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近代大学女教师群体的形成

在封建社会，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被禁锢在闺阁，连受教育的基本权利都没有，更别说教书育人了。19世纪末，在大学中任教的主要是外籍女教师，到20世纪初期，具有留学背景的中国籍大学女教师开始零星出现。而到1931年时，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有教员共7234人，女教员已达407人，占全体教员的5.6%。职员4234人，女职员没统计，若按5.6%的比例折算，女职员总数为237人，则女教职员工已达到644人；到1947年，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有职员13363人，女职员3060人，女职员占职员总数的22.9%。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有教员20133人，女教员没有统计，若也按职员的比例折算，则女教员人数约为4610人。这样，高校女职员和女教员人数共计约7670人。这说明大学女教师群体已然形成。然而大学女教师群体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由主客观因素共同促成的。

（一）大学女教师群体形成的客观因素

自古以来，女性在中国教育场域中一直处于缺席的状态。然自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加速了新陈代谢的进程。“女子无才便是德”、“男主外，女主内”等封建陈腐观念受到很大冲击，女子受教育权也开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女子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女子高等教育快速崛起。外部大环境开始有利于大学女教师群体的形成。

1．教会女子大学女教师为大学女教师群体形成提供了示范

在中国大学女教师出现之前，教会大学已出现了女教师，尤其在教会女子大学，从校长到普通教职员工，基本上都是女教师。最早建立的教会女子大学是1905年创办的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校长是麦美德（Luella Miner）女士。1920年并入燕京大学，称燕京女大，女校师资队伍也迅速扩大，当时任教的主要人员是“美国公理会的麦美德女士、费宾闺臣夫人（Mrs.Murray S. Frame）、斐恩（Jessie Payne）女士、拉拇（Maryette Lum）女士、包贵思（Grace Boynton）女士和莱恩（Anna Lane）女士；长老会的霍尔夫人（Mrs.Francis Hall）；美以美会的苏路得（Ruth Stahl）女士”。尤其是麦美德女士，有人称她为“校园中走动的灵魂”。在她去世后，燕京女校学生对她满怀尊敬，认为“她把一生都献给了这个国家，她的品德和才华影响了这个国家的学术、政治和宗教趋向。然后我们，她的同事和继承者们，认为她对其时代最大的贡献是创建并培育了华北女子学院——第一所献身中国女子教育的学校”。1907年，华南女子大学由美国基督教美以美女布道会创立，初期仅设大学预科，到1914年，开设大学本科一、二年级课程，1917年设置了大学本科三、四年级课程。第一任校长是传教士程吕底亚女士（Lydia Trimble）。师资也以外籍女传教士为主体，如华惠德（L.Ethel Wallace）、明茂利（Mary Mann）、康师姑（Elsie G.Clark）、和爱德（Katherine Willis）、罗黎晞（Roxy Lefforge）等。这时，华南女大还出现了第一位华人女教师谢绍英，她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毕业回国。金陵女子大学是由长老会、美以美会、监理会、浸礼会、基督会联合举办的，1915年开学就招本科学生。随之，圣公会、伦敦会、复初会也相继加入合作，金陵女子大学规模不断扩大，校长由德本康夫人（J.Lawrence Thurston）担任，德本康夫人的治校理念是尽量聘用女教师从事女子教育。金陵女大开学时，当时只有6名教师，5名为女性，1名为男性。其中美籍教师4人，华籍教师2人。美籍教师除了德本康夫人外，另外3名外籍教师是1914年就参加学校筹建的美文教师伊丽莎白·高切尔（Elizabeth E. Goucher）小姐和费雷德里克·米德（Frederica R.Mead）小姐，还有1915年来自杭州弘道女中的历史和心理教师诺玛利（Mary A.Nourse）小姐；华籍教师是数学和化学教师李玛莉小姐和中文教师王先生。1915—1927年，金陵女大共聘任过70名外籍和华籍教师，其中外籍教师37名中，女教师34名，男教师3名（仅在学校工作一年）；华籍教师33名中，女教师18名，男教师15名（多为兼职）。此外，北京协和女子医校、广州夏葛医科女子大学等教会女子大学都以女教师为主体。

