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遇（1939—1967）

平斯克1939

我和帝国的初次相遇是在连接小城平斯克和南部地区的一座小桥附近。那时正是1939年9月底，战火连天，村庄在燃烧，人们在沟渠和森林里躲着空袭，寻求一切可能的救助。死马横尸在我们所走的路上。你们想走过去吗？那你们就把马拖到一边去吧，一个人这样对我们说。于是我们费了不少力气，流了很多汗，要知道死马是很重的哟。

一群群人在尘埃、泥土和恐慌中逃难。他们为何要带那么多包裹、那么多的箱子呀？带那么多茶壶和锅干什么呀？为什么要没完没了地诅咒？为什么要不停地追问？所有人都在行进着，有的坐车，有的跑着——不知道去向何方。但是我的妈妈知道，我们要去哪里。妈妈牵着我妹妹和我的手，我们娘儿仨正在往平斯克走，去我们位于韦索瓦（Wesoła）大街的家。我们正在舅舅家度暑假，战争把我们困在了雷约维茨（Rejowiec），现在我们必须回家。人人都得回家去！

行走了数日后，我们快到平斯克的时候，从远处已经可以看到城市的房舍、美丽的公园树木和教堂的塔尖，忽然间，海军士兵们出现在桥旁边的路上。这些海军士兵手里都拿着长长的冲锋枪和带着尖尖刺刀的步枪，而在他们圆形的帽子上别着红五角星。他们几天前从黑海刚刚航行到这里，击沉了我们的炮舰，杀死了我们的海军，现在又要阻止我们进城。他们与我们保持着一段距离，“不许动！”他们一边大声喊，一边举起枪瞄准我们。妈妈和其他妇孺们——此时这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哭着求饶。快向他们求饶吧，被吓坏了的母亲们茫然地恳求我们，而我们这些孩子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早已跪在地上，双手举过头大声哭喊着。

喊声、哭声、冲锋枪和步枪、海军士兵愤怒丑陋的脸庞、某种怒气、某种面临险境而又不可思议的情绪，全部集结在皮纳河桥旁，集结在这个世界里，那时我刚满七岁。

在学校，从第一节课开始我们学习的是俄语字母。我们先从字母“S”开始学起。为什么要从S开始学起？有位坐在后排的同学问道。不是应该从A开始学习吗？

孩子们，老师（波兰人）压低声音说，你们先看一下我们课本的封皮，那上面的第一个字母是什么？是S！

帕特鲁斯是白俄罗斯人，请你完整读一下上面写的这个：斯大林著《研读列宁主义》。这是我们学习俄语的唯一一本书。这是一本用亚麻布包的精装本书，上面还烫着大大的金字。

“离开我们之前，列宁同志教导我们说……”坐在第一排的听话而又少言寡语的伏瓦焦结巴地念着。最好不要问谁是列宁。所有孩子的母亲早就告诫我们，不要提任何问题。其实这些提醒毫无必要。我也说不清楚，也无法解释，从哪里来的这种想法，总之就是觉出在空气里有某种可怕、紧张和沉重的气氛，即我们以往以最狂野、最欢愉的方式玩耍的城市，现在突然间变成了一个暗藏阴谋和危险的雷区。甚至我们连深呼一口气都害怕，唯恐引爆什么。

所有的孩子都将会成为少年先锋队队员！有一天，一辆轿车开到学校院中，从车里走出一位身穿蓝色制服的人。有人说，这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

