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质量强国的资源与要素
一、质量大数据是国家的重要战略资源
质量强国必须拥有质量大数据的战略资源。在互联网时代，广泛存在的大数据，已成为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美、欧等世界发达经济体都将大数据资源，视为未来较之石油等更为重要的资源。目前大数据已经在商业、医疗、政府、教育、卫生、人文以及社会的其他方面产生了重大的革命性影响（舍恩伯格，2012）。在各种大数据类型中，质量大数据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数据类型之一。质量大数据是经济数据的核心，经济数据反映的是产品的交易状况，在产品交易中，无论是价格的形成，还是产品交易的多少，以及产品交易结构的变化，实际上反映的都是产品的质量状况。质量大数据也是社会数据的基础，社会收入状况和需求的变化，以及不同阶层和集团的利益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的都是他们在质量领域的定位和行为。一个国家政治层面和军事层面的各类数据，反映的也往往是以质量为基础的数据状况。战略以资源为基础，没有资源就没有战略，在实施质量强国战略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将质量大数据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用大数据资源驱动国家的宏观质量，服务企业的微观竞争。
质量大数据是提升国际贸易竞争力的重要要素。在国际贸易中，我国的产业仍然停留在价值链的低端，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很多，但缺乏对质量大数据的掌握和评价，毫无疑问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国外机构基本上控制了对国际贸易中产品交易质量数据的评价权，并基于这种数据的评价权获得了更高的收益。我国要提升国际贸易的竞争力，与世界强国取得同样的产品质量话语权，最基础的是要获得丰富的质量大数据，并对质量大数据进行挖掘，形成相应的话语权。国际贸易竞争主要是质量的竞争，而质量竞争的核心资源就是质量大数据。掌握了以产品和服务质量为主的数据，就掌握了贸易竞争的主导权。掌握了更多的质量数据，就能够让一国在标准制定上更具有主导权，从而可以利用标准来进行更加灵活的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以保护本国产业的发展。此外，掌握了质量大数据，可以使一国在国际贸易上具有更大的话语权。产品的国际贸易定价要基于质量的检测和认证，只有掌握更多的质量数据才能拥有更大的定价权，否则在国际贸易中将十分被动。因此，在全球化的竞争中，我国要成为真正的世界贸易强国，就必须抢占质量大数据这一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拥有质量大数据，不仅可以提高我国产品质量的竞争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能够提升我国产品质量的附加值。在质量大数据的基础上，我国可以开始逐步地建立对全球产品质量评价的话语权，从而进入产品竞争价值链的高端。
质量大数据必须以消费者信息为主要来源。质量大数据要成为战略性的资源，就必须获得最有价值的质量信息，消费者是产品质量的最终评价者，因而国家应该建立基于消费者评价的质量大数据体系。质量的根本目的是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而消费者是质量的购买者，也是质量直接的感知者，更为重要的是，消费者一般具有提供真实质量信息的内在激励，因为质量信息的提供与其自身利益是密切相关的。因而，基于消费者的质量数据最能真实地反映质量状况。美国、德国等世界强国都非常重视基于消费者的质量大数据获取，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在全美建立了消费者伤害统计信息系统，作为全国质量安全预警的依据；德国的标准、质量法规的制定，大量地使用了产品比较实验数据。基于消费者的质量数据范围非常广泛，但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非互联网的真实物理世界；二是虚拟化的网络世界。质量大数据需要同时在“线下”的真实世界与“线上”的虚拟世界中获取质量信息。要管理和分析这些质量大数据，必须搭建实体化的平台。一方面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基于消费者的质量观测调查网，定期收集反映区域总体质量状态的数据。通过科学的抽样，选取在区域以及全国具有代表性的调查样本，调查的内容应主要包含产品、服务、工程和环境等的质量安全与质量满意状况，以及质量公共服务、公民质量素质等质量发展的制度环境，从多个维度收集线下的质量大数据；另一方面，要建立基于互联网信息的质量监测与预警平台。大数据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基于互联网的数据，质量大数据同样需要通过互联网来获取。基于互联网的质量大数据，主要是利用现代语义分析技术，对发表在微博、博客、论坛等网络媒体上的质量信息，进行实时的收集和分析，并进行一定的关联性分析，为区域、行业和企业的质量安全提供风险预警。我国完全有可能取得在质量领域的后发优势，因为面对质量大数据，世界强国和我国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如果能够快速地建立起以消费者为主要数据来源的质量大数据体系，就能够形成支撑国家强大的重要战略资源。