教会女子大学大量女教师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第一代女大学教师群体的形成。这一崭新的女性群体的出现，为当时的中国广大知识女性提供了新的职业榜样，为近代大学女教师队伍的形成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2．中国自办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为女教师群体提供了舞台

随着教会女子大学的发展，国人自办的女子高等教育亦渐萌生。早在1912年教育部公布的《师范教育令》已规定设置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目的是“造就女子中学校、女子师范学校教员”。但民国初年，北洋政府对女子教育的教育方针是“贤妻良母”，社会对女性接受高等教育还存有偏见，认为女性如果“和男子一样去研究高深的学问，他们就要好高骛远，不肯去担那些琐碎的家政，和那些烦难的育儿事实了”。因此，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相当迟缓，有关设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设想并未实现。新文化运动后，妇女运动不断深入，当时舆论开始认为，教育是女性真正获得解放的关键。有人曾说：“教育是人生的根本，没有受过教育，知识从何而来？一个人没有知识，别说解放，随便什么事都够不上。”另有人认为，女子解放“第一要紧，就是教育”；“妇女问题虽然千头万绪，而其根本问题，还是在教育。只要女子教育发达了，种种关于妇女的问题，总有法子可以解决的”，等等。类似言论很多，女子接受教育已为社会所普遍认同。因此，女子教育蓬勃发展，女子小学、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学校人数急剧增加，而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则非常欠缺，当时除了几所教会女子大学外，中国还没有专门的女子高等教育机构，普通综合性大学专属男性领域，也还没有向女性开放。中国女性迫切需要深造之所。于是，1916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专门通过了《请设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议案呈教育部，要求“从速筹设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先由北京设立，以后各省逐渐推广”。1919年3月，教育部公布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设预科、本科”，“预科、本科学生之总额须在六百名以下，选科、专修科及研究科名额由校长定之”，而“预科及专修科入学资格，须身体健全、品行端洁，在女子师范学校或中学校毕业者，由各省区长官送校试验收录”等。这样，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作为中国第一所女子高等教育机构得以确立。随着专门的女子高等教育机构的设立，女性教师已成为迫切需要。据统计，1924年6月，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职员124人，其中国外专门大学毕业者62人，占50%；国内专门大学毕业者42人，占33.9%，中等学校毕业者12人，占9.7%，特别经验者8人，占6.4%。在当时全校教职员124人中，已有女性教师10人，虽然女教师人数不多，但已经初成规模，杨荫榆、袁昌英、吴贻芳等人都曾任教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紧接着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也成立，1934年时已有17名女性教、职员工，具体名单如表1-1、表1-2。

随之，各地纷纷出现了女子高等教育专门机构，如首都女子法政学院、成都女子法政学院、国立四川女子师范学院、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等。在这些女子高等教育机构中，虽然还是以男教师为主，但独立高等女子教育已经呼唤女教师的出现，为女教师登上讲台准备了广阔的舞台。可以说，随着女子高等学校的增多，具有丰富知识和管理经验的女教师已成为急需，这给女教师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职业舞台。

