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人口迁移与消费的空间选择

第一节 人口迁移理论

一、人口迁移与流动人口

人口既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也是物质财富的消费者。人口迁移不只是人口在空间分布上发生变化，也带来了消费资源在空间配置上的变化。人口迁移的距离、迁移的时间、迁移的原因、迁移的过程以及迁移后果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消费选择行为。因此，研究农民工的消费选择问题首先绕不开的问题是农民工的空间选择，以及与此相关的迁移动因、迁移过程和迁移结果对消费选择的影响。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迁移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与国内外历次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相比，该时期迁移的主要动因是以增加和改善个人或家庭的福利为目的，而非出于战乱、疾病或灾荒，迁移的结果带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因此，对于这样一种以经济动因为基础的人口流动，考察其消费选择状况，有助于了解流动人口的生存发展状况以及福利改善状况，这对于新时期我国城镇化建设和民生改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中国，农民工被归为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定义在中国始终存在着分歧，这种分歧一方面反映在流动半径的界定上，离开家多远算是流动；另一方面反映在流动的时间上，离开家多久算是流动。中国的行政区划自上而下分为四级，包括省级、地市级、县级和乡级，由此带来的流动就有跨省流动、省内跨市流动、市内跨县流动、县内跨乡流动。从流动时间上看，有短时间的流动，也有较长时间的流动，有一开始就决定永久迁移，有流动几十年后，老了以后要回老家的暂时迁移。户口在中国具有先赋性质，与户籍相关的城乡差别是导致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当然近年来城市到城市流动的人口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本书对流动人口的界定是指从户籍地到流入地，在流入地停留六个月以上的人群。流动范围包括跨省流动、省内跨市流动、市内跨县流动。流动人口根据户口的城乡属性分为乡城流动者和城城流动者。

流动人口在家庭资源配置上具有两个方面的显著特征：第一，跨时配置。流动人口的收入是在当前消费还是延迟到未来消费，要受未来不确定性预期的影响，而社会保障是规避未来不确定性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的主体——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建设还很滞后，农民工对收入的跨时配置以未来效用最大化为出发点，以多储蓄、少消费来提供规避未来可能出现风险的资金保障。第二，城乡配置。农民工的收入是在城市消费还是农村消费，要受城市化预期的影响。近年来，政府对于日益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何去何从非常重视，一方面希望通过城市化发展，实现农民工的市民化，如废除户口等制度性障碍，允许农民土地流转；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农村的发展和城市的容纳，提出城乡一体化发展和新农村建设，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这些政策作用于农民工，使其不得不选择在城乡两地进行资源配置。因此，对于农民工收入的跨时选择和城乡配置选择的考察，有助于了解农民工对未来的预期，也有助于检验政府的城市化政策、公共服务均等化政策、城乡发展一体化政策的作用效果。

二、永久性迁移和暂时性迁移

在人口迁移研究中，人们关注较多的是迁移的永久性和暂时性问题，这也是研究消费空间选择的关键问题，因为不同的迁移决策涉及不同的消费选择模式。朱宇（2004）对国内外有关迁移的研究进行了梳理，他总结发现迁移有多种模式，包括永久性迁移、暂时性迁移和循环性迁移。永久性迁移是指人口通过迁移产生“根本归属的转移和重新定位”，发达国家关注的迁移概念实际上是永久性迁移，然而这种迁移难以涵盖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的主要特征。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迁移者开始迁移时并没有永久改变居住地的意愿而仍打算回到原居住地，其迁移行为并不导致永久迁移所产生的根本归属的转移和重新定位。这种人口迁移不仅是非永久性迁移或暂时性迁移，更多是一种往返于迁入地与迁出地、一次或多次的往返循环性移动，因而被称为“循环流动”（Circulation）。

暂时性迁移类似于候鸟式迁移，自古有之，如游牧民族的迁移。暂时性迁移的重要性及影响早在1885年由莱温斯坦（Ravenstein）撰写的《人口迁移规律》一文中提到。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暂时性迁移在推动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战后德国的土耳其劳工。然而，与暂时性迁移相比，研究者对永久性迁移更为关注。早期的人口迁移理论，如推拉理论，是以个人为迁移的决策单位，以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社会经济特征为解释变量，隐含的假设是人口迁移是永久性迁移。二元经济理论关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非农就业，隐含的假设是这些劳动力是暂时离开农业，家庭重心仍在农村。

现代交通和通信工具的发展缩短了移民与老家的距离，使移民与老家的关系更加密切。在较高收入的城市挣钱，到农村老家去花钱，这种暂时性迁移模式对于移民来说更加经济，可以促进城乡两地共同消费。同样，季节性的循环迁移在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国家也非常普遍［斯凯尔顿（Skeldon,1990）］。过去的研究一致认为农民工的迁移是先暂时或循环迁移，经历若干年后，人们获得城市户口后，才选择定居城市，进而变成永久性迁移。然而一些有关农民工的定居城市意愿研究并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许多人的研究发现农民工具有告老还乡意愿的人不在少数，即使有机会获得城市户口，大多数农民工也不愿意放弃农村户口（朱宇，2004）。中国学者对农民工非永久性迁移特征给予长期的关注，并赋予了多种定义，如“亦工亦农”“候鸟式迁移”“钟摆式现象”“回流现象”“半城市化”“不完全城市化”（白南生，2008；赵，2002；李强，2001；周大鸣，2005；王春光，2006；唐茂荣，2008），这意味着暂时性迁移是农民工迁移的主要特征。