什么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不太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当大人们说到这个机构名称时都会压低声音小声嘟囔。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因为他们的制服优雅、崭新，仿佛刚缝制好一样。军队的制服大都破烂不堪，麻布包代替了背包，而且常常是空瘪瘪的，随便用什么破绳子扎着，皮靴好像从来就没有擦拭过似的，而如果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什么人走过来的话，那从一公里之内就会闪出蓝色的光。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给我们拿来了白衬衫和红领巾。每逢重要的节日，老师就用惊恐与悲伤的声调对我们说，每个孩子都得穿白衬衣、戴红领巾来上学。他们还给我们分发了一盒像章。每个像章上面都是不同人的头像。有的头像上的人留着唇上的胡子，有的没有胡子；有位先生下巴蓄着胡子；两个人是秃头；还有两三个人戴着眼镜。其中一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挨排走过我们的书桌，给我们分发了像章。我们的老师对我们说，孩子们，这是你们的领袖。他说话的声音让人感到仿佛是从空木中发出的声音。这些领袖共有九位，他们叫安德烈耶夫、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卡冈诺维奇、加里宁、米高扬、莫洛托夫、赫鲁晓夫，第九位领袖是斯大林。带他头像的像章是其他人的两倍大。但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位写了一本厚厚的题为《研读列宁主义》一书的人（我们曾用这本书学会了阅读）应该得到比别人更大的像章。

我们学着大人的样子将像章后面的别针别在自己的左胸前。可是问题来了，像章没那么多。最理想的办法是，甚至几乎是义务，要佩戴所有的像章，佩戴方式的排序是以个头较大的斯大林的像章为开头。这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的要求，他们要求我们佩戴所有的像章。可问题是，有的人有日丹诺夫的像章，没有米高扬的，或者有的人有两枚卡冈诺维奇的，而没有莫洛托夫的。有一天，有人带来四枚赫鲁晓夫的像章，用这四枚像章换了一枚斯大林的像章（别人偷走了他的斯大林像章）。我们当中最牛的是彼得鲁希，他一人竟拥有三枚斯大林的像章，他炫耀着从口袋里掏出来给大家看。

有一回，我的邻座查伊姆把我叫到一边，想用两枚安德烈耶夫的像章换我的一枚米高扬像章，我对他说，安德烈耶夫的像章价值很低（这是真的，没有人能搞清楚安德烈耶夫到底是什么人），为此我没跟他换。隔一天，查伊姆又把我叫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伏罗希洛夫的像章，我喜出望外，因为我做梦都想得到伏罗希洛夫的像章。他身穿制服，带着战争的气息，而我经历过战争，为此跟他有某种亲近感。我用日丹诺夫和卡冈诺维奇的像章跟他换了伏罗希洛夫的像章，还另外饶了他一枚米高扬的像章。总的来说，伏罗希洛夫跟莫洛托夫的像章一样，比较受欢迎，一个莫洛托夫的像章可以换三枚别的像章，大人们都说，莫洛托夫是重要人物。加里宁的像章也比较值钱，因为令人联想到波列奇耶的老爷爷。他蓄着白胡子，唯独不同的是，他面带微笑。

有时，我们上课会被枪炮声打断，枪炮声从我们附近穿过，声响急速、剧烈，震得窗玻璃发颤，墙壁抖动，老师带着满脸恐惧和绝望看着窗外。如果爆炸声后能安静下来，我们就回去念那本厚厚的书，如果听到铁板爆裂声、墙壁倒塌声和石头崩落声，整个教室就变得很活跃，就能听到大声呼喊，他们击中了！打中了！下课铃刚响，我们就冲向操场去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这所小小的平房学校正好就位于这个“五月三日广场”旁边。就在这个广场上矗立着一个很大的、真的非常大的教堂，这是城里最大的教堂。你必须把头高高扬起，才能看到哪里是教堂的顶尖、哪里是天空。而正在此时炮弹轰向那里，朝着教堂塔尖轰炸，要炸掉塔尖。

那时，在教室里我们会这样理解，当布尔什维克走向我们时，在他们还没看到波兰时，还没看到我们的城市时，他们首先看到的是平斯克教堂的塔尖。这塔尖如此高，肯定让他们感到气急败坏。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仅从他们气急败坏这一事实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只要俄罗斯人进到城市，顾不上喘口气，顾不上搞清四周情况和街巷里弄，顾不上饱餐一顿，顾不上吸口廉价烟，就急于在广场上架大炮，用带来的武器装备，向教堂开火。

