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中国农民工跨时消费的相关研究
中国农民工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作为生产者，他们既是农民也是工人，或者是以农民的身份，干着工人的工作；作为消费者，他们同样面对现在消费和未来消费的选择问题，也面临着与城市人比较及与群体内部比较的问题。然而，由于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转型背景、大规模的城市化、消费品及生活方式的全球化、支付方式的逐渐多样化，使对农民工的消费研究更加复杂。现有的研究成果如下。
一、收入对消费的影响
1．当期收入的影响
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认为，人们的消费水平取决于当期收入水平，随着当期收入的增长，消费支出也增长，消费增长慢于收入增长。诸多学者对于我国农民工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的消费能力与其收入有着密切联系，即随着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能力也在提高。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省吃俭用族”，他们中间许多人也追逐时尚，在服装、餐饮、通信产品等方面的消费理念都已经变得前卫，消费支出占收入比重较高，已聚合成一个新消费军团（余小敏等，2008
）。然而也有研究认为，农民工在收入增加的情况下，消费行为仍然集中表现为消费倾向低，储蓄倾向高，汇款回家依然制约着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能力（徐志旻，2003；王曼，2005；潘洪涛，2008）。
2．持久收入对消费的影响
弗里德曼认为暂时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越大，就业的稳定性越差，人们在跨时消费选择行为上，更倾向于选择储蓄以应对未来收入的波动。以持久收入理论研究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农民工的流动性和非稳定性是其基本生存特征，由此带来的是收入构成中暂时收入的比重较大；第二，就业企业的非稳定性使其收入构成中的暂时性比重提高，农民工大多就业于小企业，小企业本身抗风险的能力较差，这就使其收入充满了不确定性；第三，就业职业的门槛低，可替代性强，这无疑也提高了其收入构成中暂时收入的比重。农民工收入构成中较高的暂时收入不仅影响了其消费行为，而且影响了其身份认同和社会融入状况（Zhu,2011）。
二、生命周期对消费的影响
1．有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家庭禀赋和家庭结构对消费的影响
第一，农民工大宗消费反映出家庭禀赋的影响，大宗消费的目标依次为：回乡建房，供子女或弟弟妹妹读书，办婚事（或资助子女成家），家人生活开支（赡养父母）（刘程，2004）。第二，农民工在城市与农村的消费上存在着差异性，在城市，农民工家庭消费主要以食品支出和房租为主；而在农村，农民工家庭消费主要以食品支出、子女教育、修缮房屋和人情交际费用为主（李海峰，2008）。第三，也有学者认为，由于受到中国农民特殊的家庭关系，即“家本位”认识的影响，农民工都理所当然地以高比例汇款等形式与家庭保持极为紧密的联系；而且，外出务工者大都会候鸟式地往返于城市和家乡。这些不仅为农民工向农村传播城市消费观念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而且也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方式的城市化（李强等，2008）。
2．农民工的自控能力与消费行为
理查德·泰勒（1980）提出的行为生命周期假说（BLC），通过增加两个重要的行为特征而丰富了生命周期假说：第一，自我控制。自我控制需要动用自制力，是有成本的，因此经济机构动用各种经济手段，诸如养老金计划、公积金计划，迫使人们将一部分消费延迟，甚至到退休。第二，心理账户。为了保证自控的实施，大多数消费者在潜意识中使用一系列心理账户，通过该账户将收入和财产按金额大小、流动性强弱进行分类，以此约束自己的行为方式。由于消费者的自我控制能力不同，受诱惑程度不同，在消费的跨时选择上是有差异的。这一理论对于中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具有解释力，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经常接触城市的消费文化，较老一代农民工自控能力不足，目前缺乏有效的经济手段来约束其自控能力不足的行为，仅仅靠其心理账户的自我约束还不足以克服未来的风险，政府需要强化约束机制和加大社会保障的供给。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农民工消费储蓄问题上给予较大的关注，预防性储蓄理论是主要的分析框架（Zhu,2011）。
