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西迁新疆伊犁的索伦营
清乾隆年间，一部分索伦官兵及其眷属被调迁伊犁，在新疆伊犁边疆地区组建索伦军团兵营，后被简称为西迁索伦兵营。起初，西迁索伦兵营官兵主要由鄂温克族组成，后来加入部分达斡尔族和锡伯族官兵。西迁新疆伊犁的索伦营官兵及其眷属，几乎都是黑龙江布特哈八旗军事化社会组织辖区的鄂温克族。
早期，这部分鄂温克族生活在嫩江流域，主要从事畜牧业、半牧半农业、农业、渔猎业、采集业等多种生产经营活动。被清朝政府编入布特哈八旗之后，由于他们勇敢善战，能够很快适应复杂艰苦的自然环境而分别被调到复杂多战的地区驻防。留居该河流域的鄂温克人，有一部分被编入守护该地区的八旗，还有很小的一部分留在村屯，完成清朝政府下达的繁重差事。康熙年间，清政府在嫩江流域设立了由黑龙江将军管辖的管理部门。
清朝政府精选索伦营精兵强将让他们携眷调迁伊犁，有充分而相当全面的考虑。比如，索伦营官兵喜好打猎、善于骑射，骁勇善战，是八旗军中的精锐军团。早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平定天山以北准噶尔部之初，就有人提议选派索伦官兵驻守伊犁，当时乾隆未采纳。时至乾隆二十七年（1762），伊犁地方的形势已发生变化，设置将军总理天山南北军政事务，除屯田的绿营兵和维吾尔族人外，已派驻一定数量的八旗满族和蒙古族换防官兵，也派驻了一部分携眷察哈尔蒙古兵，民族构成多元化，外来人口逐渐超过当地厄鲁特人口数量，已无“染其条习”之患。另外，伊犁地域辽阔、水草丰美、宜农宜牧，并有较好的狩猎场所，将“骁勇”的鄂温克人披甲携眷移驻伊犁，不仅有利于加强边防，而且便于他们生计和行围操演，能够保持其旺盛的战斗力。
在索伦兵丁移驻伊犁29年后，即乾隆五十六年（1791），伊犁将军保宁奏称：“索伦等原本技艺高超，自移驻伊犁以来，每年换防各地、巡查边界、驻守卡伦、行围狩猎等野外官差甚多，本地生长之年轻人，并不亚于陈索伦人等，皆勤学技艺，奋勉当差。”乾隆二十八年（1763）正月二十三日，黑龙江将军接到挑选布特哈索伦八旗鄂温克族将士等携眷移驻伊犁的上谕和军机处咨文后，首先召集布特哈总管管辖下的所有牛录鄂温克族官兵宣布：“现将尔等移驻伊犁，特系圣主施恩，使尔等生计宽裕起见。如今虽赏尔索伦等二千份钱粮，然皆为半个钱粮。现若移驻伊犁，则可获全额钱粮，盐菜银，又赏给立业牲畜及整装等项。”接着，从布特哈索伦八旗的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官兵中，各选了500名年轻力壮的精兵强将。为了能使其顺利携眷移驻伊犁，在每百人之中拣选两人为头目，令其管理军旅的所有具体事宜。同时，选派布特哈总管1员、副总管1员、佐领10员、骁骑校10员管带护送。起程前，黑龙江将军又按军机处议奏准行的办法，给所精选拟迁将士及管带护送官员均发放整装等项银两，以便置办迁移途次应需牲畜和物品。至于索伦八旗官兵的起程迁移事宜，因伊犁地区急需驻防官兵，同时也需要预先备办安置事宜，经军机大臣奏定，分两批迁移，第一批官兵不携带家眷先期起程，要求当年抵达伊犁。第二批官兵携带所有家眷随后起程，要求次年抵达伊犁。然而，在办理起程事宜的过程中，黑龙江将军发现，若第一批官兵不携眷迁往，则有诸多不便。遂具奏折奏称：“惟索伦等有跟役者少，在平常游牧时，其妻孥等趱赶驮载蒙古包及拉车之牲畜。今选派首批起程之五百索伦兵等，俟本年返青后，若携家眷迁往，不仅不分散力量，且对兵丁有益。第二批起程之五百名索伦等，俟青草长出后，养肥牲畜，于四月底或五月初起程。”黑龙江将军的这一建议，经军机大臣议奏，奉旨准行。另外，在备马发给拟迁伊犁的索伦八旗官兵和家眷时，布特哈地方民间拥有的马匹有限，需要动用一部分官牧场马匹，或搭给一部分黄牛使用。因此，乾隆二十八年（1763）二月十三日，布特哈总管等呈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提出：“由布特哈地方移驻伊犁之兵一千名，按其人口计算，共需给马四千匹，布特哈官兵、闲散、西丹等所有四岁以上骟马、儿马、生骒马，均置买得给，虽可足数，但此次移驻兵丁之家眷无法乘骑及驮物，不甚得力。