因为，所有的炮兵都开往前线了，只给他们留下了一门大炮。他们一阵乱轰，如果命中了目标，就会有黑色灰尘飘向教堂塔尖，有时还会冒出火焰。人们躲藏在广场周围幽深的大门内，怀着沉重而又好奇的心情看着他们的轰炸，女人们跪着手里拿着念珠。一个酩酊大醉的炮手在空旷的广场踉踉跄跄地走着并大声喊叫着：“看见了吧，我们向你们的上帝开炮了！而他跟没事人似的，静静地坐在那里！害怕了还是怎么了？”然后狂笑，大声打着嗝。邻居对我妈妈说，有一天尘埃落下来，她看见在被炮轰的教堂塔尖上的圣安哲伊·薄波拉，她说，感觉他表情特别痛苦，像被活活烧死。

上学的路上，我必须穿过火车站附近的铁道。我喜欢这个地方，喜欢看火车到站离站。尤其喜欢看火车头：特别想当火车司机。有天清晨，在穿越铁道时，我看到铁路工人们把货车箱都聚集到一起。那里聚集了数十节车厢。铁路上一片繁忙：火车头穿梭着，刹车声吱吱响，避让铃叮当响。到处都是红军士兵，到处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最后所有的活动都停了下来，安静了几天。但是过了几天，我又看到，挤满了人和行李的木制小货车停在货车厢附近，在每个木制小货车前站着几个手持卡宾枪的战士，仿佛马上就会开枪。向谁开枪？那些挤在小货车里的人由于劳累和恐惧几乎奄奄一息。我问妈妈，他们为什么要带走这些人。她非常焦躁地说，大流放开始了。流放？好奇怪的字眼。这词是什么意思？但是妈妈并不想回答我的问题，不想和我说话，妈妈哭了起来。

夜里。敲窗声（我们住在半地下室的小房里）。父亲的脸在夜幕中紧贴着玻璃，显得扁扁的。我看见父亲走进屋子，但几乎认不出他来了。我们在夏天告别时，他身穿军装，蹬高筒皮靴，腰间系着一条崭新的黄色皮带，还戴着皮手套。那时我陪他走在大街上，骄傲地听着他身上“扑啦扑啦”的响声。而现在他站在我们面前，身穿波奇耶夫地区农民的服装，身材瘦削，胡须满腮。身上的麻布衬衫长至膝盖，用条粗麻绳绑着，脚上穿的是草鞋。从他对妈妈说的话中，我知道他被苏维埃当局关押，被他们赶去东边。他说，当他们成队人穿过森林，后来又走到一个小村庄时，他跟一个农民换了衣服，于是逃了出来。

孩子们，妈妈对我和妹妹说，赶紧闭上眼睛睡觉。从隔壁父母所在的房间，可以听到轻声说话声和剧烈的骚动声。清晨当我起床时，父亲已经不在家了。走在上学的路上，我四处张望，也许我还能看见他？我有很多话要对他说，告诉他关于我自己、关于学校和关于大炮的事情。还想告诉他，我已经学会俄文字母了，还目睹了人们的大流放。甚至在沃齐申斯卡大街的最远处也无法看到父亲的身影，这条街如此之长，可能是要把世界引向末日。秋日之风冷飕飕的。我的眼睛被刺得很痛。

第二天夜里，窗上传来一阵敲打声，敲门的声音是那么急促、令人心惊肉跳、那么粗鲁，仿佛天花板马上就会掉下来。进来了几个红军和穿便服的人，神情紧张，闪电般地搜索，好像有恶狼在追赶他们。他们用枪对准我们。恐怖极了，他们会开枪吗？会杀人吗？眼睁睁地看着人被打死会有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感觉，同样即使看到马被打死，都会令人感到战栗。