3．大学男女同校为女教师群体拓宽了就职空间

早在1905年的广州岭南大学就已出现男女同校，到1920年时女生数已达28人。随后上海浸礼会学院、东吴大学和雅礼医学院等也开始招收女生。1925年，仅岭南大学、沪江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农科和林科）、华西协和大学、雅礼医学院七所教会大学，女生总数已达到197人。私立大学中，最早实现男女同校的是上海的大同大学，它在1916年开始招收女生。国立大学方面，中国还是实行女禁。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男女平等的思想不断深入民心，人们对当时大学的现状极为不满，大学男女同校已成为时代呼声。蔡元培曾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他说：“改良男女关系，必要有一个养成良好习惯的地方，我以为最好的是学校了。外国的小学与大学没有不是男女同校的，美国的中学也大多数是男女同校。我国现在除国民小学外，还没有这种组织。”1920年1月，在同《中华新报》记者谈话时更是明确表示：“大学之开女禁，则予以为不必有所表示。因教育部所定规程，对于大学学生，本无限于男子之规定，如选举法中之选举权者。且稽诸欧美各国，无不男女并收。故予以为，无开女禁与否之问题，即如在北京大学明年招生时，倘有程度相合之女学生，尽可投靠。如程度及格，亦可录取也。”随之，国立大学开女禁。国立大学中最早开女禁的是北京大学，1920年2月北京大学哲学系招收了1名女旁听生，同年春，北京大学文科又招收了8名女学生作为旁听生，经入学考试后，成为北大正式学生。同年夏，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始正式招收8名女生，20名女旁听生。于是北京大学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成为国立大学中最早实现男女同校的大学。1920年10月，广州省政府公布了第一个大学开放女禁的官方文件，在该文件的指示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实行男女同校。到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女学不再另设系统，女子和男子一样接受同等教育，这是我国第一个不分性别的单轨学制，也是从法制上认可了大学开女禁。此后，各大学纷纷招收女生，具体统计如表1-3所示。

由此可见，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女子教育思想进一步解放，当时很多综合性大学开放女禁，招收女生，女大学生数量也越来越多。据中华教育改进社调查，1922—1923年间，全国大学生总数为34880人，而女大学生数为887人，女生所占比例为2.54%；据高等教育司所编之高等教育概况统计，1928—1929年，全国各类大学生男生总数为17285人，女生总数为1485人，女生所占比例为7.91%。而全国专门学校1041人，女学生总数为67人，女生所占比例为6.44%。大学校园女生人数不断增加，但“男女有别”的封建文化传统依然在社会中有着强大的根基。因此，为吸引生源，并让女学生家长放心，聘请大学女教师已成为急需，正如当年胡适所说：“大学当延聘有学问的女教授，不论是中国女子还是外国女子。”这样，大学女教师不仅任教于教会大学、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一般性大学的教职也开始向女性开放。可以说，大学男女同校拓宽了大学女教师群体的发展空间，一批女教师如陈衡哲、袁昌英、冯沅君、苏雪林等开始登上综合性大学讲台，大学女教师人数遂逐年增加。1931年时，国立大学女教师已达122人，其中北平大学53人，中央大学16人，中山大学5人，北京大学8人，北平师范大学15人，浙江大学3人，清华大学2人，暨南大学7人，四川大学8人，武汉大学3人，山东大学2人。省立大学女教师14人，其中东北大学6人，安徽大学2人，河南大学2人，湖南大学3人，广东大学1人。因此，大学男女同校极大地拓宽了大学女教师群体就职发展空间，女教师队伍逐渐壮大。

4．女子留学教育为女教师群体形成提供了一种可能

中国女子留学教育发轫于清末，但早期数量不多、层次也较低。随着教育救国思潮的兴起，留日教育达到高潮。有学者曾描述当时情形：“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在这过程中，留学日本的女生也逐渐增多。据统计，1908年，中国留日女生总数为126名，1909年149名，1910年125名。虽数量不多，但在当时开风气之先。到民国，女子留学国家越来越多，留美、留法、留英、留苏等，规模和层次都有提升，人数也不断增加。如留美女生人数，具体见表1-4。