先期起程之五百名索伦官兵，尽量得给以乘骑和驮物之马后，令其起程外，后期起程之五百名达斡尔官兵，若搭给剩余生骒马，则达斡尔妇女原本不会使用马匹，以致不甚得力……现从本处官牧群内，挑取堪以乘骑之骟马、儿马、骒马拨给，每匹价银八两。若仍不敷，则酌拨被选兵丁之家人留马匹，便于其妇女等赶驾车辆，且在家留下之布特哈官兵也存有少许马匹，于其捕貂当差皆有裨益。”黑龙江将军采纳布特哈总管建议，妥善解决了索伦八旗官兵及家眷迁移所需牲畜的问题。
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初十，开春返青后，被编入第一队的500名索伦精兵强将，在选派护送的总管及佐领、骁骑校等11名官员的率领下，携带其家眷总共1421人，从黑龙江嫩江流域起程，开始了漫长艰辛的西迁新疆的过程，经过漠北蒙古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于八月中旬抵达赛音诺颜部乌里雅苏台。按照军机处指令，乌里雅苏台将军拨给日夜不停地赶往新疆伊犁的索伦八旗官兵6个月的食粮、茶叶、盐菜银，并换下其疲瘦之马270匹，当地官牧场选马换给。同时，在管带护送总管的呈文请求下，由当地官牧场又特别补拨给250头骆驼，每两户各借畜1头，以供乘骑和驮载物品，并规定抵达伊犁后归还当地官牧场。八月底，这支队伍从乌里雅苏台起程，战胜旅途中的一切艰难险阻继续西行，经过扎萨克图汗部和科布多后，发现所带食粮在抵达伊犁之前不敷用，故总管呈文伊犁将军，请求道：“索伦地方本无骆驼，只靠马牛驾车，于青草长出前，四月初十日，即行起程，马牛尚未长膘，途次有疲惫丢弃者，其所剩马匹内，至乌里雅苏台后，由彼处将军、参赞大臣仅换给二百匹。此外，因乌里雅苏台迤西车辆无法行进，努门车我又呈请将军、大臣等，以我之名具奏，每户合给驼一只计，共借给二百五十只。于是，由乌里雅苏合领取至十二月初十日前之三个月米石、三个月茶叶，共六个月行粮，而后起程。唯五百名官兵之家眷众多，每户合给驼一只，驮载许多行粮，负重行进，且所有妇女老少大半徙步行走，竟不能速行，每日只走二十、三十里。故视众人之力，牧放牲畜徐徐行走，越过察干鄂博，沿额敏河而上，于来年正月内，方可抵达伊犁。因而原携带行粮少许不敷，请将军、参赞大臣置办少许行粮，迎送接济。”伊犁将军接到此呈文后，于十二月初一，委派官兵携带米面，直赴额敏河地方接济，同时，又委派官兵携带米面，前往博罗塔拉，以备接济。经伊犁将军委派官兵前去接济，乾隆二十九年（1764）正月十九日，第一批索伦八旗官兵携眷顺利抵达伊犁。乾隆二十八年五月初三日，即第一批索伦官兵起程后的24天，被编为第二批的500名达斡尔族官兵携其家眷共1417人，从黑龙江嫩江流域起程，于乾隆二十九年七月二十六日顺利抵达伊犁。至此，布特哈索伦八旗的1000名精兵强将携眷跋涉万里，战胜千难万险，历时9个月全部到达新疆伊犁。
索伦八旗官兵到达伊犁之前，伊犁河北岸已开始修筑将军驻城，并派驻满族、蒙古族、汉族八旗官兵进行护卫。决定移驻索伦八旗官兵后，伊犁将军考虑到驻防布局和携眷官兵的日常生活问题，重新安排和划定所有八旗兵营部的军事辖区及生产生活区域。根据新的部署，把第一批到达的索伦八旗官兵安置在霍尔果斯河以西沙玛尔、齐齐罕、土尔根、撤橘等地；第二批到达的达斡尔官兵安置在霍尔果斯河以东克阿里木图、霍尔果斯、富斯克等地。同时，将1000名携眷索伦官兵等编成6个牛录，其中鄂温克族官兵分为3个牛录，达斡尔族官兵同样分成3个牛录，归属左右两翼，统称为索伦营。该营设领队大臣、总管、副总管各1员，佐领、骁骑校各6员，负责管理营务。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67），伊犁将军重新调整军事组织，将索伦营原有的1000名官兵分编为八旗，每旗各设1个牛录，除原有佐领6员、骁骑校6员外，增设佐领2员、骁骑校2员，并从披甲内选取领催8名，连同原有领催24名，共计32名，每牛录各有领催4名、披甲121名；在此基础上，还颁发了新总管关防和佐领图记，以及镶黄、正黄、正白、正红、镶白、镶红、正蓝、镶蓝八种颜色式样的旗；随后，因管理卡伦事务需要，从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里选出9名效力奋勉、知晓卡伦事宜的优秀者，给戴六品空蓝翎轮驻卡伦。