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译本序

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刚一涉足俄国文坛，便引起广泛的注意。二十七岁上宣读硕士学位论文《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向声誉正隆的黑格尔老人提出有力的挑战，震动了彼得堡大学的校园内外。《俄国文学中的果戈理时期概论》和一些品评当代诸家的文章，又以同样的青春锐气，打破了自别林斯基谢世以来评论界的停滞局面。《莱辛及其时代、生平和活动》这部专著，不仅显示了作者的博学多识，而且说明他目光敏锐，能结合本国反封建反专制的实际需要，来介绍和研究外域作家。

一八五六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受《现代人》主编涅克拉索夫重托，负责该刊的编务。他在杜勃罗留波夫协助下，闯过审查上的大小关卡，使《现代人》变成革命民主派的讲坛。他的评论范围，也从美学和文艺扩展到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诸多方面。一八六一年欺骗性的“农民改革”（废除农奴制）以后，他直接投身革命的行动，进一步触犯了官府的禁忌，于是监视、告密、匿名信和黑名单纷至沓来。一八六二年六月，《现代人》被勒令停刊八个月；七月，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下狱，囚居彼得保罗要塞。可是狭小的单人牢房限制不了他的思维空间。他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审视现实，构想未来，怀着紧迫的历史使命感奋笔疾书，以短短三个多月的时间，写成了影响深远的小说《怎么办？》。

《怎么办？》有个副标题：《新人的故事》。“新人”主要指书中的平民知识分子，其次是平民化的贵族拉赫梅托夫。

俄国平民知识分子是为了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从贵族以外的各阶层选拔和培养的医生、律师、工程师、新式官吏等从事脑力劳动的专业人员，他们中最优秀的民主主义者在“农民改革”后领导解放运动达三十余年，成为上承十二月党人、下续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代英豪，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入狱前正是最受爱戴的平民知识分子领袖。他笔下的洛普霍夫、基尔萨诺夫和韦拉都出自寒门小户，经历过许多生活忧患，全靠本身刻苦努力，才在荆棘重重的社会上闯出一条新路。他们蔑视权势、财富、门第等陈腐的价值标准，坚定地献身于民主和科学事业，并利用各种机会传播先进思想和文化知识。韦拉和她的朋友们创办的缝纫工场，对生产、经营和管理采取了一系列新的合理措施，试图把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原则应用于实际，而韦拉的第四个梦中出现的美好世界，则是他们奋力以求的最高目标。他们的观念、言行、生活态度和道德风貌，截然不同于原先俄国文学中常见的“多余的人”。

“新人”像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家一样，相信理性应该而且可以主宰生活，它具有最高的权威，既是反思传统、评价现实的准则，又为设计未来提供了依据。他们也用理性来解决感情纠葛，把通常以悲剧告终的男女间三角关系变成一种和谐的、互相尊重的人际关系。韦拉爱上丈夫洛普霍夫的好友基尔萨诺夫；洛普霍夫假装自杀，使大家相信他已不在人世，然后秘密出国。韦拉拿到前夫亡故的证件，取得合法再醮的资格，同基尔萨诺夫正式结婚。过了些时候，洛普霍夫化名比蒙特回国，娶了韦拉的女友卡捷丽娜。此后两个家庭一直相处得十分融洽。

洛普霍夫、基尔萨诺夫和韦拉是正直忠实的民主主义者，但他们无力领导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俄国解放运动。他们还不够成熟，对那个试验性的劳动者合作组织——缝纫工场抱有过高的期望，未能及早抛弃由渐进途径达到合理社会的幻想。为了让读者领略一下真正的群众领袖的风姿，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小说里引出一个拉赫梅托夫，只是由于审查上的限制，他显然言未尽意，有些地方需要读者用自己的想象加以补充。

拉赫梅托夫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中正面人物的最高典型，头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形象，洛普霍夫等平常的“新人”同他相比，犹如一座平常的房子之于雄伟的宫殿。他出身豪门，但他从少年时期起就通过劳动、漫游、严格的斯巴达式乃至苦行僧式的生活和繁忙危险的地下活动，不断地磨砺和调节自己，重新塑造自己，把一切奉献给养育他的人民。人民的需要成了他的思想和行动的唯一指针，同时，他又要设法提高人民的自觉性；这正是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俄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

