在毕业后，怀着对故乡的爱，他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生养自己的治多草原，成为了县民族中学的一名教师。从那时起，治多的土地上便布满了索南达杰的足迹。他会骑着马去最偏远的地方，想尽方法提升当地的就学率和升学率。

从乡村教师到教育局副局长，再到治多县委副书记、西部工委书记，索南达杰在不同岗位践行着同样的使命——为治多县长久的繁荣与富强尽心尽责。1988年，他在自己的工作笔记中这样写道：“保护和利用好自然资源，我们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索南达杰坚定了自己保护可可西里的使命。

1994年1月5日，索南达杰在最后一次进入可可西里之前，曾给家中发了一个电报。那也是他与家人最后一次通信。上面写着：“元月九日，离格（尔木）赴可（可西里）。”之前，每次进可可西里前他都会把准确的出发日期和归家日期用电报告知家人。唯独这次，未写归期。或许那时的他就已经意识到，此行前途未卜。

在可可西里，陈辰采访的最后一人，是索南达杰昔日的战友，也是索南达杰牺牲前最后一个离开他的队员——靳炎祖。25年过去，这位老人已经年过花甲，这一次是他时隔17年重回可可西里。如果不是栏目组的到来，或许他再也不会回到这片曾经与索南达杰并肩战斗过的土地了。

靳炎祖和索南达杰是多年的好友，西部工委成立的时候，索南达杰亲自来到靳炎祖家中，请他到可可西里与自己一起工作。就这样，靳炎祖成为了索南达杰的部下，西部工委的一分子。直到现在，他还是习惯称呼索南达杰为“索书记”。在索南达杰牺牲后，靳炎祖依然工作在保护可可西里的第一线，直到2001年西部工委撤并后提前退休。

“这地方不仅仅是索书记的故乡，也是我的第二故乡。”在治多，留下了靳炎祖一生中最跌宕起伏的经历。而只要提到可可西里，他就会立刻想到索南达杰，在他心中，“这两个名字其实是一样的”。

车辆一路疾驰，开进了可可西里的腹地，也就是索南达杰最后一次抓捕盗猎者的地方。重回故地的靳炎祖心潮起伏，一幕幕往事又浮现在了他的眼前。他与陈辰并肩坐在索南达杰牺牲的那片草原上，详细地讲述着他与索南达杰最后一次进入可可西里的事迹。

1994年1月7日晚上11点45分，索南达杰一行从格尔木出发，准备进入可可西里腹地巡逻。当时的队伍中共有七个人——索南达杰、靳炎祖、扎多、向导韩伟林，另外还有一个临时工，以及雇用的东风大卡车的司机和车主的儿子。此行的目的有三：打击盗猎；考察矿产资源；明确地界。在出发前，索南达杰向治多县公安局借了两把五四式手枪，两把七九式冲锋枪、一把七七式手枪，这是队伍携带的仅有的武器。

当天深夜，队伍来到海拔4500米的海丁诺尔湖，抓捕了一伙还在熟睡的盗猎者，缴获步枪两支、子弹3000发、柴油一桶。因为其中有人受了伤，如果把他们扣押到队伍离开可可西里，估计伤者性命难保。好心的索南达杰让他们自行离开。

8日晚上，队伍抓住了一伙毒杀动物取皮的偷猎者，缴获60多张沙狐皮；9日查扣了两辆装有大量汽油、子弹的汽车；12日查扣了2把枪、200多张沙狐皮、20多张狐狸皮；13日处理了一伙“占山为王”的村民……到了15日，队伍就已经走到了新疆地界。

这时，靳炎祖主张返程回格尔木，在20日有一个“黄金工作会议”，索南达杰是正式代表。索南达杰有些不甘，因为地上车轮印很多，而队伍此行还没有抓到一个盗猎藏羚羊的团伙。但最后他还是听从了靳炎祖的意见，准备返程。