那些手持卡宾枪的人犹如雕像般挺立，一动不动，另外一些人翻箱倒柜把我们所有的东西都翻出来扔在地上。满地都是裙子、帽子、我们的玩具、草垫、鞋子、父亲的衣服。然后问我妈妈：“你丈夫去哪儿啦？”而妈妈的脸苍白如纸，摊开颤抖的双手说，不知道。但是他们知道，父亲曾来过这里，因此又问：“你丈夫在哪儿？”而妈妈什么也没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好啊，你，一个人，挥舞着拳头，吓唬着要打她，而妈妈只好用手臂挡住头，以免被他打着。另一些人还在不停地翻找，搜查。他们一会儿翻床底下，一会儿翻完梳妆台翻衣柜。他们究竟想找什么？他们说，找武器。但是我们哪儿有武器呀？我只有用来跟印第安人打仗的玩具枪。当然，当那支枪还没坏的时候，我们常常能把印第安人赶出院子，但现在我的那支左轮手枪的弹簧坏了，毫无用处了。

他们想把妈妈带走。干什么，是为了惩罚她吗？他们挥舞着拳头吓唬她，并恶毒地谩骂她。过来！一个士兵对妈妈大喊着，他企图用枪托将妈妈赶到黑暗的院子里去。那时我妹妹突然冲向那个士兵，像疯了似的，手忙脚乱地愤怒地对他拳脚相加并咬他。这一切来得这么突然，妹妹的勇敢、坚韧强悍、不顾一切的精神让他们感到震惊，红军中的一个人，也许他最大，也许是长官，犹豫片刻后，扣上帽子，合上手枪套，然后对他的人说，走吧！

在学校课间的时候，或者在我们结伴回家的路上，谈的都是大流放的事情。现在没有比这更有趣的话题了。我们的小城市充满绿意，房子周围都是花园，到处长满高高的茂密的花卉、野草、灌木和树木，很容易藏起来眼观四方，让别人看不到自己。那些成功地从家里逃出的高年级同学们，他们藏在杂草丛中，从头至尾看着大流放的全过程，我们已经成了谈论大流放的真正专家。他们对这一问题了解得十分透彻。

大抓捕都是在夜间进行。总是让人出乎意料。人在睡觉，突然被叫声惊醒，看见站在自己面前的士兵和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生气的嘴脸，他们用力把人从床上拖走，用枪托推，命令他离开住处，还下令交出武器，其实人们根本没有任何武器，他们恶言恶语不断，最坏的是，如果他们管什么人叫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是对人最可怕的侮辱），他们能把整个房子搞得天翻地覆，而且乐在其中。他们搜查房子时，弄得一切混乱不堪，这难以用语言形容，然后就会来一辆马车，这是一辆农用货车，让一匹瘦弱不堪的马拉着，因为波奇耶夫那里的人很穷，因此马也瘦得可怜。当指挥官看见马车到了之后，就大声对那些他们要带走的人喊，给你们15分钟，赶快整理行李，然后坐到马车上。碰上能发点善心的指挥官，那就能给他们30分钟的时间。那时人们就顺手把能拿的东西都赶紧扔在箱子里，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选择或者说根本没有考虑带什么不带什么的余地。只有快点、马上、立即、动作快、再快一点儿！然后奔向马车，准确地说，就是飞奔而上。马车上坐着车夫，但他什么忙也不帮，是不允许他帮忙，甚至也不允许他回头看是什么人上了马车。人们留下空空如也的房子，因为他们全家都被带走，包括老人、小孩，所有的人，一个不留。他们关掉了灯。

现在马车在黑暗中、在死气沉沉的街道上朝着火车站的方向行驶。车身像散了架一样颤动摇摆，因为大部分马路都不是柏油马路，甚至根本没有正经的路面。车轮掉进深坑或者陷在泥泞之中。但这里所有的人都习惯了这种不便，包括波奇耶夫的马车夫和他的马，甚至坐在自己包裹上那些不幸的颠簸的人，个个都郁郁寡欢、恐惧不安。

