玖拾壹
| 1868年（同治七年）三月初一日
与孝威
孝威览之：
战事尚为顺利，诸将士忠奋异常，此国家深仁厚泽所致，非统帅能激厉之也。贼势剽锐殊甚，遇坚军则转瞬即不见踪迹，遇瑕军则有隙即入，亦不及招架，非长毛所能。淮军自命熟谙情形，而郭、杨十六七之战传闻异词，询其逃去之卒，颇悉其概。尔不可以此告人，恐闻者勃然，嫌隙必开矣。尔年轻学浅，无阅历，凡事以少开口、莫高兴为主，记之，记之。
各军云集，兵勇骚扰颇甚，而直省民风之凶狠尤世所罕闻。吾忧杀机方动，未能骤止也。道途劫杀之案日出日奇，尔将来南旋须候我谕，断不可大意，亦不可坐轮船。
尔如赴会试亦可，但不必求中进士。功候太早，本无中理，且科名亦易干人忌也。谢麐伯庶常天性纯笃，每言及国事艰难，辄涕泗交颐，所谓“袁安之每念王家，自然流涕也”。其人学行可为尔师。
同乡中会试寒士可暗地查明告我。手此谕知。
孝宽主事照可领回，此次尔亦可捐行走。
三月初一夜正定行营此是来往第三次也
左、李矛盾为什么越积越大
在这封信里，左宗棠向儿子透露了一个军事机密：李鸿章的淮军出了乱子，部将郭松林、杨鼎勋在1868年农历二月十六、十七日前线剿捻时“传闻异词”。
“传闻”是什么？“异词”有哪些？左宗棠似乎颇有顾忌，点到即止。他还提醒儿子：知道就可以了，千万不能外传；话要是传出去，自己跟李鸿章就不好合作了。如此讳莫如深，历史真相潜于水底。今天我们要了解这段历史，只能从相关人物的史籍中寻找答案。
一、“传闻异词”查证于郭松林
淮军将领郭松林，字子美，湖南湘潭人。1856年（咸丰六年）跟从曾国荃，因战功陆续提升为把总、守备。1861年因攻打安庆有功，再升为游击，赐号“奋勇巴图鲁”。稍后又被提拔为参将。1862年（同治元年），李鸿章组建淮勇八千开赴上海，郭松林部正在上海，根据属地管理原则，归江苏巡抚李鸿章调遣。
1866年，剿捻前敌总指挥曾国藩因旧部已经解散，命令郭松林回湖南再新募士兵，开赴德安剿捻。郭松林东山再起，一口气打下应城、云梦、皂河、杨泽；但追到臼口时中了埋伏，被打中脚，于是请假回湖南养伤。
1867年，郭松林再回到战场。
其时，曾国藩已经退居二线，以顾问身份，协助学生李鸿章剿捻。李鸿章将郭松林部命名“武毅军”。
左宗棠所说的“传闻异词”，按图索骥，只能从“武毅军”的相关史籍中寻找。
《清史稿》对“武毅军”的历史如此记述：“七年（1868年）春，西捻犯畿辅，松林败之安平，再破之茌平。自临邑筑长围至马颊河，松林偕潘鼎新、王心安守之，败贼於海丰，追至德州，历十六昼夜，斩捕过半。”这里说的全是战绩，没有“投诚、通敌、哗变、滥杀、弃城”之类的字眼，看不出破绽。那么，杨鼎勋那边有破绽吗？
二、“传闻异词”查证于杨鼎勋
杨鼎勋字少铭，四川华阳人。1852年（咸丰二年）应募从军，隶属湖北按察使李孟群，初战因打汉阳有功，被提升为把总。1857年，调入霆军，归属提督鲍超统带。其后一路提级，历任千总、都司、游击、副将、总兵，赐号“锋勇巴图鲁”。
1866年，杨鼎勋接朝廷命令，调赴河南剿捻，因在朱仙镇打胜首仗，被提升为浙江提督。
关于杨鼎勋这段时间的历史，《清史稿》这样记载：“驰援畿辅，破捻匪於安平，追至杨家村，降贼酋张志清。偕郭松林击贼浚县大邳山，又败之卫辉，阵斩贼酋王建瀛、熊八，擒悍贼何士喜、周久於龙王庙。”
照样看不出任何问题。
再查《清史稿·本纪二十二·穆宗本纪二》，则如此记录：
“二月辛巳，官军复渭源。癸未，命恭亲王节制各路统兵大臣。戊子，回匪复陷宁条梁。己丑，回匪窜伊克沙巴尔，官军击退之。褫赵长龄、陈湜职，遣戍。壬辰，陕军复宝鸡。癸巳，滇军解镇雄围。迤西回陷楚雄。乙未，豫、皖各军败张总愚（张宗禹）于束鹿。庚子，左宗棠、李鸿章等军剿贼，迭破之。”
所谓“传闻异词”，在这里照样连影子都看不到。什么原因？想来是“历史宜粗不宜细”。但历史的细节与真相，就这样永远湮没。若不是左宗棠在这里提起一笔，我们压根想不到要在这里打个问号。据“询其逃去之卒，颇悉其概”一句，大约可以推测为“弃城逃跑”。笔者据其他相关人物的书信，可以确证其中一点：李鸿章此次向朝廷汇报，有夸大军功的事实。
三、曾、左、李“剿捻战术”比较
左、李因战事积怨，鸿沟日深。相互指摘的根本原因，在于战略侧重点不同。
比较同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师剿捻的曾、左、李三大主帅，战略、战术各异。战略上，曾国藩主张“以静制动”，左、李则同时主张“以动制动”。战术上，曾国藩主张“守营以静，以壕为兵”，左、李各有不同：左宗棠主张“长围圈剿”，李鸿章主张“扼地兜剿”。
曾国藩“以静制动”，被动防守，剿捻两年，捻军越剿越大，实践证明失败。
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曾国藩因循守旧。他以前擅长的“扎硬寨、打死仗”的霸蛮办法，面对长于骑技、惯于游击的捻军，已经完全失灵。毕竟，这是一种“土气”的搞法，敌人变了，自己死守不变，难免失败。