留学女子学成归国后，她们所遭遇的国内环境是大学需要大批女教师。但为规范大学教师的资格，当时国民政府对大学教师制订了一系列的规则和要求。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专门规定：大学教员分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大学担任助教者必须满足“国内外大学毕业，得有学士学位，而有相当成绩者”，“于国学上有研究者”；大学担任讲师者要求“国内外大学毕业，得有硕士学位，而有相当成绩者”，“助教完满一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者”，“于国学上有贡献者”；副教授要求“外国大学研究院研究若干年，得有博士学位，而有相当成绩者”，“讲师满一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者”，“于国学上有特殊之贡献者”；教授的条件是“副教授完满二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者”。说明国民政府非常看重留学经历，留学成为担任大学教师的一项主要依据。而这些规定和要求，为留学归国女性担任大学教师提供了一种资历和可能。因此，留学归国女性担任大学女教师的人数越来越多，如陈衡哲1920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受蔡元培之邀任教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讲西洋史和英文课，成为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司徒月兰1922年留美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南开大学、燕京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等学校；冰心1926年留美回国后相继任教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劳君展1927年留法回国后任教于武汉大学数学系；林徽因1928年留美回国后受聘于东北大学建筑系；雷洁琼1931年留美回国后到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袁昌英留学英法，1928年回国后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外文系任教；冯沅君1935年留法回国后任教于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等校。

5．女子职业教育思潮为女教师群体形成做了舆论准备

中国传统社会，女子被剥夺受教育权，长期受封建思想的桎梏，她们被迫把贤妻良母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打开，在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中，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倡导女子职业教育。最早提出职业教育的是郑观应，他主张对女子进行职业训练，最终达到“庶他日为贤女、为贤妇、为贤母，三从四德，童而习之，久而化之；纺绣精妙，书算通明；复能相子佐夫，不致虚糜坐食”。而维新派人士则从救国保种的角度，大力呼吁实行女子职业教育，如梁启超认为：“今中国之无人不忧贫也，则以一人须养数人也。所以酿成此一人养数人之世界者，其根源非一端，而妇人无业，实为最初之起点。”

民国成立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快速发展，贤妻良母和救国保种已经不能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需求，尤其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民主、平等思想的传播，广大中国女性开始觉醒。这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更是摇旗呐喊，指出要想男女平等，女性必须经济独立，拥有一份平等独立的职业。如蔡元培认为：“女子不学，则无以自立而一切倚男子以生存，至乃不惜矫揉涂泽，以求容于男子”；李达曾发文指出：“女子的地位，常随着经济的变化为转移。女子也是‘人’，就当为生产者，这是社会所必需的经济要素，是左右个人的重要问题。……所以女子若想求得一个不卖力不卖淫可谋生活谋真正幸福，惟有发挥自己的经济能力，求经济的独立”，“妇女问题的中枢本是职业问题，而职业问题若用广义解释，即是劳动问题。劳动问题解决了，妇女问题自然会消灭”；梅生提到“妇女的人格，为什么不为社会所承认？其中的原因，虽有许多，而她们的仗男子而生活，不能得到经济的独立，要算是主要的原因”；另有学者认为“中华民国成立之初，我国国民生产能力薄弱，职业教育确应格外注意，女子欲得解放与独立，非提高教育程度不可，大器晚成于普通学科未窥门径之际，不易知吾人终身兴趣（lifeinterest）之所在，职业训练似不宜太早，然女子必须经济独立，庶不致被治被动，而累及他人，女子欲求经济独立，须先有职业，在生产落后之中国，未受职业训练者，不易得业，因此女子教育中之女子职业教育甚为重要”；等等。当时许多报刊也对女子职业进行报道，如1924年《妇女杂志》第10卷第6号发起了“职业问题号”，以“我的职业生活”为题进行征文活动等。女子职业思潮如火如荼，在女子职业思潮的推动下，女子就业成为潮流所趋。