那些能看到大流放过程的男孩儿们说，他们步行尾随这些马车一直走到铁道旁，那里停着准备长途运输的货运车厢，每晚都有十几辆、几十辆或者更多的马车来到这里，马车都停在火车站旁边的小广场上，然后这些人步行进入货车厢，上到这样的货车厢里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车厢很高，押送的人驱赶着这些流放的人，挥舞着卡宾枪，大声叫喊着，谩骂着。当一个车厢满了之后，人们又走到下一个车厢。塞满车厢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用枪托推着让这些人跪着进去，强行用枪托把这些人塞到车厢里，车厢里满得甚至连针都插不进去。

没人知道他们在哪天晚上还会来抓人，男孩子们知道太多关于抓人的事情，试图从中找出些规律来，总结一下他们先抓什么人、从哪儿开始、采取哪些手段。遗憾的是，白费劲，无规律可循。譬如，他们开始从贝德纳尔斯大街抓人，可突然又停止了行动。然后又从基辅大街抓人，但只抓走那些门牌号是偶数的居民。忽然有住在滨海街的居民失踪了，当天夜里他们还带走了住在城市另一头的啤酒街的居民。从大搜捕那一天开始，妈妈就不允许我们脱衣睡觉，只允许我们脱鞋上床，而且鞋子一定要放在身边，外套要放在椅子上，以便能在眨眼间穿上，实际上是不允许我们真的睡着的。我和妹妹那时并肩躺着，时不时要互相捅捅，晃晃对方或者揪对方的头发，以防睡着。哎，别睡啊！你也别睡着了啊！当然尽管我们这样互相推搡，互相捅戳，但还是会忍不住进入梦乡。妈妈真的不会睡下，她一直坐在小桌旁，警觉地听着外面的动静。我们住的这条街安静得连掉根针的声音都能听到。如果在这种寂静中听到脚步声，妈妈的脸会在刹那间变得煞白，此时出现的人一定是敌人。我们上课时曾学过斯大林论敌人的课文。敌人是可怕的人物。有谁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呢？好人会害怕在这个时辰出来，他们此时都会躲在家里。

有时就算我们睡着了，其实也睡得很轻，似睡非睡，什么都能听到。还有的时候，在天快亮前就能听到马车木轮的隆隆声。这种隆隆声由远到近，渐渐变大，当马车经过我家门前时，这种噪声仿佛某种可怕的庞然大物在振动，那时，妈妈就会踮着脚尖走到窗前，小心翼翼地拨开窗帘。住在欢快大街上的其他孩子的母亲此时也可能跟我妈妈一样观察着外面。她们注视着外面缓慢走过去的马车，马车上坐着挤作一团的人们，押解马车的红军士兵跟在马车后面走。他们过去之后，黑暗重又回到这里。曾亲眼见过“活活烧死”圣安哲伊·薄波拉的那位女邻居对我妈妈说，她觉得这些马车都是冲着她来的，一天过后她还觉得浑身痛。

我们班上最先消失的是帕维乌，老师说，冬天临近了，他肯定是感冒了，在家卧床休息呢。可是过了一天，帕维乌没来，又过了几周还是不见他的身影，那时我们都猜，他可能永远都不会再来了。几天后坐在第一排的雅奈克和兹比舍克也消失了，大家都很难过，因为他们两个人最会说笑话，所以老师为方便管教他们，就让他们坐在离自己最近的前排。其他班的孩子也越来越频繁地消失。大家已经不再提他们为什么不来上课、他们在哪儿这样的问题了。学校变得空空荡荡。放学后我们依旧踢球，玩儿捉迷藏和踢沙包的游戏，可是大家时常会觉得无聊，球在手中也会变得十分沉重，捉迷藏时谁都不想跑得太快藏起来，踢沙包时也心不在焉，结果大家就很容易莫名其妙地争吵和打架，最终弄得大家闷闷不乐、无精打采，个个气鼓鼓地不欢而散。