二、团体标准激发国家强大的创新活力
发展团体标准是世界强国的普遍做法。国家的强大有赖于创新活力的激发，所谓一流企业做标准，就是通过标准的引领来激发创新的活力。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无不利用标准化的方法来控制价值链的高端，也就是通过控制创新，来支撑国家的强大。这些国家的标准主要是依赖产业联盟、专业机构和社会团体来加以制定，这类由市场和社会主体自愿制定并执行的规范性文件被称为团体标准。如美国的标准体系主要由社会自愿组成的标准制定组织制定的团体标准组成，目前已有超过600个非政府性质的标准化组织制定了约5万项自愿性标准，其中20家标准化组织制定了全美90%的标准（Breitenberg，2009）。欧盟的标准除了由联盟及成员国颁布的统一技术法规和指令，大量的是由社会组织所制定的团体标准，即使是政府的技术法规也不设详细的要求，而是由社会组织制定标准作为补充（European Commission，1999）。日本的专业团体和行业协会除了制定供本行业使用的团体标准，还承担部分国家标准的研究起草工作。发达国家和地区之所以如此重视团体标准，主要是因为这一类标准内生于市场主体的自身需要，又能快速地将先进的技术转化为标准的控制力，通过控制标准来控制整个产业链，能够实现快速的产业创新和质量创新。
团体标准可以充分激发国家的创新活力。团体标准主要是由使用者通过联盟等组织方式，自行制定供自己使用的标准，这些生产经营实践中每一个微小的创新，都凝练和规范地反映了使用者自身的需要。标准形成的过程强调一种自愿和合意，即相关利益方都会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通过多方博弈形成一种基于共识和合意之上的制度安排或规范（廖丽和程虹，2013）。由于制定者与使用者的利益相一致，从而能够快速地实现团体标准的更新，反映他们自身的创新成果。因此，充分发展团体标准，实际上就是充分发挥每一个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特别是使创新主体能够享受到创新成果转化为标准带来的利益。团体标准可以让创新性企业保持行业领先优势。质量进步的关键要靠标准，而标准只有带来市场收益才能够让企业有动力持续地进行标准改进。团体标准反映了行业的最新创新成果，通过行业内对团体标准的使用，可以确立其在行业中的引领地位，获得类似于专利权的垄断性收益，以作为创新的合理性补偿。在这一机制下，所有企业都有内在激励去追求更高的标准，从而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质量进步。团体标准可将单个企业的创新及时固化为行业创新成果，企业本身就是掌握创新专业能力并有意愿应用创新成果的创新主体，将创新成果用团体标准的形式表现出来，不仅能使团体内的成员企业更快地进入新行业，占领行业创新的制高点，而且可以通过认证许可的有偿使用，获得更多的收益。在经济利益的激励下，团体标准的制定者会不断地进行科技攻关，从而促进行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团体标准本身也可以成为一种经营行为，那些提供团体标准的机构，更有内生动力去不断地开发升级版的团体标准，只有这样团体标准机构才能持续地获得因创新而带来的收益。创新是我国走向强大的不竭动力，团体标准能够使市场主体将自己的创新转化为标准，并通过标准获得经济利益，又基于利益的激励不断地去创新团体标准，升级团体标准，进而又推动着企业去追求更高的质量，使得企业更愿意在产品标识中标注更高水平的团体标准。
团体标准需要新的体制机制。要发展团体标准，就必须改革我国目前的标准体制，实际上，建立起适应团体标准发展的国家标准体制，本身也是质量强国战略的重要内容。由于政府标准的目的是要满足全社会在健康、安全、环保等基础通用领域的公共利益，因此难以实现用标准促进质量创新发展的功能。要激发国家的创新活力，就应改革我国目前由政府主导的标准体制，建立起由团体标准和政府标准共同构成“双轨驱动”的国家标准体制；将政府标准限定在基础通用领域，政府不再制定推荐性标准，反映行业技术创新的领域由团体标准发挥作用，逐步替代现有的行业标准；允许团体标准制定者通过制定标准获得合法收益，在团体标准获得较多市场主体的使用后，政府可以“搭市场的便车”，在不涉及标准制定者知识产权和利益的前提下，将该项具有创新性功能的标准进行援引，并向团体标准制定者支付费用，通过团体标准的创新带动政府标准的发展。构建起支持团体标准发展的体制机制，不仅有利于国家获得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而且也能够建立起重要的国家创新体系。
