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供给侧改革顺应现实要求
1.需求拉动渐显乏力，根源或为供给抑制
在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市场需求动力在不断衰减，国内消费潜力难以充分释放，与此同时，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国际经济不景气，导致中国出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影响，结果只能依靠政府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拉动投资需求。在金融危机阶段，我国政府出台“四万亿”投资拉动的刺激计划，使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到了延续，但是也带来影响至今的负面效果[1]。在2011年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onsumer price index，CPI）达到顶峰、开始下滑之后，2012年3月生产者物价指数（producer price index，PPI）开始进入下降通道；截止到2015年10月，PPI已经连续44个月下滑，工业企业销售利润率已经低于CPI与PPI之差，债务风险不断积累。
由此可见，从需求侧入手已经不再适应当前的经济增长形势，也解决不了增长乏力的根本问题，因为我国需求乏力并不是消费能力疲弱，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供给抑制：一是供给结构升级缓慢、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抑制居民现实消费需求；二是供给方式不够优化、供需信息不对称导致潜在需求难以转换为有效需求；三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也制约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四是资本形成需求由于缺乏相应的技术设备和原材料的供给约束，难以形成有效的中间品需求，转而依赖进口[2]；五是国内有效需求最终决定于各主体的供给能力，因为，虽然需求对供给有重大影响，但各类市场主体（个人、企业等）的各种有效需求都取决于其支付能力或购买能力，而其支付能力或购买能力又取决于其收入水平，而收入水平又取决于其生产率，生产率某种程度上就代表其供给能力[3]。因此，需要加强供给侧的改革与创新，带动更多潜在需求的释放。当然，作为经济运行一体两面的供给侧和需求侧，并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是相互促进的关系。供给能够带动需求，需求也会倒逼供给，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二者的协调和互动，只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2.供给侧资源环境约束到达临界点，人口红利到达拐点
中国长期以来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对自然资源的利用，都超出了合理的限度，到达了临界点，导致资源、环境与气候等问题的日益加剧，包括雾霾问题、碳排放问题、水土污染问题等，从人与自然和谐角度来看，已经超出了人们的承受能力[4]。另外，我国能源结构呈现高污染、高碳化的特征，使得上述问题更加突出。比如，2014年我国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耗的比重高达66.0%；而水电、风电、核电、天然气等清洁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耗的比重为16.9%（见表3-1）。另外，我国经济发展还面临着资源约束与能源对外依存度高的问题，2015年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60%，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超过30%，一旦能源供应安全无法保障，势必影响到经济安全[5]。为此，我国把节能减排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源环境问题已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并已逐步加大规制和治理力度，旨在能在更大程度上缓解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问题，实现经济、能源与环境协调发展。
表3-1 主要国家和地区一次能源消费结构（2014年）（%）
目前，我国劳动力供给不再充裕和低廉。1997—2000年经济活动人口平均增速为1.4%，而2010—2013年间的平均增速仅为0.4%；2010年到2014年，农民工总量增速由5.4%下降至1.9%，外出农民工增速由3.5%下降至1.3%，各地频现“用工荒”，劳动力已经不再廉价[6]。2011年中国人口结构出现拐点，2012年开始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数和占比都出现了下降（见图3-1）。同时，人口老龄化现象愈发明显，截至2014年底，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12亿，占总人口的15.5%。与此同时，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的拐点也已经出现，不仅年轻劳动力数量增长停滞甚至是负增长，而且年轻劳动力的劳动意愿也有所改变，他们对闲暇的偏好明显增加，由此导致，劳动力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制造业低成本优势已成历史，主要依靠规模扩张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因此，需要从供给侧入手，进一步提升制造业技术水平，推动制造业由生产型向服务型转变，优化制造业结构，培育新的竞争优势。
图3-1 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及占比的变动情况
3.要素投入结构资本化程度高，技术进步和创新不足
要素层面的供给管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基于CobbDouglas生产函数可知，经济增长驱动力主要有三个来源，分别是劳动、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其中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来源是技术效率。劳动、资本对产出的贡献率主要是来自要素投入数量的扩张，而代表技术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才是产出效率提高和供给结构升级的标志。从我国2005—2014年经济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来看（见表3-2），资本投入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最主要驱动因素，而且其贡献率还呈上升趋势；劳动贡献率呈下降趋势，说明劳动力价格上升、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已经显现，人口红利在逐渐消失；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低，而且呈下降趋势（见图3-2），说明我国技术创新不足，这正是难以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症结”所在，为此，必然需要进行供给侧改革创新，推动技术水平提高和产业高端化成长。