有一天，老师也消失了。那天我们跟往常一样8点正常到校，上课铃声响后，我们坐在长凳上等候老师的到来，结果校长出现在教室门口，对我们说：孩子们，现在大家先回家去吧，明天再来，明天有一位新来的女老师来教你们。自从父亲离家后，我第一次感到心口一阵紧缩。他们为什么把老师带走？其实我们的老师一直都很紧张，他时常会往窗外张望。他有时会这样说，孩子们，孩子们，然后就不住地摇头。他总是一副忧心忡忡很严肃的样子。但他对我们很好，如果哪位学生读斯大林的名字时有点结巴，他不但不会呵斥学生，甚至有时会轻微地笑一下。

我郁郁寡欢地往家走。当我穿过火车铁道时，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是有人在喊我的名字，列车在铁轨上停着，车厢里挤满了要被拉走的人们，声音就是从那边传过来的。我往声音传过来的方向看去，在一个车厢门口我看到了老师的脸，他正在向我招手。天啊！我迅速朝那边跑去。忽然我被一个士兵抓住，头被他重重击了一下，摔倒在地。我昏头昏脑地爬了起来，头痛欲裂，此时这个士兵又向我挥了挥拳头，不过没有打我，只是冲我大声叫着：“狗娘养的，给我马上滚开！”

不久后，大饥荒开始了。尽管严冬尚未到来，但刚一放学我们就饿得前心贴后背了。我们了解这个地方的地形，因为我们常在那片小树林里玩耍，玩打仗和捉迷藏的游戏，有时还玩佯装印第安人的游戏。所以每个人都清楚，谁家的苹果长得大、谁家的梨甜、谁家的李子又紫又大又好吃、谁家的甜菜已经熟透了。当然进到这个果蔬园里是要冒一定的风险的，因为果蔬园主人会狠狠地驱赶我们，因为那时所有人都很饥饿，只要有一线希望，大家都会拼命地想办法囤积一点吃的，每一个杏子、桃子和无花果对每个人来说都很重要。最安全的办法是去被抓走的那些人的果蔬园里摘果子，因为那里无人看守。

在品纳河上曾有一个农贸集市，农民们曾用船把自家打捞的鱼和自家做的蜂蜜和米运到这里来销售，但现在这里一片萧条。大多数商店和摊位不是早已经关门，就是被抢劫一空。唯一的希望就是到乡下去还能弄到点吃的。于是，我们的女邻居们时常会带着自己的首饰和皮大衣到附近的乡下去换些面粉、猪油和家禽肉来。但这样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在那些妇人们离开家去乡下时，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就会到她们家抓走她们的孩子。女邻居们提起这些事就咬牙切齿，同时还提醒我妈妈，其实就算她们不说，我妈妈早已决定一步都不会离开我们。

我们住的这座小城夏天一片郁郁葱葱，秋天树叶变成金黄色，在阳光的照耀下树叶闪着琥珀般的光，而到了11月底12月初，一夜之间到处是白茫茫的一片。那是1939年底1940年初，严冬来得特别早，我和妹妹躲在宁静大街上我奶奶长眠的墓地的树丛里，那里简直就是冰天雪地的炼狱。我们在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停在铁道上的一列列火车，车厢里挤满了就要在近日被带走的人们。他们将被带去哪里？听老人们说，他们要被拉到西伯利亚去。我不知道西伯利亚在哪里，但从人们的言谈话语之中可以猜出来，那是一个连想一下都会令人感到心惊胆战的地方。

后来我再也没有见到我的老师，他肯定被带到了一个遥远的地方。每天都有一列列的火车从这里开走。我们躲在树丛中，因为恐惧和好奇心，心都提到嗓子眼。铁道那边传来了呻吟声和哭泣声。不一会儿，这种声音变得很大很刺耳。马车沿着一节节车厢走，人们从车厢里抬出那些昨夜因抵不过严寒和饥饿而死去的人们的尸体，把这些尸体放在马车上，由四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清点，他们一边数一边记录，一边记录一边清点。清点完之后，他们关上车厢门，这些车厢门一定很重，因为看上去他们很费力才能把车门关上。门被关上后还会发出刺耳的吱吱扭扭的响声，然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会把铁丝缠在门上，还用钳子把铁丝一一拧紧，然后再挨个检查，确认铁丝拧得很牢固，很紧，无法打开。我们蹲在树丛后面，又冷又恐惧，感到浑身发僵。火车鸣了几下笛，缓缓地开走了。待火车走远后，那四个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才掉转头，往火车站方向走去。