但是女子适合什么职业？当时有人建议：“凡现社会所有职业，除一二男子特别职业女子生理上万不能经营外，其余都是女子职业的领域。”具体来说，凡商业、工场上的工作、合作的手工业、各级学校教师、书记、新闻记者、邮电管理、银行管理、铁路职员、戏剧家、音乐家、农业等行业，职业都应对女子开放。很多报刊也认为，教师、医生、护士等职业跟家务、母性相关，是最适宜女子的职业，恰如1926年《生活》杂志的一项调查所描述的：“民国以来，时局扰攘，生活程度日见增高，而妇女之谋事业者日众，妇女职业为潮流所趋，亦随之膨胀。于最高之政党领袖，次如大中小学之教职员，又次如农工商各界之职工，几莫不有妇女厕身其间，种类之繁，指不胜屈。”

随着职业教育思潮的发展，各级各类学校教师已成为女子择业的理想选择。因此，大学女教师的出现是女子职业教育思潮发展的必然。反过来也可以说，女子职业教育思潮为大学女教师做了舆论准备。

（二）大学女教师群体形成的主观因素

近代，虽然经过新思想、新文化的冲击，但传统封建思想浸透着整个民族心理，女性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并非易事。因此，要想成为大学女教师除了客观环境具备外，女性要突破传统教育的束缚，真正从“社会需要大学女教师”走向“我要成为大学女教师”的境界，还需女性自己本人的努力和诉求。审察近代大学女教师，我们可以看到，她们在走上大学讲台前，都具有强烈的主观诉求。

1．强烈的求知欲望

到近代，虽然社会风气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女性可以走出家门接受学校教育。但当时除一些比较开明的家长，顺应时代潮流，送女孩子上学外，其实，社会整体非常保守，“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根深蒂固，一般家庭对女孩子读书并不重视，认为培养女孩子读书等于为他人投资。因此，若想接受学校教育，女性本人必须要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否则即使生在富裕的家庭，也未必能为自己争取到读书的机会和权利。通过对大学女教师早年读书经历的考察，我们可以获知她们对知识的强烈渴望。陈衡哲出生于江苏常州武进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籍湖南衡阳，其祖父陈钟英曾任浙江杭州知县，为人清廉，不置私产，著有《知非斋诗钞》。其父陈韬，举人出身，是晚清官吏和著名学者，擅长书法，他的言行对儿女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陈衡哲的高祖母开创了陈家“每个出生于或嫁入陈家的女子，或出于天性或由于环境，都在文学艺术方面有或多或少的造诣”的传统，陈衡哲的祖母赵氏、母亲庄曜孚、姑妈、阿姨等等无一例外地在绘画、书法、诗歌等领域有所成就。母亲庄曜孚，更是师从恽派画家邑人袁毓卿女士学画，擅长恽派没骨花卉画法，她是著名画家并成就斐然，严谨博学的她对于陈衡哲的教育和发展起了铺垫作用。但陈衡哲决不就此满足，为了学习更多的新知识，苦苦哀求母亲让她只身一人到广州，母亲劝她：“你这么有志气当然好，可你还太小。我们以后再说吧。”但十三岁的陈衡哲“心中燃烧着上学的渴望”，“不停地想着上学”，所以她一次又一次地恳求母亲让她去广州三舅家，最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可以把我带往心灵向往的所在的道路”。可到了广州后，由于年龄太小，医学院不收，后又独自一人转到上海中英女子医学院学习了3年。随后，姐姐妹妹都已出嫁了，但陈衡哲还是坚持读书，并考取了清华留美学校的考试，远赴重洋，在瓦莎女子大学获得了历史学学士学位，并荣获该校的奖学金去芝加哥大学获得了硕士学位。陈衡哲为求新知，早年不惜与父母分离，违抗父命拒绝婚约，后又漂洋过海求学，正是这种对知识的强烈渴望，才一次又一次超越自我，最终回国后成为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冯沅君，小时候除了母亲在家里对她进行过学业上的指导之外，仅上了两年私塾，没有接受过正统的学校教育的训练。冯沅君为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读书，向母亲表示：“如家里怕花钱，可把家里给自己结婚时买嫁妆的钱先拿出来，待将来出嫁时，什么都不向家里要。”母亲为女儿求学的炽热情感所打动，不顾冯沅君婚约在身，断然决定送她去北京上学。到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尽管冯沅君来自书香家庭，但家里藏书有限，内容比较单一。因此，她的知识漏洞很多，在上课时常常会遇到很多难题。在顾震福先生的历代文选课上，第一次上课她背诵了一篇《登楼赋》，赢得了顾先生的赏识，对她颇有好感并格外关注。但在一次作业中，冯沅君露出了知识的漏洞，让顾老师大为吃惊，关切地问她是不是生病了，还让她以后要多读书，扩大知识面。尽管批评并不是很严厉，却让一向要强的冯沅君非常伤心，哭过之后，她立下雄心：“要通过自己的苦读，赶上同学；再通过努力，争取超越同学。”为此，冯沅君“没白没黑地贪婪读书，连星期天哥哥来找她玩，她也不愿浪费时间”，“为了争取时间多读书，她征得母亲的同意，春节也留在学校不回家”。冯沅君的努力，最终被北京大学国学门看中，成为北京大学第一位女研究生，为她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苏雪林为能上学，曾“哭泣、吵闹，总无结果”，最后她“走到附近一个地点，名为松川者，涧水渟滀深约丈许，我想不自由，毋宁死，不如跳下去求解脱”。当时苏雪林以死相要挟，母亲真怕女儿会做出什么事来，再三向祖母求情，才勉强同意。冰心小时候非常喜欢看书，她自己曾说：“我看书看迷了，真是手不释卷。海边不去了，头也不梳，脸也不洗；看完书，自己喜笑，自己流泪。母亲在旁边看着，觉得忧虑；竭力的劝我出去玩，我也不听。有一次母亲急了，将我手里的《聊斋志异》卷一，夺了过去，撕成两段。我趑趄的走过去，拾起地上半段的《聊斋》又看，逗的母亲反笑了。”

