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质量时代”具有现实和理论的必然性

为什么要将我国的经济增长转向“质量时代”？答案就是我国现有的以速度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增长，在现实中存在大量的问题并且难以为继，只有转向“质量时代”才能破解发展的难题。这是问题导向下经济增长必然的现实选择，也是我国经济增长转型升级的题中应有之义。从理论上分析，重要的不是要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要从投资驱动转向需求拉动，而是要回答需求拉动怎样才能实现？影响需求的因素有很多，但产品服务质量不高，显然是一个直观上就能观察到的基本因素，这也正是我国必须要进入“质量时代”的理论逻辑。总体来说，我国人均GDP水平还不高，促进经济发展依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任务，而只有质量的提高，才能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的根本目标。

一、“质量时代”是破解我国经济增长难题的必然选择

改革开放之后的35年间，我国经济增长在经历“速度时代”的辉煌之后，正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自2010年以来，GDP增长率已连续3年下滑，投资效率不高且不可持续、人口红利正在减退、对外贸易增长疲软、经济结构失衡、财政和货币政策效益递减。产生以上这些宏观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问题，究其根本，还是缺乏微观质量的支撑，也就是说，我国一直没有夯实宏观经济发展质量赖以提高的微观产品、服务质量基础。微观产品、服务质量不高，必然导致宏观经济发展质量的问题得不到根本性的解决。我国的产能大量过剩，表面上是投资过度造成的，但实质上则是投资所形成的产能缺乏差异化的质量竞争能力。2013年我国钢铁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只有72%，全行业销售利润率几乎为零，在产能大量过剩的情况下，每年还需要从日本、德国等地进口数以千万吨的高端钢材，而且进出口钢材的价差每吨达到400—500美元。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只能是我国钢材供应的微观企业主体，缺乏对高质量钢材的生产和开发能力。截至2014年6月末，我国发行了超过120万亿元的货币（M2），但流动性却依然紧张，其重要的原因也在于大量的货币都沉淀到了一些低质的产品生产领域，这些因为质量差而无法销售出去的产品，就成为沉淀大量货币的“黑洞”。作为宏观经济基础的企业，目前的基本战略就是投资的扩大和数量的扩张，这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短缺时代还有合理性，而当我国经济已经总体进入到过剩时代的今天，这样的战略必然在宏观上会导致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严重问题。要解决我国经济增长的难题，最大的问题导向就是作为微观主体的企业，要真正地以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作为企业发展最基础的战略，这样才能从微观上支撑宏观的经济发展质量。

二、“质量时代”将促使我国经济从投资驱动转向需求拉动

我国多年来一直在强调，经济增长要从投资驱动转向需求拉动，但这一政策目标始终得不到很好的实施。从理论研究上，经济学界也提出了诸如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政府主导体制等原因，导致了需求拉动难以实现。但是，这些解释却无法回答在同样的约束条件下，为什么中国的阿里巴巴、美国的苹果这些在技术上并没有什么独创性的公司，却能够创造那么大的需求？实际上，除了价格、收入这些因素外，更能影响需求的是供给的创新，而供给创新的本质，就是企业要能够创造出更加优质的产品。在产品大量过剩的条件下，人们之所以愿意不断地购买新的产品，只能是因为这个产品在同类产品中，具有更独特和更优质的质量，这就是为什么女性即使已经拥有了大量同类型的服装，却还愿意购买新的服装的原因，因为这件新的服装在色彩、款式或面料的质量上有独到之处。从稀缺性的角度来分析，一个产品要从技术创新上来实现稀缺性并不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而从质量性能上来实现则要容易得多，哪怕苹果只是从色彩上更符合消费者的需要，都会产生大量新的需求。所谓一流的企业创造需求，二流的企业满足需求，三流的企业破坏需求的含义，也是从质量与消费者需求的关系上做出的判断。怎样创造需求，除了技术上的革命性创新和发现新的需求外，更多的需求创造是来自在同类产品中进行的新的质量创新，从而让消费者在需求上实现升级换代。质量创新是企业生产经营实践中反映原材料和中间产品、最终产品、生产方法、产业组织方式及市场等全流程和全周期的，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目标的“创造性毁灭”。这种创新可能并不需要在研发上的高额投入，也不需要太多先行的技术积累，却可以用较小的成本拉动消费需求。宏观上影响总需求的微观基础，就是我国的企业没有能力通过质量创新来创造新的需求，只有真正转向企业的“质量时代”，才能创造我国的“消费时代”。

三、“质量时代”能够更好地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

经济增长的目标就是要实现大部分老百姓都能分享的包容性增长，而2013年全国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扣除物价因素后实际增长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3%，相比财政收入10.1%和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12.2%的增长都要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基尼系数也一直在接近0.5的高位，这些都与包容性增长的要求相距较远。居民、企业和政府的收入在GDP中的占比长期不合理，也就是居民收入的占比明显偏低。这与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根本上来讲，我国的经济发展是速度导向型的，这一导向赖以实现的基础必然是企业大规模地模仿和产品生产的同质化，只有这样的微观生产方式才能支撑宏观上的高速度。而这一发展战略的核心既然是模仿和同质，就必然只是简单地使用劳动者的体力，而不会发挥劳动者的熟练技能和知识能力，这样劳动者的工资在相对同质化的供给条件下，就不可能得到大幅度的提高。“速度时代”依赖的是劳动力的数量供给，而“质量时代”依赖的则是劳动者的技能和知识，当劳动力从人力资源变为人力资本时，其在国民收入中的分享比例必然会大幅度提高，从而在微观上支撑宏观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经济增长的目标还要实现环境友好的可持续增长，而2013年，全国能源消费总量达到了37.6亿吨标准煤，煤炭依然占据一次能源消费的70%；环境污染日益加剧，2013年1月14日，亚州开发银行和清华大学发布的一份名为《迈向环境可持续的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环境分析》中指出，全球1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我国占了7个，经济增长总体上仍未摆脱高消耗和高污染的模式。质量的本质是能更好地满足和创造新的消费需求，这一需求的表现形态就是消费者愿意支付更高的价格，因而价格的差异是对同类产品进行质量评价的重要指标。在相同的投入条件下，质量水平越高，价格也必然会越高。我国之所以必须从“速度时代”转向“质量时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国只能以质量的提高，来对冲能源资源日益紧缺和环境质量不断恶化的风险，如果质量水平不能提高，企业缺乏质量竞争力，仅仅是依靠资源消耗的低产出，就会导致环境质量不断恶化，从而阻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