回到家后，为了不惹妈妈生气，我们什么也没说。妈妈整日整日地连续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前。那时家里还有一点荞麦米和面粉。有时候，妈妈给我们煮荞麦粥，有时给我们烙煎饼。我发现，她什么也不吃，每当我们吃饭时，她或者转过身去，或者干脆到另一个房间去。我们出门时，她就会嘱咐我们带点干树枝或秸秆回来。于是我们就会在家四周的雪地里刨些木棍和秸秆回来。也许那时妈妈已经没有力气走出家门了，而我们还得取暖，因为家里已经没有任何可供取暖的东西了，人人都快被冻成冰棍了。晚上我们坐在黑暗的家中，由于寒冷和恐惧不停打冷战，随时等待着被抓走。

有时，我会跟同学们在阳光明媚的冬日小城里到处转悠，偷偷摸摸地到处去找些可吃的东西，当然也知道找不到什么能吃的东西。有时会往嘴里塞点儿雪块儿或者冰块，结果反倒加剧了饥饿感。最令人难以忍受，但有时又最令人感到稀罕并高兴的是，能闻到别人家做饭的香味儿。同伴们！我们当中有人会一边大叫一边挥手招呼大家，然后我们就会冲到他身边，看见他那时已经把鼻子伸到别人家的篱笆缝隙里，盯着那家看。于是我们就和他一起贪婪地闻吸着朝我们这边飘来的烤鸡或者酸菜炖肉的香味儿。要想离开那个地方，大家不得不互相拉扯着才能走开。

有一回，我们实在饿得难受，就跑到守卫军营的岗哨旁。胡伯特用俄语说：同志，给我们点吃的吧，他一边说，还一边打着吃东西的手势。但他们只对我们耸了耸肩。过一会儿，有个哨兵把手伸进口袋里，不过他掏出的不是面包，而是一个脏兮兮的、暗褐色的几近黑色的小麻布袋，默默地递给了我们，那里装的是切碎的烟草秆，同时还递给了我们一小块报纸，教我们把它卷成小圆筒状，然后告诉我们把那些潮湿、臭烘烘的碎烟草秆塞进去。香烟本应用上好的烟草和专门的卷烟纸做成，但在那个时候，要想弄到正常的香烟是根本不可能的。

我们开始吸刚卷好的那支烟。烟不仅呛进喉咙，还弄得眼睛生疼，人忽然感到头晕目眩，有种天旋地转的感觉，身体站不稳，摇摇晃晃。我开始呕吐，头痛欲裂。但那种枯肠辘辘、饥不可耐的感觉有所减轻，有所缓解。尽管口中还残留着令人恶心的烟臭味儿，尽管还有翻肠倒肚的恶心感，可比起因为饿，胃里急需填充东西而导致胃痉挛的感觉要好忍受一些。

我们班现在只剩下半数同学了。新来的女老师安排我和一个叫奥良的男生同桌。我们很快成了朋友。有一次，他告诉我说，在扎瓦儿大街那边有一个糖果店，如果我愿意的话，可以跟他一起去那儿排队买糖果。我听了这个建议很高兴，因为在他提起糖果店之前，我早已不敢去妄想糖果的甜味儿了。那天，天色灰暗，下着雪。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孩子们早已在糖果店前排成了长队，这个队在几栋房前弯弯曲曲延伸着。可糖果店的木板窗却紧紧地关着。早来的孩子们说，糖果店明天才开门，我们得在这里排一夜，我们只好闷闷不乐地站在队尾。尽管这样，还有很多孩子陆陆续续来这里排队，后来队伍长得根本看不到队尾。