所以，这些大学女教师在整体不利的大环境下，想要和男孩子一样赢得读书的机会和权利，非常不容易，她们从小就有一股强烈的求知欲望，特别珍惜读书的机会，这为日后成为大学女教师打下了知识底色。

2．刚强不屈的个性

我们发现近代大学女教师从小就生性要强，没有传统女子的低眉顺从、忍辱负重的性格，而是刚强不屈，坚定执着，不断地丰满自己的羽翼，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正是这种坚强的个性，使她们在外部环境不利的条件下，依然能与男教师相互共存，自由地驰骋于大学舞台，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陈衡哲的不屈个性可以追溯到她的启蒙时期，她是家里老二，刚生下来时，父母曾因她是个女孩子感到失望。但陈衡哲在童年时期就雄心勃勃，她在自传中曾说：“我不是立志要穿比别人更漂亮的衣服之类，而是希望别人觉得我聪明、在学业上有前途。因此，当父母有一天问我和姐姐谁想要先学认字时，我回答说我想先学。”尽管由于年龄太小，当时只有四岁，习字不了了之，但却赢得了父母的另眼相看。到六七岁时，母亲教姐姐和妹妹，父亲单独给她开课。一般女孩子都开始学习《三字经》《千字文》，但父亲直接让她学习《尔雅》，第二本书是记录中国两千个地名的地理书，第三本书是历史笔记，包括中国历代君主的称号和统治年代。这些书枯燥艰涩，难以理解，没有节奏，没有韵律，甚至很多连意义都不懂，但陈衡哲不抱怨，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劲，硬是把它们一一背诵下来，从此，父亲对她更是刮目相看。冯沅君从小跟着教书先生学习，有一次“不知道先生说一句什么批评的话，沅君生气了，第二天就不去上学。母亲生气地说，不上学，就要把她送到上房后边的一间黑屋里。她宁愿上小黑屋，也不去上学。母亲劝说解释，亲自把她送到书房门口，先生也出来接她，她无论如何也不进门槛”。这是哥哥冯友兰讲述的一段幼年轶事，但冯沅君倔强的个性可见一斑。吴贻芳出生于湖北武昌的一个书香门第家庭，曾祖父是翰林，祖父是举人，全家随着吴举人的官职，迁至武昌定居。父亲吴守训只考取了秀才，后捐了一个“候补知县”的头衔。吴守训是一个安于本分，在官场上不受贿行贿，只求稳定的生活。可是官场黑暗，终究还是被人陷害，背上亏空公款的罪名，万般无奈之下竟跳江轻生。原本幸福美满的生活因父亲的离去变得惨淡不堪，母亲带着一家人投奔杭州祖母家，从此过着靠亲戚接济的生活。哥哥因为不小心弄丢了筹集来的学费，自怨自艾，没脸面对家人，竟纵身跳入黄浦江。母亲因接受不了儿子跳江的现实上吊自缢，姐姐在母亲出殡的前一晚也随母亲而去。身边至亲一个接一个离她而去，只留下七旬祖母和九岁妹妹。面对冷酷的现实，吴贻芳并没有就此倒下，历经磨难的她，暗下决心一定要支撑起这个破碎的家，照顾好祖母和妹妹，成为这个家的顶梁柱。在困苦中走出来的吴贻芳学习更加刻苦，丝毫不让自己有懈怠的机会，拼命地抓紧每分每秒，变得更加沉寂，更加坚韧。冰心在贝满女中读书时，数学很差，经常考试不及格，后来在老师的鼓励下，她每天回到家就学习，甚至在睡梦中还在做数学，一道道难题就这样在她的努力下得到解决，最终冰心以全校最优秀的应届毕业生代表同学们致辞。苏雪林在安庆省立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为了与另一名同学争夺第一，经常熬夜到凌晨三点，甚至为此得了一身病，一累就要头痛的毛病。

