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大都的街道、坊巷与胡同
元大都是在金中都东北方向重新规划而营建的新城市，摆脱了旧城区原有街巷房屋格局的制约，这座新城市拔地而起，呈现出规整的特征。除了城市规模、城门设置与宫殿建筑明显受到《周礼·考工记》和《易经》术数的影响外，街道、坊巷与胡同的布局也多依托传统经典，展现出这座城市厚重的人文文化及其对空间秩序的追求。
○元大都的街道格局
街道布局是城市规划的重点，也是体现城市整体风貌的关键。元大都是以《周礼·考工记》为蓝本构建的城市，在街道规划上遵照了“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的设计，形成了纵横交错各九条大街的格局。据侯仁之先生的研究，这十八条干道的分布具体如下：
每座城门以内都有一条笔直的干道，两座城门之间，除少数例外，也都加辟干道一条。这些干道纵横交错，连同顺城街在内，全城共有南北干道和东西干道各九条。其中丽正门内的干道，越过宫城中央，向北直抵中心台前，正是沿着全城的中轴线开辟出来的。从中心台向西，沿着积水潭的东北岸，又开辟了全城唯一的一条斜街，从而为棋盘式的干道布局，增添了一点变化。[1]
这些主干道将城市分为棋盘式的网格，保证了城市总体格局的整齐有序。
据元人记载，元大都的街道宽度有严格的规定，所谓“自南以至于北，谓之经；自东至西，谓之纬。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析津志》中列举的大都的主要长街有：“千步廊街、丁字街、十字街、钟楼街、半边街、棋盘街、五门街、三叉街”[2]。元代大都城街道笔直与整齐的特征，给当时的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行纪中说，大都城“街道甚直，此端可见彼端，盖其布置，使此门可由街道远望彼门也”[3]。
除了纵横交错的大街划分的大区之外，元政府对小街、小巷围合的街区也有系统的规划，其目的都在于保障城市空间的秩序井然。据记载，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政府诏令金中都的居民迁入大都新城，当时明确规定：“旧城居民之迁京城者，以赀高及居职者为先，仍定制以地八亩为一分；其或地过八亩及力不能作室者，皆不得冒据，听民作室。”[4]元政府通过“八亩一分”的制度规定，优先考虑富贵之家占地建房，从而形成了此后大都城市街区的整齐划一。对此，马可波罗也不吝笔墨，他称赞说：“各大街两旁，皆有种种商店屋舍。全城中划地为方形，划线整齐，建筑屋舍。每方足以建筑大屋，连同庭院园囿而有余。以方地赐各部落首领，每首领各有其赐地。方地周围皆是美丽道路，行人由斯往来。全城地面规划有如棋盘，其美善之极，未可言宣。”[5]
图2-1 元大都平面复原图
图片来源：赵正之.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建筑史专辑》编辑委员会.科技史文集：第2辑（建筑史专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
中国官方的记载和马可波罗的观察得到了今日考古学的证明。20世纪后半叶，考古学界在北京发掘了数次元代的居住遗址。比如，1965—1972年，“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在今北京西直门里后英房胡同西北的明清北城墙基下被发掘，据考古报告中的遗址剖面图，现存居住遗址东西宽度约为70米，考古学者进一步分析认为，“从现存遗址的平面上来看，应是这处居住址的主要建筑的偏北部分……从南边的大门开始，至后园为止，应相当于元大都两个胡同之间的距离。元大都两个胡同之间的距离约为70米”[6]。这样的分析是非常合理的，因为这样的占地规模正好符合“八亩一分”的规制。1972年，在旧鼓楼大街豁口以西150米许的明清北城墙下，考古学者发掘了西绦胡同元代居住遗址，该遗址“东西总长34.60米”，大概也正好是一个胡同的宽度。[7]综合勘察工作，考古学者认为：“勘查工作证明，大都城内街道分布的基本形式是：在南北向的主干大道的东西两侧，等距离地平列着许多东西向的胡同。大街宽约25米左右，胡同宽约6-7米。今天北京内城的许多街道和胡同，仍然可以反映出元大都街道布局的旧迹。”[8]
○元大都的坊制
从历史上看，坊、乡、都、鄙的行政社区，行之久远，可谓古代中国最为普遍的社区规划形态，而“坊”尤其在中国城市的发展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坊制”在唐代已经趋于成熟，表现为坊的地区四周有坊墙，设有坊门，坊内除三品以上高级官员及权贵之家而外，余者不得面街私开门向，夜间坊内有宵禁之规，凡鸣鼓警示后，坊门关闭，行人不得出入，违例之人视犯夜禁者而论。作为城市的管理单元，坊在划分城市居民居住空间的同时，也划分了城市的社会结构空间。《易经》中有“方（坊）之类聚，居必求其类”的论说。可见，坊的另一社会功能就是对城市居民在地域上完成类别的区分，分类的标准自然是反映身份与等级的职业，即官僚、手工业者、商人等。因而，坊的实质是封建等级制对城市居民居住环境与范围的限定，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早期的中国城市完全从属于封建政治的特点与属性。坊的存在反映了政府对社会治安秩序和身份秩序的规训。