夜晚的温度比白天低了很多，寒风刺骨令人感到透心凉，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几个小时之后，站在这里越来越难受。我手脚上长的脓疮现在变得疼痛难忍，此时的寒霜打在身上，更令我觉得这些伤口钻心地疼，稍动一下，我就忍不住哼出声来。

队伍中开始有点儿骚动，人们在冰雪覆盖的街道上纷乱地站着，为了暖身，孩子们索性开始玩捉人游戏。在绒毛般的雪地上乱跑，互相追逐打闹，一拨人跑热了就回到队伍中，然后另一拨人一边喊叫一边追逐玩耍。有人在半夜里燃起了一堆火，火焰燃烧，心里感到暖暖的。我们分头走到火旁，让我们冻僵的手哪怕能享受瞬间的温暖。金黄色的火光映红了站在火旁孩子们的脸蛋儿，孩子们的脸蛋儿因为变得红润而感到些许温暖。之后，暖身后的孩子们回到原来站着的位置，他们把身上的热气又传给了站在队伍中的我们。

清晨瞌睡虫征服了所有人，没人再愿意听从别人提示不要睡觉、在严寒中打盹儿等于自杀的警告。困意袭来，没有人能坚持住，也没有人再有力气去捡树叶和枝条给火添柴，当然也不可能再有力气来回跑动玩捉人游戏。逼人的寒气刺入骨头缝里，冻得我们个个手脚发麻，身体发木，肢体完全不听使唤。为了自救，为了熬过这漫漫长夜，我们紧缩着身体，一个紧贴着一个地站着，形成了一道非常强的、令人感到悲怜的人墙，可尽管这样，依然难留住人们身上残留的热气。雪花飘落在我们身上，用它雪白的、毛茸茸的白色大衣紧紧罩住了我们。

在黑暗笼罩的清晨中，来了两位用厚厚的围巾裹着头的妇女，她们打开了店门，队伍顿时活跃了起来。我们幻想着那里糖果堆积如山，有用巧克力摆成的宫殿；幻想着那里有用花生酥糖雕塑的白雪公主和五角星形的肉桂点心。我们的想象力在蒸腾，在闪闪发光，在燃烧。所有人都尽量往前凑，不仅可以暖身，还能买到点儿什么。然而，店里不仅没有想象中堆积如山的糖果，更没有用巧克力摆成的宫殿，那几个女人向我们出售的是空糖果罐，而且还限量，每人只许买一罐。那个糖罐又圆又大，罐身上印着长着五彩斑斓羽毛、昂头挺胸的公鸡，上面标的是波兰文——E. WEDEL。

一开始我们感到十分懊丧、失望，奥良哭了起来。后来当我们仔细观察了自己的战利品后，慢慢高兴起来。因为我们看到在糖罐的内壁上还粘着一层厚厚的、五颜六色的、散发着甜甜气味的糖果残渣。妈妈可以用这个糖罐煮水，那么我们不就可以喝到甜甜香香的饮料了吗？为此，我们的心情马上平静下来，甚至感到心满意足。本来应该直接回家，结果高兴地跑到公园里去玩。夏天，在那个公园里曾有马戏团演出，现在马戏团早已经拆了篷子走了，可他们走得匆忙，把旋转木马留在了这里，不过旋转木马的椅子几乎都被人偷走了，只有一个木马椅子还在。我们找来几个男孩，一起用木棍推着木马旋转，我们想疯玩一把。

公园里空空荡荡，十分清静，我们跑到木马旁，转动木马，木马吱吱作响转动了起来。我立刻跳到木马座椅上，扣上安全链。奥良开始发令，高声大喊，驱使那些男孩加油快转，催他们快点儿！再快点儿！那些男孩像船夫似的，使出全身的力气，发疯地推着木棍，木马飞快地旋转，旋转。刺骨的寒风打在我的脸上，冷风飕飕，风力越来越大，但此时我好像插上了翅膀，像个飞行员，像只小鸟，像一片白云在飞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