可见，近代这些女教师小时候和读书时期就表现出争强好胜的个性和不屈不挠的韧劲，她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孜孜以求，甚至不惜牺牲其他一切。这些为她们日后成为大学教师打下了良好的个性基础。

3．独立的自主意识

近代大学女教师从小就有强烈的自主意识。陈衡哲认为女性的真正解放在于女性现代人格的建立。这个现代人格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女性的性别人格，“为女”的人格；一是女性的个性人格，“为人”的人格。女性的双重人格都要给予充分发展，否则牺牲任何一种人格，女性的人格就不会健全。她在自己的人生中，也一直在为自己“造命”。从十三岁起，她就远离父母南北奔走。曾有一次，从成都到上海的船上，她一路远行，并不感到寂寞，反而感到独处具有相当诱惑力。当时同船的两个男孩子一直哭哭啼啼，最后一个仆人告诉她：“这些男孩比你胆小多了，小姐，虽然他们是男孩你是女孩。他们老哭，想他们的母亲和舒服的家，尽管他们要比你大两三岁。”甚至考上了清华大学留美奖学金出国时，陈衡哲也不要家人为她送别，她说：“我已经习惯于各种各样的独处。”林徽因从小就知道父亲不喜欢母亲，对她母亲非常冷淡。她父亲善诗文、工书法，是一个儒雅风流的新派人物，而她母亲则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旧式女子。所以“她爱父亲，却恨他对自己母亲的无情；她爱自己的母亲，却又恨她不争气；她以长姊真挚的感情，爱着几个异母的弟妹，然而那个半封建家庭中扭曲的人际关系却在精神上深深地伤害过她。可能是由于这一切，她后来的一生中很少表现出三从四德式的温顺，却不断地追求人格上的独立与自由”。她跟随父亲游历欧洲时，就立志学建筑，做一名优秀的建筑师。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时，建筑系只收男生，不收女生，因为建筑系的学生常常要彻夜赶图，女生不是很方便。虽然林徽因在美术系注册上学，但第二年春季班开始，林徽因就成了建筑系设计教授的助理，过了一个学期，又当上了建筑设计课的辅导员。虽然我们不知道林徽因是怎样成为建筑系设计教授的助理和建筑设计课辅导员的，但有一点非常明确，她有她自己的执着追求，她不想步她母亲的后尘，她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想学什么，想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