然而，正在准备拆帐篷撤离的时候，盗猎者的车出现了，索南达杰与他的队员们立刻开展行动。一番围追堵截之后，8名盗猎者全部落网，车上查出藏羚羊皮600多张。初战告捷！

正当大家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第二伙盗猎者又“自投罗网”。那是两辆北京吉普车，车里的盗猎分子乖乖束手就擒。紧跟着又是一辆东风大卡车，面对索南达杰他们的抓捕，司机想溜，巡逻队立即开枪示警。向导韩伟林拿着一把冲锋枪，“突突突”一梭子子弹出去。从没学过射击的他打破了卡车的油箱、水箱、玻璃窗，其中有一颗子弹打中了开车的盗猎者的腿。

就这样，连续三波抓捕，队伍总共抓获了20名盗猎者、缴获10000多发子弹，1800多张藏羚羊皮，以及4辆吉普车、2辆东风大卡车。然而，7人队伍如何看守20名偷盗分子成了大问题。偏在这时，被打伤的司机大喊大叫，另一名司机也因为肺气肿病得不轻。于是，索南达杰决定先派扎多和临时工护送两名伤病号去格尔木的医院治疗。

临行前，索南达杰将自己携带的一把七七式手枪交给了扎多，又详细地教他该怎么开枪，并仔细地告诉扎多在草原上如何分辨方向，避免迷路。“如果真迷路，他们就是不打死你，你也出不来。”

过了不多时，索南达杰似乎又想起了些什么，再次把扎多拉到一边说：“回到治多，千万别说司机是被小韩打伤的，他是老百姓，我们拉来当向导的，如果这些人报复他，他就没法混了。我们是政府的，没事。”

在反复的叮嘱下，扎多和临时工带着两个伤病员离开了队伍。除去两名雇来的司机，看押盗猎者的西部工委人员只有3人。后来，索南达杰担心可可西里夜间寒冷的气温冻坏盗猎者的手，又吩咐队员解开了他们的手铐。3名队员看守18名行动自由的盗猎者，返程的形势十分严峻。

返程的路途比来时艰难了许多，一路上车辆又是爆胎，又是陷入泥坑，每天白天车队只能前行30公里，晚上又必须不眠不休地看守盗猎者。索南达杰深知，这样耗下去，他和他的队员们的境遇将会变得极其危险。

在路上，索南达杰曾与靳炎祖、韩伟林开过一个会。会上索南达杰说：“如果我死了，队伍由靳负责；靳死了，小韩你看着办。”3个对18个，大家都知道状况有多么严重。而此时的索南达杰已经整整三天没有睡觉了。

18日，索南达杰驾驶的东风卡车再次爆胎。无奈他只好停下车就地补胎。他让靳炎祖追上前面押解盗猎者的车队，命令他们就地烧水做饭，准备宿营，同时把雇来的大卡车调回去给自己的车胎打气。就这样，索南达杰与靳炎祖、韩伟林也分成了两路，看守盗猎者的部队只剩下了两人。

找到宿营地后，靳炎祖让盗猎者赶紧烧水做饭绑车篷。有人不情愿地把车篷绑了，可迟迟不见有人下车烧水。又累又饿的靳炎祖觉着奇怪，便带上手枪，走近盗猎者所在的卡车看个究竟。这才发现，由于盗猎者的车上有暖气，他们都在车里烧水呢。

看见索南达杰的命令都得到了执行，靳炎祖松了一口气。这时，盗猎者非常热情地对他说：“局长，上来暖暖身子吧！”——从被捕之时起，盗猎份子就管靳炎祖叫“局长”，管索南达杰叫“县长”。放松警惕的靳炎祖就这样上了盗猎者的车，一边取暖，一边与他们攀谈起来。盗猎者问他，回到县里政府会怎么处理他们，靳炎祖回答说：“只要你们配合，走出可可西里一定从轻发落。”一路上索南达杰都是这么对他说的。

然而，盗猎者却没因为索南达杰的宽容表态而有丝毫悔改之心。事实上，早在3天前，他们就已经在策划逃脱之事。17日他们计划把索南达杰驾驶的吉普车的机油帽拧掉，然后趁乱逃跑，没想到晚上索南达杰把车灯打开，照着盗猎者的帐篷守了两个通宵，他们的计划没能得逞。而这回，终于到了逃脱的最佳时机了。