拉赫梅托夫重视实践，却不是狭隘的、目光短浅的实干家，他有良好的理论修养。他和韦拉谈到事业和爱情时，清楚地显示了他的分析和透视能力。也是这一席长谈，表明他那严厉、阴沉、粗犷的外貌下，隐藏着一颗多么温柔善良的心。他和常人一样热爱生活，一样有七情六欲，革命家必要时可以节制它，但无法灭绝它。

拉赫梅托夫的形象着墨不多，而在小说的思想内涵上却起着画龙点睛的关键作用，因为他回答了本书书名提出的问题：要摆脱专制暴政和农奴制残余，俄国人民该怎么办？

《怎么办？》中的“新人”信奉作者倡导的新伦理观——“合理的利己主义”。

针对宗法制社会压抑个人要求的古老传统，针对宗教界关于克己节欲、舍弃世俗权益以换取来生幸福的道德说教，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张积极争取自己应得的福利。他强调利己是人的天性，人人都选择对自己好处最多或坏处最少的做法，以此作为立身处世的准则。韦拉的母亲当然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洛普霍夫为了帮助韦拉挣脱家庭的束缚，不惜抛弃他的锦绣前程；但这并不表明他有扶危济困的好风格，只是因为他想娶她。婚后韦拉另有所欢，他看到事情已无法挽回，不得不下决心“退出舞台”，“而利己主义却改变我的姿态，使我装出一副品格高尚、舍己为人的样子”，他断言，所谓自我牺牲不过是欺人之谈罢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又在《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一文中写道：“只要仔细观察一下貌似大公无私的行为和感情，我们便会看出，它们的基础仍然是那种关于自己的个人利益、个人快乐、个人幸福的思想，仍然是那种叫做‘利己主义’的感情。”你以为母爱果真那么纯洁？孩子夭折的时候，你听听母亲的哭诉：“我的天使！我多么爱你！我为你受过多少苦，熬过多少夜！”这里着重的还不是“我的”和“我”？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抹杀或贬低英雄行为和崇高事业，更不是说，人不能够为公众效力，甚至献出生命。车尔尼雪夫斯基本人就是一个光照千古的典范，他为了俄国人民的解放，在囚居彼得保罗要塞将近两年之后，又被发配到西伯利亚东部靠近中国边境的卡达亚服满七年苦役，继而放逐到更荒僻寒冷的维柳伊斯克，并断然拒绝了官府的诱降，直至一八八三年才重返俄罗斯本土，在警察监视下度完余生。他所经历的大劫大难，使他有权获得“文学界的普罗米修斯”的称誉。但他可以说，他是作为一个利己主义者对待这一切的，因为他虽然受尽煎熬，却保全了节操和良心，他由此得到的欣慰和自豪感，便是他给自己的最大报偿或利益；如果他在反动派统治下偷生苟活，或被捕后变节屈膝，他将负疚终生，遭受世人唾骂，这对自己更为不利。可见“新人”的利己主义不同于庸俗的自私自利，他们的“利”必须受理性的调节和制约，他们的“己”是具有社会性的“己”。他们利己而不损人，或者人我兼顾，义利双行，既要实现自我价值，又能实现社会价值。当有关各方的利益互相抵触的时候，就根据整体大于部分、多数大于少数的“几何定理”来妥善解决，即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个别民族的利益，民族的利益高于阶级的利益，其余类推。车尔尼雪夫斯基正是这样架起一座桥梁，使人从利己主义自愿过渡到为公众服务的大道上去。

《怎么办？》一问世，立刻在评论界和读者中引起极其强烈而又迥然不同的反响。一方面是官府查禁，保守派抨击、嘲笑乃至恶毒咒骂，另一方面则正如克鲁泡特金所记载：“屠格涅夫的任何小说，托尔斯泰或其他什么作家的任何作品，都不曾像车尔尼雪夫斯基这部小说一样，对俄国青年有过那么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成了俄国青年的一种旗帜。”（《俄国文学的理想和实际》，1905）《怎么办？》不只造成了一时的轰动效应，并且长期传诵不衰，继续保持着它的生命力。但就本书的审美价值而言，却屡屡受到一些论者的怀疑，其中一部分人是很敬重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普列汉诺夫也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他说，假如把《怎么办？》同《安娜·卡列宁娜》相比，《怎么办？》无疑处于劣势。“然而，一个评论家如果把两部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学作品拿来比较，那他就是蹩脚的评论家。《怎么办？》这部小说更适合于同——譬如说——伏尔泰的某一部哲理小说相比。”（《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1890）普列汉诺夫这番话，或许可以算是持平之论吧。

蒋路

一九九四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