三、农民工的符号消费
凡勃伦（1899）在《有闲阶级论》中把荣誉消费定义为炫耀性消费，即通过消费让人了解消费者的财富、权力和身份，从而使消费者获得荣誉以及自我满足的消费行为。后来的“炫耀性消费”是指超越了商品固有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商品符号意义的重要体现。波德里亚（1968）在《消费社会》中指出，商品的符号价值具有商品的独特性符号和商品的社会象征性，其中商品的社会象征性指商品成为标志某种社会身份和地位、生活方式、生活品位和社会认同的符号。我国学者在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中引入了消费的符号意义理论，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较老一代农民工为荣誉而消费的动机更强一些，模仿性消费是荣誉消费的表现（唐有财，2009）。有学者认为消费的荣誉意义也体现在新生代农民工通过模仿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式，以此寻求社会地位的提升上（王劲松，2007）。新生代农民工相对于老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接受城市的消费价值观念和消费方式，新生代农民工容易受到榜样群体的影响而为自己的身份象征定位，对城市生活方式有着高度的认同，主要表现在他们对城市生活方式主动性吸纳、自觉性内化和外显行为的模仿上（周明宝，2004）。
四、地位寻求与消费
最早研究地位寻求动机与消费的关系的是亚当·斯密，他在《道德情操论》中以亚麻衫为例提出了服装具有最低社会面子属性，他说亚麻衫不仅仅是为维持生活必不可少的商品，而且是按照一国的习俗，少了它，体面人固不待说，就是最低社会阶级亦觉得有伤体面。凡勃伦（1899）在《有闲阶级论》中专门讨论“炫耀性消费”是地位寻求和身份证明的直接表现，认为长裙、高跟鞋、礼帽是有闲阶级的身份证明。西美尔在《时尚的哲学》中认为服饰起到社会区分和社会模仿的功能，服饰能够充分体现个体之间的差异化，同时它的示范性功能较其他商品更加突出。杜森贝里（Duesenberry,1949）利用“示范效应”（demonstration effect）分析了相对地位在消费和储蓄决策中的重要性。罗伯特·弗兰克（Frank,1985b）对地位寻求进行了实证分析，他把消费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与他人具有强烈对比性的，看得见的商品，如汽车、住房、服饰等；这类商品能够彰显消费者的地位，故称为“地位性”（positional goods）消费品；二是与地位关系不大或不易观察的商品，如储蓄、保险、休闲等，称为“非地位性”（non-positional goods）消费品，显然服饰消费被划分为与彰显社会地位有关的商品。福奈尔在《格调》一书中指出，外形、外貌、穿着、打扮能够体现出消费者的品位和认同。在对身体和形象的投资上，通过对他人消费的模仿以期获得认同，以此作为提升社会认同的有效途径。
有关中国居民地位寻求动机与消费的深入研究尚不多见。朱信凯（2001）曾对中国农户的地位性消费行为进行过研究，他利用江汉平原9个县市调查数据所做的实证分析显示，中国农户存在显著的地位寻求动机。陈利平（2005）把理性攀比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从理论上讨论了经济增长与储蓄的关系。布郎等（2010）利用2004年和2006年贵州省26个自然村的调查数据所做的实证分析表明，农户的葬礼支出、人情支出以及新郎家的婚礼支出均与前一年的平均水平（用中位数表示）显著正相关，但新娘家的婚嫁支出并不随着参照组支出水平的变化而明显改变。Wei和Zhang（2012）分析了地位竞争对中国房价的影响。他们认为，由于中国性别比例严重失调，住房作为经济实力的信号在婚姻市场上越来越重要，这在无形中增大了住房需求，由此进一步推高了房价。何强（2011）整合了经济学、心理学和生物学提出的“攀比效应”和“棘轮效应”理论，结合影响幸福度的非物质因素，构建了一个带有交叉学科色彩的、相对规范的幸福度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做了实证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