如何判断一个人的迁移是永久性迁移还是暂时性迁移，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存在多种评判方法。例如朱宇（2004）认为判断标准不是迁移时间，而是返乡意愿。蔡禾（2007）将农民工放弃土地意愿、户口迁入打工城市意愿作为评价是否永久性迁移的标志。我国许多人口研究将流动看作是暂时性迁移，而将迁移看作是永久性迁移，以二者在时间上的长短进行划分，离开原居住地的时间短者为流动者，长者为迁移者（李玲，2001）。然而朱宇的文献研究发现，国外许多迁移研究并不特别关注循环流动与永久迁移在时间长短上的差异，只要仍有回乡的意愿，离开原居住地短至数日长至数年的移动者都可归入流动者的行列。这些研究更多强调的是流动的目的，强调是否有永久离开原居住地的意愿，以及财富在现居住地和原居住地的分配，暂时性迁移与永久性迁移的差异也可以通过农民工对消费品的选择体现出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暂时性迁移的规模远比永久性迁移要大，现代化、工业化和信息化对其影响更大。这些发现挑战了传统永久性迁移理论框架。

20世纪70年代雨果（Hugo）对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的人口普查数据研究具有典型性。他以常住地为分类标志，若普查期内居住的常住地发生变化，则认为是永久性迁移，他研究发现永久性迁移人口仅占该地区所有迁移人口的1/3，而大部分人口移动采取的是循环流动的策略，流动者将其家乡作为永久家园并最终回到家乡。许多印度尼西亚人工作在一地，消费和投资在另一地，长期在两地保持着双重职业身份。雨果发现印度尼西亚爪哇岛25%的农户家中至少有一人在一年中有部分时间在城市工作，其总人数可达375万，相当于爪哇岛50%的城市就业人口（雨果，1982）。

三、迁移的决定因素

1.“推拉”理论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李（E.S.Lee）系统地提出了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他首次划分了影响迁移的因素，并分为“推力”和“拉力”两个方面。他认为，人口流动的目的是改善生活条件，流入地的那些有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就成为拉力，而流出地不利于改善生活条件的因素就是推力，人口流动是由这两股力量前拉后推所决定的。

2．二元经济不平衡理论

1954年刘易斯首次提出了著名的二元结构模型，该理论认为劳动力迁移主要是由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只要存在收入较高的就业机会，就会对劳动力产生持续的引力。与之相对应的是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理论，中国学者对该理论做了很多实证研究（陈宗胜等，2002；刘传江，2004）。

3．迁移文化的作用理论

移民寄回家乡的财物，将增加留守家庭的收入，使家乡那些没有移民收入的家庭产生“相对剥夺感”，进而激发他们移民的动力。更重要的是，迁移者本身已嵌入了迁移文化，他们再度迁移的可能性相对更大，并可能带动其亲朋好友迁移。对于中国农民工迁移文化的特点与作用，有学者进行相关的研究（吴兴陆，2005；周大鸣，2005）等。

4．社会资本的作用

迁移行为并非仅仅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社会资本作用的结果。当大量迁移者在流入地定居后，就会基于血缘、乡缘、情缘形成一系列移民网络。移民网络的建立有助于降低后来移民者的成本和风险。对于中国农民工在社会资本的积累和社会网建构方面的特点，有学者进行深入的研究（任远，2002）。

5．户籍制度的作用

户籍制度是国家人口管理的手段，也是研究中国农民工绕不开的问题。户籍本身并不重要，而附着在户籍之上的资源是影响农民工迁移模式和消费选择的重要因素。这些制度包括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养老制度、住房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和企业用工制度等。中国农民工作为劳动力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劳动力在于他们的迁移受着户籍这一国家制度的控制，户籍制度赋予城乡劳动力不同的机会，这就使农民工要根据制度的影响来规划自己或家庭的资源配置行为。

6．家庭的作用

迁移的决策是个体行为还是集体行为，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新家庭迁移理论认为个体的迁移是由家庭成员共同做出的决定，迁移因素被归结为一种有最大化经济利益和最小化风险的家庭策略，而周期性往返迁移则是充分利用城市和农村（家庭）资源。人的迁移行为不仅受个人预期收入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还会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

事实上，中国农民工迁移经历了从非家庭化到家庭化的过程，第一个阶段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属于家庭重心在农村的家庭分离，主要特征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只身外出从事季节性务工。据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百村调查显示，1994年在农村外出劳动力中，夫妻同行的仅为9%。第二个阶段是家庭重心在城市的家庭分离，主要特征为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的长期化和举家迁移比例的提高，2012年国家人口计生委数据显示，农民工在流入地居住1年以下者为33.9%,1～5年者为32.8%,5～10年者为15.1%,10年以上者为18.4%，举家迁移占全部流动人口的比例达56.6%。

伴随着农民工家庭分离的阶段性特征，相关研究也具阶段性的特征：第一个阶段主要运用二元结构模型理论探讨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和向家乡留守家庭的汇款对于缩小城乡二元经济不平等的作用（赵人伟，1999；陈宗胜，2002；李强，2002）；第二个阶段主要探讨农民工家庭分离带来的社会问题，包括留守老人问题（国家人口计生委，2012；叶敬忠、贺志聪，2010）；留守妇女问题（叶敬忠、吴惠芳，2008）；留守儿童问题（辜胜阻，2011）。本研究关心的问题是农民工的消费选择是如何受到国家制度、劳动力市场、家庭结构、社会资本和迁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