左宗棠与李鸿章在战略上无疑都比曾国藩高明。但左、李的战术，却各具优势，难分高下。
左氏战术上主张“长围圈剿”。这是一种“大气”的打法，方法是：将敌人全部包围起来，逐步往中心地带挤压，毕其功于一役。这种战术与楚军的特点有关。楚军取胜首凭胆气，捻军骑兵优势已被车营破解，士气又输一筹，“长围圈剿”，让敌军成为瓮中之鳖。
左氏“长围圈剿”战术之前最成功的案例是1866年初在广东嘉应州与太平军发起的最后一战，一举打败汪海洋九万余人。
但“长围圈剿”要执行到位，有两大难关需要克服：一是战线千里，怎么凭有限的兵力，将敌军全部包围？二是包围敌军之后，怎么顺势痛快淋漓将其全歼，让四面楚歌的敌军无法突围？
这就需要事先全部计算清楚。
左宗棠的策略有二：一是慎战，不轻易打第一枪，以免打草惊蛇；二是事先考虑各种意外，像列数学公式一样，将各种可能性全部列出来，提前找出应对办法。
左宗棠自述其战术思路是：“先察险夷地势，审彼己情形，而以平时所知将士长短应之，乃能稍有把握。其中有算至十分而用之七八分已效者，有算至七八分而效过十分者。”
左氏这种战术的高明之处，曾国藩在左宗棠出山之初早就看出来了，他概括为“细密”。曾国藩曾以钦佩的语气说左宗棠用兵“谋划之密，远出国藩与胡宫保之上”。既然知道左宗棠的好处在哪里，曾国藩为什么不学习呢？是因为做不到。左宗棠的方法不但考验智商与胆量，还需要有大量的经世致用的“实学”垫底，曾国藩的天赋与擅长面不在这儿。
“长围圈剿”不单是繁重的体力活，更是繁杂的脑力活。是以每逢大战，左宗棠邀集幕僚、将领，通宵达旦开夜车，“每发一兵，须发为白”。
李鸿章凡事着眼灵活性，他在战术上主张“扼地兜剿”。方法是：尽量避开战前的繁重与繁杂，侧重战场讨巧。也就是说，两军对阵，他尽量不跟敌军面对面，硬碰硬，而是借助地利与武器两大条件，将敌军诱惑或驱赶到一个易攻难守的地方，再全部包围起来，彻底剿杀干净。
为达到这一战争目的，除需要充分借助地利优势之外，李鸿章还需要强化装备，所以他充分利用外国的先进技术。淮军仿效西式“洋枪队”练兵，将小枪队全部改为洋枪队，同时成立了“春字营”炮队。经过李鸿章的辛苦经营，到1865年，淮军每营均配备洋枪约四百支，全军洋枪共计超过两万支。
因新式武器精密，难以操作，李鸿章又专门雇了一批外籍军官进行指导，他凭借江苏富庶的财力，打造出一支中国当时最“洋气”的现代化军队。
比较而言，曾国藩的“土气打法”已然过时，而左宗棠与李鸿章的战术各有千秋，很难说到底谁高谁下。但要命的是，两人相互之间都不买账，李鸿章的“洋气打法”与左宗棠的“大气打法”，具体操作时又多有相左。谁也说不服谁，所以经常在书信中会争得面红耳赤，就差要见面打架。
四、左、李之简单比较
左、李之间的差别到底还有哪些呢？
两人都采用西方先进武器。左宗棠并不反对新式武器，他只是反对精密武器。理由是，士兵都是粗人，武器不能太精，上战场打仗又不是搞科学研究，所以武器要以“操作简单”与“有杀伤力”为标准。毕竟，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在人心，而不单纯依靠武器。
同治皇帝朝服像
说简单点，左宗棠持“人才决定论”；李鸿章则反过来，主张“武器决定论”。
比较来看，李鸿章的思路也没有错，他适合建设现代化军队；左宗棠的观念，强调人心与士气，则抓住了军事学根本，放到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
战术不同，不相与谋。楚、淮两军遂形同水火。
但淮军的问题此时正在日益暴露。因李鸿章过于强调技术，又主要依赖地利与武器，导致“人心”与“士气”成为短板。淮军本多来自游民，军纪松弛，无可避免出现将士大面积“痞子化”，这恰恰是重纪律、重操守的左宗棠不能容忍的。左宗棠任事刚直，眼里容不得沙子，因此总想找机会整李鸿章一下，当面告诉他正确的治军之道。于是，西捻军一灭，左宗棠马上举报他放跑了西捻军首领张宗禹。
关于两人的战略、战术、军纪、武器，笔者非军事专家，仅陈述部分事实，供读者参考。
但笔者认为，左宗棠因论人时每有“完人洁癖”，他由批评淮军军纪扩大到否定其军事能力，有些过头了。淮军在军纪方面肯定存在左宗棠指出的那些问题，但战斗力还是比较强大的，毕竟剿灭捻军的第一功臣是李鸿章。如果淮军真如左氏说的那么不堪，“皖军多收捻余，战不足恃”，则不可能取得那么多的胜利。
抛开战略分歧、战术成败不论，就官品来说，李鸿章就远远不如左宗棠了。据说李氏身后为子孙积累了两千万两白银的遗产，信史的记载是一千万两。如此高额巨款，没有数十年如一日的殚精竭虑与挖空心思，难以积累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