表3-2 劳动、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05—2014年）（%）
图3-2 2005—2014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及其变动趋势
4.产品层次处于中低端，国际竞争力不强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制造业发展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与美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制造业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我国制造业仍然是大而不强，关键核心技术与高端装备的自主研发、创新能力较弱，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不健全；工业化与信息化“两化”融合范围较小、融合程度较低，技术效率不高；产品层次处在中低端，附加值较低，中国制造的世界知名品牌比较缺乏，制造业国际化程度不高，国际竞争力不强。与此同时，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解决失业问题和重塑制造业竞争新优势，纷纷踏上“再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从而推动着新一轮全球化贸易及投资格局的加速形成；另外，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尽快融入全球价值链，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谋得利益，也纷纷加快战略谋划和布局，积极承接产业、资本转移，加快“引进来、走出去”的战略实施，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努力在全球产业再分工中寻求到有利定位。可见，我国制造业面临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向竞争挤压，转型升级是必由之路。
5.有效供给不足，“供需错位”愈发明显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5年我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达到0.462，虽然较前几年略有下降，但仍然超过国际公认的贫富差距警戒线0.4，表明我国贫富差距过大。而且，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收入分配结构不均衡问题有可能愈加严重。因为，解决大量就业问题的制造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面临行业分化（industry differentiation）的风险，具有技术、品牌、资源与规模等实力的“优势制造业”发展势头良好，而对低价劳动力依赖度高、以低价格作为主要竞争手段的“一般制造业”生存空间不断萎缩，如珠三角很多企业境况堪忧或倒闭，出现“冰火两重天”的格局[7]。由此，一般制造业的劳动者将面临收入下降或失业的风险，而优势制造业的劳动者的收入则会不断提高，收入分配不均衡可能更为突出。过大的贫富差距，导致形成有钱“花不出”和缺钱“不敢花”的消费“僵局”。
联合国根据恩格尔系数的大小，对生活水平有一个划分标准，即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之间为温饱，40%~50%之间为小康，30%~40%之间为相对富裕，20%~30%为富足，20%以下属于极其富裕。我国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降至30%~40%之间。另外，国际经验还表明，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后，消费开始由“小康型”向“享受型”转变，超过6000美元后，由“享受型”向“休闲型”转变。2014年我国人均GDP已突破7500美元，2015年已接近8000美元，当前已跃升到由“享受型”向“休闲型”转变的阶段，居民消费需求结构和档次已基本接近发达国家水平[8]。纵观各国经济发展，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标准后，将会出现消费升级的趋势。但是，客观地讲，国内很多产品与国外产品的确存在不小的差距，国内高品质消费品有效供给不足，难以满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内在需求，许多现实消费所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无法在国内获得，或者产品和服务由于品质安全等原因使居民不敢消费，导致现实消费需求被严重抑制，从而，在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见图3-3），出现国内消费者在海外大量购物现象。由此可见，“供需错位”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障碍。中国经济要想获得持续发展，必须在供给端有所作为，过去注重总需求管理的发展空间不再广阔，目前亟须通过技术创新与供给结构升级来提高增长率[9]。
图3-3 2003—201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6.经济发展失衡，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
除了上文的要素投入结构偏资本化问题之外，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问题主要还包括产业结构、区域结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问题。
（1）产业结构问题。产业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低附加值产业与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的比重偏高，而高附加值产业、绿色低碳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产业的比重偏低。为此，需要加快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促进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需要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特别是推进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自然资源用途管制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制度，以及用能权、用水权、排污权、碳排放权初始分配与交易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为绿色低碳产业发展提供支持和动力；需要通过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等去淘汰落后产能和“三高”行业等。