三、质量服务业是提升我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产业
世界强国都拥有一流的质量服务业。制造业是世界强国的基础产业，无论产业结构如何变化，世界强国都把制造业作为本国经济的基础。世界强国之所以能够占据制造业价值链的高端，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大力发展质量服务业。随着制造业的全球专业化分工和产业转移，以及上下游供应链前所未有的复杂化，制造业企业越来越依赖企业间的交易与跨国贸易，来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与交换。质量服务业，就是通过提供检验、检测、认证、标准、计量、咨询等第三方质量服务，为卖方企业的质量水平进行评价和担保的生产性服务业。全世界每一个强大的国家，背后都必然有强大的质量服务业作为支撑，如德国有TUV、美国有UL、法国有BV、英国有Intertek、瑞士有SGS等。在我国，外资质量服务机构已在2001年至今的15年间，快速占有了国内质量服务市场超过30%的市场份额。质量服务机构，既是认证产品是否符合技术性法规和自愿性标准的核心主体，又是实施合格评定程序的第三方机构，同时还能自主制定产业标准，这些标准最终会被政府采纳，成为国家对产品质量的法定要求。虽然世界强国逐步将制造业的加工环节向其他国家转移，但却将质量服务业牢牢控制在本国，通过这样的控制力，以掌握制造业的核心价值。
质量服务业能显著提升制造业的附加值。质量是产品的一种内在特性，这种特性需要提供质量服务的专业机构，用标准、检验和认证的方式加以体现，质量服务就是使产品的内在特性价值，不断被评估和证明的过程。我国要逐步地向制造业价值链的高端提升，就必须通过质量服务业来证明产品的内在特性价值。第一，对产品的检验服务可以显著地提升产品的质量水平，而质量又能够促使产品附加值的提升。产品的检验与检测，可以对产品性能以及各项指标做出明确的判断，让企业了解自身的质量水平，并不断地加以改进。权威的质量检测服务，也可以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度，产生品牌溢价。第二，认证可以使产品的价值得到极大的提升，认证就是对产品是否达到标准的认定，第三方的认证可以让产品的内在质量属性外在化和显性化。企业可以通过标准的创新来提高自身的品质，而要使市场中购买者对产品的品质产生认同感，实现其市场收益，就需要权威的认证。第三，质量服务业对于企业的技术进步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提供检测、认证等质量服务的机构，其服务对象是大量的行业内企业，与单个企业相比，其掌握着更多的质量信息和技术前沿，通过检测、认证、咨询等服务，可以让企业了解其技术水平存在的差距，以及改进的方案，促进其技术水平的提升。质量服务业对产品价值的提升，实质上是以第三方的方式，公正地证明产品的更高价值，其是市场不可或缺的中介服务，也是社会质量信用的重要提供者。我国是世界制造业大国，加快发展质量服务业，可以推动我国建成世界制造业强国。
尽快形成国际一流的质量服务产业体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大国，我国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的质量服务业，而且必须服务于制造业的“走出去”战略，要尽快形成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质量服务集团。质量服务业从本质上来说是提供信用的行业，而信用的建立不仅需要长期的积累，更需要有一定的规模。我国提供质量服务的企业数量多，但规模小，尚未在国际上形成与我国国际贸易地位相衬的话语权。要形成合理的质量服务业产业组织，既要有全国性的大型企业集团，又要有各类不同的专业化质量服务企业，同时还要有主要服务于地方质量发展的地方性质量服务机构。在国家层面，要以现有最大的2—3家大型国有质量服务机构为载体，最大限度地整合相似与相关行业、领域的检验、检测国有资产，使其具备参与国际竞争的资本实力；同时依据不同行业与区域的特点，将其余国有质量服务机构整合成为8—10家具有行业领先实力的专业质量服务集团，以及20—30家省一级的区域质量服务集团，构筑起既在国际上具有竞争力，又在国内充满竞争活力的多层次质量服务产业结构。要提高质量服务企业的综合服务能力，将标准、认证、咨询等相关业务进行整合，延长服务的价值链，形成具有综合竞争力的质量服务企业。构建强大的质量服务产业体系，形成与世界强国相互竞争的质量服务集团，是我国制造业价值提升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支撑，只有发展强大的质量服务产业体系，才能真正地构建起支撑质量强国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