水烧开了，一个盗猎者热情地给靳炎祖递上了热水：“局长，喝口水暖暖！”松懈下来的靳炎祖正想去接，身后的盗猎者一把把他抓住，然后一群人围过来将他放倒在地，接着就是一阵猛踢猛踩，没过多久便被打到休克。

然后，盗猎者又同样以送水送食物为由，将向导韩伟林打晕了过去。接着便把两人绑住，扔进西部工委的吉普车里。靳炎祖的头上被套上了一个狐皮帽，什么都看不见；韩伟林虽然被堵住了嘴巴，却仍能看到盗猎者的行动。

只见盗猎者从车上拿出十几枝枪，装上子弹，人手一枪；接着又排兵布阵，把车辆面向索南达杰来的方向排成了一个弧形，熄灭车灯，等着索南达杰进入陷阱。

晚上，索南达杰开着修补完轮胎的卡车，与雇用的卡车司机一起回到了宿营地。在距离营地大约50米的位置，索南达杰的车渐渐慢了下来——他似乎已经警觉到发生了什么。顿时，盗猎者们慌了起来。他们举起了枪，对准索南达杰的卡车，但没人敢走上前去。

车上的索南达杰喃喃自语：“可能出事了，太大意了。”然后他掏出身边那把破旧的五四式手枪——在遣派扎多护送伤病号去医院时，他把那把崭新的七七式手枪交给了扎多防身——下车向盗猎者走去。

一个盗猎者假装无事地向他走来，装作要打招呼的样子，却突然一个熊抱将索南达杰抱起。索南达杰一下子就将他摔在地上，抬手一枪，将那人当场击毙。

盗猎者们再也等不及了，他们打开所有车辆的车灯，灯光齐刷刷地照在索南达杰的身上；紧接着，枪声四响，一排排子弹顺着光向他射来——过去，盗猎者就是用这种方法射杀藏羚羊；此时，丧心病狂的盗猎者企图将索南达杰也当作藏羚羊一般地射杀！

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索南达杰一边撤退，一边开枪射向车辆的大灯——在灯光的照射下，索南达杰没有丝毫生的机会，唯有将车灯打破，四周回归黑暗，才有生存的希望。然而就在这时，一颗子弹击中了索南达杰的大腿动脉。

中枪后的索南达杰立刻向卡车后方撤退，惊慌的盗猎者们也不再开枪，双方回到了对峙的状态。中枪后的索南达杰最关心的是同伴的安危，他大声向盗猎者喊道：“你们把我的两个兄弟怎么了？”有个嚣张的家伙答道：“你再也见不到他们了！”索南达杰误以为靳炎祖和韩伟林死了，他愤怒地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叫喊着：“你们这帮王八蛋，杀了我兄弟！你们这帮王八蛋……”

随着喊声越来越弱，英雄索南达杰终于用尽了他最后的力气。所幸，趁着盗猎者们混乱之际，靳炎祖和韩伟林挣脱绳索，驾驶着西部工委的吉普车逃了出来。眼见灭口失败，盗猎者们四散逃亡。

气。所幸，趁着盗猎者们混乱之际，靳炎祖和韩伟林挣脱绳索，驾驶着西部工委的吉普车逃了出来。眼见灭口失败，盗猎者们四散逃亡。

几天后，搜寻小组救出了困在可可西里的靳炎祖和韩伟林，也找到了索南达杰的遗体。此时的索南达杰，已在零下40度的可可西里化作了一座冰雕，右手持枪，左手拉枪栓，怒目圆睁，单膝半跪，依然保持着射击的姿势……

随着谈话的继续，靳炎祖眼神中的伤感愈发浓郁。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了一瓶酒。他对陈辰说：“年轻的时候，索书记常常喜欢和我一起喝酒，今天我也带了些，你也陪我、陪索书记喝一些吧。”

作为晚辈的陈辰要帮他倒酒，他没让。他谨慎地打开瓶盖，掏出三个酒杯，小心翼翼地倒满。然后拿起其中一杯，用极其恭敬的姿态，均匀地将酒洒在了可可西里的土地上。“按照藏族的习惯，敬索书记三杯。”再倒一杯、再洒一杯，再倒一杯、再洒一杯。每一个动作，都像是在履行一种极其神圣的仪式。他仿佛能够看见，索南达杰依然在天上，注视着他，注视着可可西里这片美丽的土地。