（2）区域结构问题。区域结构问题突出表现在人口的区域分布不合理。目前，我国城镇化率偏低，尤其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大大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此，需要加快户籍制度改革、福利保障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等，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导向，加快推进农民的市民化进程，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区域结构的另一个问题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公平。例如，有些地方享有很多特殊政策甚至是“特权”政策，而有些地方发展严重滞后。为此，需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财税制度改革、区划体制改革等，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解决不同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使人口和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地区自由流动、优化配置，并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财政支出和政策支持力度。
（3）经济增长动力结构问题。中国经济增长过多依赖投资、消费和净出口这“三驾马车”来拉动，特别是过度依赖投资来拉动。其实，“三驾马车”只是GDP的三大组成部分，是应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需求侧的短期拉动力，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非原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三大发动机”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我们要依据需求升级的导向，更多地依靠改革、转型、创新来提升全要素增长率，培育新的增长点，形成新的增长动力。
（4）收入分配结构问题。中国城乡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居民贫富差距都比较大，中等收入群体虽然在增加但仍不够强大，财富过多地集中在少数地区、少数行业和少数人中，这无疑会影响国内整体消费水平，存在富人“有钱无处花”和穷人“缺钱不敢花”的现象。因此，有必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立法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和财税制度改革等，促进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10]。
7.国际分工格局在重构，打造竞争新优势有赖于供给升级
（1）全球低增长困境源于结构性改革迟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大力度的量化宽松政策，如通过直接购买资产和债券、降低利率甚至实行零利率或负利率等方式，大规模增加市场流动性，提高货币支付能力，刺激消费水平扩张，提振市场信心。但从实际效果看，全球经济复苏迟缓，市场需求持续低迷，主要经济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放缓。可见，单一的需求刺激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虽在抵御危机冲击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中长期结构性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增强经济增长动力还需要推进结构性改革。
（2）国际分工格局重构要求结构性改革。过去一个时期，欧美国家是主要的产成品消费市场，东亚国家是主要的生产基地，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是主要的能源、原材料输出地。国际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信贷消费模式难以持续，转向推进再工业化战略，一些高端制造业出现回流；中东、拉美、非洲等能源、原材料生产国迫于新能源技术快速发展的压力，着力延伸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了尽快融入全球价值链，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谋得利益，也纷纷加快战略谋划和布局，积极承接产业、资本转移，加快“引进来、走出去”的战略实施，拓展国际市场空间。全球分工格局正在加快调整，各主要经济体都力求通过结构性调整，寻求全球产业分工中更有利的地位。
（3）结构性改革是打造国际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后，我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明显增强。凭借低成本优势和较强的产业配套能力，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一是保持了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和第一大出口国的地位，2015年出口市场份额达到13%；二是新兴贸易业态给对外贸易注入了新的活力，2015年以来，我国新兴贸易业态茁壮成长，国家推出一系列新举措，促进跨境电商、市场采购等新兴贸易业态实现快速发展。但也要看到，随着我国要素成本逐步提高，传统比较优势逐步减弱，而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面临“前有围堵、后有追兵”的双重挤压态势。这就要求我国从供给侧发力，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培育建立在新比较优势基础上的竞争优势[11]。
[1]文建东，宋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37(2)：20-27.
[2]黄志凌.中国经济下行的基础判断与复苏战略［J］.现代商业银行导刊，2015(9)：2-13.
[3]李佐军.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M］//滕泰,范必，等.供给侧改革.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58-59.
[4]贾康.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M］.中国经济出版社，2013.
[5]林卫斌，苏剑.理解供给侧改革：能源视角［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5(12)：8-11.
[6]李扬，武力.从供求管理政策的演变历史看“供给侧改革”［J］.开发研究，2016(1)：33-38.
[7]何哲，孙林岩.服务与制造的历次大讨论剖析和服务型制造的提出［J］.管理学报，2012，9(10)：1515-1523.
[8]黄志凌.中国经济下行的基础判断与复苏战略［J］.现代商业银行导刊，2015(9)：2-13.
[9]冯志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经济问题，2016(2)：12-17.
[10]林火灿.结构性改革：改什么怎么改：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N］.经济日报，2015-11-23.
[11]王一鸣，陈昌盛，李承健.正确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N］.人民日报，2016-0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