宋代以后，随着坊墙的毁坏、倾圮，严格的坊制已不复存在。元代继承了这一趋势，虽然大都城的居民区依然以坊为单位，但坊的周围已没有围墙，大街小巷成为坊与坊之间的界限。然而，还应该看到，坊墙拆除所带来的居住自由是有限的。坊仍是一个有效的行政社区，有一定的地界。此外，城居者虽然走出了封闭的居住空间，但却无法逾越已根植于人们头脑中的“类聚”与“群分”的等级观念。在居住上，伴随坊的名称的延续，坊的“分类”功能，仍然制约着城居者对居住地点的选择。它不仅成为人们行为的价值尺度，而且被人们以一种惯性延续下去。
关于元大都城的坊制，文献记载比较详细。元人所著《析津志》记载说，大都城开始设五十坊，“以大衍之数成之”。但据《元一统志》所载实为四十九坊[9]，有研究者认为这是记载遗漏所致。但所谓“大衍之数五十”，系《易经·系辞上》之语，又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所谓“其用四十有九”，是取天地本不全，一切显象之物皆不能圆满之义。所以，元大都城实为四十九坊，当无疑义。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坊的数量和坊名都出现了新的变化，所以在《析津志》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名称。
图2-2 元大都城坊宫苑配置想象图
图片来源：王璞子.元大都城平面规划述略.故宫博物院院刊.1960.
大都城原初四十九坊的坊名，也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背景与道德寓意。大多数的坊名多附会于儒家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即所谓“名皆切近”。如时雍坊，因《尚书》“黎民于变时雍”之义而得名；乾宁坊，因地在西北乾位，取《周易》乾卦“万国咸宁”之义而得名；咸宁坊，取《尚书》“野无遗贤，万国咸宁”之义而得名；同乐坊，取《孟子》“与民同乐”之义而得名；和宁坊，取《易经》“保合太和，万国咸宁”之义而得名；邻徳坊，取《论语》“徳不孤，必有邻”之义而得名。玉铉坊，按《易经》鼎玉铉大吉，以坊近中书省取此义以名。明时坊，地近太史院，取《易经》革卦君子治历明时之义以名。怀远坊，取《左传》怀远以德之义以名。凡此等等。[10]而将儒家经典中的嘉语用于日常坊名，既是对国泰民安的期待，也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此外，另外一些坊名因为该坊的地理位置，而具有了对临近衙门或相关群体的期许和劝诫的意思，如睦亲坊和乐善坊都靠近诸王府，所以名中有敦促王族亲善和睦的寓意；阜财坊，坊近库藏，取虞舜南风歌阜民财之义以名。金城坊，取圣人有金城，金城有坚固久安之义以名。保大坊，按传曰：武有七德，定大定功，以坊近枢密院取此义以名。澄清坊地近御史台，取澄清天下之义，这也是对御史职责的讽喻。除了以儒家经典命名，佛教的影响也体现在坊名之中。如福田坊，就是“坊有梵刹，取福田之义以名”[11]。福田为佛教用语，佛教以行善修德能受福报，犹如播种田亩有秋收之利，故称，所以坊名有劝人为善之意。除了取自经典的坊名，也有些坊名取自燕地故事，典型即是灵椿坊与丹桂坊都是取自燕山窦十郎的故事。窦十郎即五代人窦禹钧，因教子有方，他的五个孩子都先后考取进士，人称“窦氏五龙”，传为佳话。当时名人冯道赠窦禹钧诗：“燕山窦十郎，教子有义方。灵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12]以这样的诗句命名，其中也寓有训诫之意。
○元大都胡同的出现与发展
在《析津志》关于元大都街制的记载中，除了二十四步宽的大街和十二步宽的小街外，就是数量众多的火巷与衖通：“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衖通。”[13]不论名之为火巷还是衖通，都是我们今日所说的“胡同”，简言之，即是无法与相对宽阔的街道相比的小巷。对街巷的称呼因地而异。如“闽中方言，家中小巷谓之‘弄’”[14]；又如“京师人呼巷为衚衕”[15]，衚衕又写作衖通，而“衖”即为“巷”也，指狭窄的街道。此外，还有称“衖堂”者，清人梁绍壬说：“今堂屋边小径，俗呼衖堂，应是弄唐之讹。宫中路曰弄，庙中路曰唐，字盖本此。”[16]朱一新在《京师坊巷志稿》一书中总结概括说：今南方呼巷曰衖，北方呼巷曰衚衕。衚衖合音为衖，衖见尔雅，衕见说文，皆古训也。[17]
今日所言胡同，除了火巷和衖通外，还有其他多种写法，在此也不必细究。古往今来，不少学者对胡同这一词汇本身做了诸多考证，但正如翁立先生所言，烦琐的考证无助于理解胡同本身。就定义而言，不妨说：“‘胡同’是元朝时开始出现在我国北方城市建筑布局中的一个专用名词，其作用是等同于街巷、里弄一样的通道，既连着民居院落，又是交通道路，当然它还有社会政治功能及文化诸方面的作用。”[18]