“当时政府对他的评价——环保卫士、党的优秀干部、藏族人民的好儿子，他的一生，确确实实，一点都不过分。他如果现在还活着的话，他能看到这里，现在的可可西里就是我们当时期盼的政策。重视环保，改变家乡的面目。当时索书记想的也是这个。我们盼望的时代就是这个时代。现在他在天堂，我相信他也会很高兴的。我们当时所期盼的时代现在已经到来了。”说完这些话，靳炎祖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1994年2月10日，那或许是治多人民最为沉痛的一个农历春节。人们将索南达杰的遗体从可可西里运回治多县城。

12日，治多县城所有的人向索南达杰的遗体告别。

而后，他的骨灰被撒在了可可西里的太阳湖畔和昆仑山口，那是他战斗过的地方，他牺牲的地方，也是他永远守护的地方。

索南达杰之死，惊动了整个中国。中共青海省委授予他“党的优秀领导干部”称号，国家有关部委授予他“环保卫士”称号。比称号更重要的是，更多的年轻人开始追随他的脚步，走上环保之路，可可西里也成为全中国关注的焦点，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护。

1995年，索南达杰的妹夫扎巴多杰不顾所有亲朋好友的反对，辞去了玉树州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来到治多县重新组建西部工委。为了不让昔日的悲剧重演，他抽调了13名国家干部，又从110名志愿报名的年轻人中选拔了40名职工，组建了一支58人的“保卫部队”，这便是日后在可可西里令所有盗猎者闻风丧胆的“野牦牛队”。

在“野牦牛队”成立仪式上，58名队员在索南达杰的遗像前庄严宣誓：“我们从内心深处怀念和理解杰桑·索南达杰。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肩负人类的重托，保护藏羚羊。我们也认识到，保护它将会有流血牺牲。我们认定今天的艰苦奋斗，必将换来明天的光辉灿烂！”

在可可西里的最后一站，陈辰来到了位于可可西里昆仑山口青藏公路旁的“索南达杰烈士纪念碑”。

这座纪念碑最早建于1997年，当时是由追随索南达杰的环保志愿者们自发筹款建成的。由于受到土层变化、地震等影响，碑身曾出现轻微的倾斜和下沉。2013年，治多县政府和可可西里管理局共同出资，重建纪念碑。

纪念碑的正中，画着索南达杰的大幅肖像，平静安宁的眼神遥望远方，仿佛为可可西里今日的新貌感到欣慰。纪念碑左右分别写有“音容常在”“功盖昆仑”，这样的评价于他而言毫不为过。

治多县回民中学的学生来了，他们齐声唱起了校歌《英雄杰桑·索南达杰》；保护站的巡山队员来了，他们在纪念碑前点燃了一支烟；途经的自行车骑手来了，他们将一条又一条哈达铺在纪念碑上；远处，青藏线上的卡车司机鸣响汽笛，挂上象征吉祥的风马旗。

“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离开可可西里前，这句话久久萦绕在陈辰的脑际。

1995年，青海省政府将可可西里列为省级自然保护区。

1997年，国务院批准该区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999年，中国、法国、印度、意大利、尼泊尔、英国等7国共同发布《关于藏羚羊保护及贸易控制的西宁宣言》。

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在途经可可西里等自然保护区的路段，专门开辟了33处野生动物通道。

2015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

2016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将藏羚羊从“濒危”（Endangered）改为“近危”（Near Threatened），下调两个等级。

2017年，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将可可西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1处世界遗产。

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杰桑·索南达杰“改革先锋”称号，赞誉他是可可西里和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先驱。

一切的一切，都是从索南达杰开始的。

真正的英雄，敢于面对风雨和子弹，更在平凡小处充满仁爱。杰桑·索南达杰，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他在寒冷危险的生命禁区，竟然还挂念着别人的生命。他是藏羚羊的守护人，生态保护的先行者。

25年过去，这个草原的儿子，已经和美丽的山川河流化为一体，护佑天地之间的万物生灵。这个闪亮的名字，向后人传递着一个中国英雄的大爱仁心。

当集编剧：肖姝等

编辑：王嘉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