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中国学者的相关问题研究

一、城镇化对消费的影响

城镇化带动了人口的迁移，也带来了迁移人口消费的空间选择。城镇化水平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到2013年年底，城市化率达到53.7%，比1978年提高了35个百分点，城镇人口数量从1978年的1.7亿增加到目前的6.7亿，30多年来增加了5亿人，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城镇化。城镇是消费的主要载体，如果说工业化是创造供给，城镇化则主要是创造需求。许多其他国家的城镇化发展表明，城镇化在带动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的同时，也带来消费需求的大幅增加，同时还产生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住房建设等投资的庞大需求。据测算，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至少需要10万元，每年增加1000万城市人口，就需要1万亿元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再加上需要增加的公共服务以及个人消费增长，这个潜力巨大。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预言，影响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两件大事中，其一是美国高科技的发展，其二就是中国的城镇化。中国城镇化之所以重要，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几亿农民最终完成身份的转变，实现了巨大的社会变迁；还在于带来消费需求的大幅增加，产生庞大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住房建设等投资需求，由城镇化所产生的巨大需求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

关于城镇化与消费的问题，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经济学家斯密西斯就提出了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会促进消费总量的增加和消费倾向的提高，原因表现为：其一，城镇化过程带动了消费品产业的发展，增加了就业岗位，促进了流动人口收入的增加，进而促进了消费的增加；其二，城镇化改变了农村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消费的使用意义逐渐被支出意义和符号意义取代，不仅提高了流动人口的消费倾向，而且推动了全社会消费倾向的提高。马克思曾预言，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将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而逐渐恶化。但城镇化的结果表明，欧洲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因个人行动和社会立法而大为改善。大多数欧洲国家给工人分配社会福利住房与自置居所，发放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提供接受免费义务教育及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实施公共医疗卫生服务或医疗保障，设定最低工资标准，推出一周五天工作制，有汽车、电视、洗衣机、洗碗机等。我国学者对城镇化与流动人口收入的关系有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学者一致的观点认为城镇化促进了流动人口收入水平的提高。在城镇化与消费的关系研究中，多数学者认为城镇化对消费倾向具有促进作用（蔡昉等，1999；蔡思复，1999；胡日东，2007；李朴民等，2009），但也有少数学者认为二者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范剑平，1999）。

二、汇款的研究

1．对汇款作用的研究

我国学者在农民工收入的城乡配置上存在三种观点：第一，农民工在城市的少消费多储蓄，通过汇款到农村有利于促进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发展的不均衡（赵人伟，李实，1999；陈宗胜，2002）；第二，消费的社会意义不在于价值和使用价值，更在于其符号价值，通过消费可以实现平等和获得尊严，农民工在城市的多消费少储蓄更有利于农民向市民的转化（余晓敏 潘毅，2008）；第三，农民工汇款较多，但对农村消费影响很小，如赵耀辉（1999）根据持久收入理论，运用1994年和1995年中国四川省农民工家庭调查数据，发现农民工外出打工寄回农村老家的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家庭消费仅提高0.005个单位。李强（2001）也曾指出，中国农民家庭成员之间存在一种天然的“利他主义”，农民工的家庭成员常常将汇款存起来，以备在外打工的孩子将来成家结婚时使用。所以这种汇款近似于一种存款。

2．对汇款动机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开始大规模向城市转移的同时，大量的汇款也从城市汇回农村，这些汇款行为背后的动机也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研究兴趣。大多数研究都认为，受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的影响，农民工汇款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利他性行为。李强（2001）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务工收入和年龄对汇款有显著的正影响，但他并未明确提出对汇款动机的判断。蔡谦（2003）通过研究湖北省的调查数据发现，那些在过去一年中回过老家的农民工与农村老家的联系更紧密，汇款量也更大，因此可以认为农民工汇款是农民工与其老家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一种利他行为。韦斯特（West）等（1999）对农村住户的调查发现，老家家庭财产数量对农民工汇款有显著的负影响，这表明农民工汇款可能出于利他性考虑。然而，胡枫等人（2008）对2005年中国农民工汇款的调查数据研究却有相反的发现，即农民工老家的家庭非汇款纯收入对汇款量有显著的正影响，并不符合利他假设，而与利己的汇款动机相一致。可见，在对农民工汇款利己动机、利他动机的检验上，这些研究存在较大争论。

罗芳（2007）对湖北省武汉市外来农民工的实证分析则认为，家庭收入水平、配偶是否留在家乡、退休后是否返乡、家乡的房产、失业时农村家庭的经济援助以及农民工外出打工时间等对汇款具有显著影响，农民工汇款既有利他动机，也有利己动机，但又并非两者单纯的折中模式。同样，胡枫等人（2008）也发现利他动机、利己动机并不能全部解释农民工汇款行为，因为在中国农村，汇款接受者大部分为60岁以上的长者且与幼年孙辈同住，基于幼年子女照看的农民工汇款有明显的补偿动机，男性已婚者的汇款量显著高于其他类型的农民工，可能需要通过汇款来获得他人照顾其家庭的“服务”。明娟（2011）对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四个城市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也发现，夫妻共同外出、子女在原籍读书以及较高的回流意愿都带来更多的汇款，农民工汇款更可能是交换动机、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共同作用下的行为。另外，也有部分研究支持了农民工汇款的偿债动机解释，他们发现，从老家家庭中曾获得迁移资金支持的农民工、教育程度更高的农民工、对家庭养育之恩感受更强烈的女性农民工更倾向于汇款并且汇款量较高（李妍妍，2006）。对于共同保险动机，目前并没有实证研究进行有力地验证，在胡枫等人（2008）的研究中，农民工是否有失业经历对汇款量有明显的负影响，并不支持对共同保险动机的解释。

综合以上观点，不难发现，国内外学者对移民汇款究竟基于何种动机以及实证检验的方法的争论并未取得一致，多数人对移民汇款动机很难一一区别（如利他动机和共同保险动机），更多地表现为复合型动机。加上选取的样本的不同，采用不同的估计方法，得出的结论也存在较大差异，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总之，跨时选择消费理论的核心是关于对现在消费和未来消费的选择，要受风险预期和公共消费品供给的影响。农民工不仅需要在现在消费和未来消费上进行选择，同时还需要在城市消费和在乡村消费进行选择。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入城市，他们一方面要寻找就业机会和合理安排收支来保障生存，另一方面追求着新的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以获得尊严。同时，他们还向家乡输送财物来反哺父老。农民工消费行为的跨时选择与城乡选择相结合，使现有的消费经济学、消费社会学和消费心理学的理论难以单独解释，必须通过深入研究提出有中国特色的流动人口消费选择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