正是这种独立的自主意识，使得她们敢于同传统守旧势力作斗争，实现人生的真正独立；也正是这种独立自主意识，使得她们非常自信，为她们以后走上大学讲台奠定了基础。

4．融汇中西的文化素养和能力

近代大学女教师，用柯灵的话说是：“大多出生于仕宦之家，还是清末的遗民，有的留学海外，浥欧风，沐美雨，或多才多艺，或作家而兼学者，格调高雅清婉，上承古典闺秀余绪而别具五四新姿。”也就是说，这些女性之所以能成为大学女教师，是因为她们有着令人羡慕的高等教育背景，具有融汇中西的文化素养和能力。赵萝蕤出生于书香世家，她的父亲是东吴大学教授赵紫宸。她曾在苏州圣约翰堂附近的幼儿园上学三年，七岁进景海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十四岁考入燕京大学附属中学，十六岁时，她被燕京大学中文系录取，大学二年级时转入英语系，二十岁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在积累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后，她又赴美国芝加哥大学英语系学习，专攻美国文学，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对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作品产生独特兴趣，花了几年时间关注他的各种作品。正是这种教育，使她得天独厚，具备了中西融汇的素养和能力。袁昌英是一位集学者、大学教授、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作家于一身的现代知识女性。在她小时候，她的父亲就非常重视对她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中国诗歌艺术的熏陶。由于她父亲袁雪安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观念很新，非常看重女儿的教育。袁昌英十三岁时，她父亲就送她到上海教会学校中西女塾读书，1916年毕业后又自费送她去英国深造。1921年袁昌英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获英国文学硕士学位，是在英国获硕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女性。1926年她又只身赴法，在巴黎大学攻读法国文学和近代欧美戏剧，获硕士学位。这种融汇中西的文化积淀，使得“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西方文化的接受时，袁昌英也并非盲目照搬，而是以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和自身的好恶，有选择地吸纳与接受，形成了她兼具知识分子的雍容气度、传统女性的兰心蕙质和西方人文精神的独立意识，表现出女作家中少见的才、学、识、德的水乳交融，这些正是袁昌英散发出的独特魅力所在”。再如林徽因学贯中西，早年教会女中学习、留学欧美的生活，使她较好地接受到西方现代文化的熏陶和教育。同时，深具传统文化底蕴的家庭背景，又让她与传统文化存留着一份难以割断的情结，从而形成了林徽因亦中亦西，古典和现代融于一身的独特气质。正如梁再冰后来回忆所说：“妈妈到英国前主要受中国文化熏染，在英国居留的一年多中，开始接触欧洲文化影响”，而“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某些生活方式上（如英国人普遍爱好的afternoon tea或下午茶聚），也涉及更深层次的领域，首先是文学艺术的鉴赏方面。这一时期妈妈的英语口语和阅读水平都大大提高了，通过阅读英国文学作品等，她开始在原有的中国文化根底上吸收西方的影响和理念”。此外，冯沅君曾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保送到北京大学国学门做研究生，后又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文学系东方文学博士学位；吴贻芳在金陵女子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为进一步提高自己，她又到美国密歇根大学研究院，最终获得生物学博士学位，等等。近代大学女教师学贯中西，视野开阔，为她们走上大学讲台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

总之，在主客观条件的共同诉求下，近代大学女教师作为一个新兴的知识群体悄然兴起。这一群体的产生，标志着男性统治大学讲台的格局被打破，从此，中国女性开始在知识的最高层次占有一席之地，打破了女子智力不如男性的传统观念，成为高校教师队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