由于受季风气候影响，为更好地利用采光并避开冬季寒流，元大都的胡同沿着南北干道而呈东西向平行分布。在20世纪的对元大都的调查中，考古学家赵正之先生认为，今天北京市内城东西长安街以北的胡同，如东四南北、交道口南北各处，都沿袭了元大都的规划。此外，在元大都城内的东北和西北部分，从航空照片上可以辨认出若干平行胡同，这些都是元大都胡同的遗迹。[19]对于胡同的宽度，赵正之先生认为，按照《析津志》中大街二十四步阔、小街十二步阔的宽度比例推测，胡同的宽度当为六步，并认为这与北京现在的胡同宽度大体符合。以研究胡同而知名的翁立先生经过考察后也认为，胡同宽度当为六步（约合9.3米），而且认为东四北的几条胡同就符合这一宽度，因此“宽六步”当为元朝胡同的规模。[20]但1970年代的另外一些考古工作者通过发掘认为，元朝胡同宽约6～7米。[21]或许，前者更接近于事实。无论遵从何说，可以肯定的是，胡同的宽度在元代虽有定制，但随着屋宇的增多，后期的建筑者未必都遵从了开始的规定，从而导致了胡同规模的变化。
可以想象，当居民在元初迁入新建的大都城时，除了城墙、宫殿等大型建筑与主要的大街、小街外，留出的空间都是按照“八亩一分”的定制自主建造屋宇。每家每户的房屋之间，自然会留出相应的小道，于是胡同就应运而生了。胡同作为居民社区之间的通道，也是家户屋宇之外的公共空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居民晨昏出入于此，小贩长期贸易于此，宾客不定时经行于此……所以，每一条胡同都是一部完整的日常生活史，见证了一代代居民在其间的喜怒哀乐。而且，不论改朝换代也罢，居民迁移也罢，胡同作为旁观者也是参与者，亲历了数百年的繁华沧桑，从而成为今日京味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侯仁之.北京城的生命印记.北京：三联书店，2009：174.
[2]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4-5.
[3]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208.
[4]宋濂，等.元史：卷13.北京：中华书局，1976：274.
[5]同③211.
[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2（6）：2-11，69-73，76.
[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北京西绦胡同和后桃园的元代居住遗址.考古，1973（5）：279-285，333-336.
[8]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72（1）：19-28，72-74.
[9]《元一统志》所载元大都城四十九坊如下：福田坊、阜财坊、金城坊、玉铉坊、保大坊、灵椿坊、丹桂坊、明时坊、凤池坊、怀远坊、安富坊、太平坊、大同坊、文德坊、金台坊、穆清坊、五福坊、泰亨坊、八政坊、乾宁坊、时雍坊、咸宁坊、同乐坊、寿域坊、宜民坊、析津坊、康衢坊、进贤坊、嘉会坊、平在坊、和宁坊、智乐坊、邻德坊、有庆坊、清远坊、日中坊、寅宾坊、西成坊、由义坊、居仁坊、睦亲坊、仁寿坊、万宝坊、豫顺坊、甘棠坊、五云坊、湛露坊、乐善坊、澄清坊。（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38.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600-601；周家楣，缪荃孙，等.光绪顺天府志：第2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430-432.）
[10]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38.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601.
[11]同①600.
[12]彭定求，等.全唐诗：卷737.北京：中华书局，1960：8406.
[13]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4.
[14]谢肇淛.五杂组：卷3.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60.
[15]吴长元.宸垣识略：卷5.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67.
[16]梁绍壬.两般秋雨盦随笔：卷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5.
[17]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27.
[18]翁立.北京的胡同（增订本）.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6.
[19]赵正之.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建筑史专辑》编辑委员会.建筑史专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
[20]同①7.
[21]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元大都考古队.元大都的勘查和发掘.考古，1972（1）：19-28，7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