至此，伊犁索伦营的建制基本确立。然而，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乾隆帝特颁上谕曰：“伊犁索伦、达斡尔营兵丁移驻以来，一切差使均极奋勉，且于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换防差务，皆甚得力。唯近几年生齿日繁，每月所食一两饷银，难免不敷供养。著加恩伊犁索伦、达斡尔兵丁，每月各赏食二两饷银，并添设养育兵三百名，每月给食饷银一两，以示朕抚爱旗奴之意。”后经伊犁将军奏请变通办理，索伦营领催、披甲每月原食饷1两外，各增加饷银1两，共计2两；拨给300份养育兵钱粮，添设养育兵200名，每月给食饷银1两；其余100名养育兵之额，添设前锋40名，其中4名为前锋校，每月给食饷银2两5钱。乾隆五十七年（1792），又经将军奏准，每旗增设委员2员、空金顶8名。道光八年（1828）平定张格尔之乱后，为了进一步加强新疆地区的防备力量，经钦差大臣那彦成建议，由军机大臣长龄奏准，索伦营增添披甲100名，并于左右两翼各设防御1员，专管前锋。这样，伊犁索伦营的建制进一步完善且最终确立。
毋庸置疑，伊犁索伦营是一个军事化了的社会组织，与满族、锡伯族、察哈尔蒙古族和厄鲁特蒙古族四个军营共同组成伊犁驻防八旗军，具有军事、行政管理和进行生产活动三项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伊犁索伦营官兵除执行军事任务外，平常承担的主要任务包括以下六个方面。一是驻守伊犁北则卡伦[9]，涉及惠远城西北一带10个岗哨的安全和护卫，其中霍尔果斯、齐齐罕、奎屯、博罗呼济尔、崆郭罗鄂伦、辉发6个为常设岗哨，旧霍尔果斯安达拉、齐齐罕安达拉、河岸、奎屯色沁4个为非常设岗哨[10]，以上10个岗哨，每年共派212名索伦营官兵驻守，每个岗哨各派16～32名官兵看守。二是巡查伊犁西南的布鲁特游牧场以及伊犁西北和东北的哈萨克游牧场，每次都由伊犁将军选派的领队大臣率领从各军营推选出的300名官兵参加巡查，其中，就有索伦营官兵50余名。每次出行，往返需1～2个月。三是完成塔尔巴哈台防护任务，参加者中有索伦营骁骑将校1员和兵丁130名，但根据战时需要官兵数量会有减少。四是防护新疆天山南部重镇喀什噶尔地区的安全，其中有索伦营佐领1员、骁骑校1员、领催4员、兵丁96名。五是完成开垦屯田任务，索伦营官兵除出兵打仗和看护岗哨，还肩负军粮自我供给的任务，所以他们还要轮流参与牧放官牧场牲畜和开垦屯田的劳动，而耕种收获的粮食不交公，均归耕索伦营官兵及其眷属自己食用。六是参与牧放牲畜劳动，主要牧养索伦营鄂温克族官兵骑用的1000匹马、屯田所需的274头牛、食用的将近13000只羊，他们经营的牧场就是伊犁将军分给他们的草地。不过牲畜头数在不同时期会上下浮动。总而言之，索伦营鄂温克族官兵从黑龙江千里迢迢携眷移驻新疆伊犁，在近一个半世纪内，经历千辛万苦、护卡巡边、驻守城池、开垦屯田，为保卫和建设西北边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这里还应该提出的是，早在嘉庆二年（1797）时索伦营就出现了严重的兵源危机，无法补充兵缺。为了解决这一棘手问题，伊犁将军奏称：“伊犁索伦营人口增长向来不佳，竟有绝嗣之户，以往挑选披甲，已难得强壮闲散之丁。不料去年传染出痘，该营闲散丁亏损约四百名，现余闲散丁无多，亦俱年幼。是故，今挑选披甲，竟不得年力精壮者。伏思，索伦营兵系一支劲旅，若不稍加调整办理，而以幼丁为兵充数，或致兵数减少，均不成事体。奴才留心细査，近数年来，锡伯营人口甚旺，现堪以披甲之闲散丁颇多。索伦、锡伯俱系东三省之人，风气相近，若锡伯营闲散丁移补索伦营，现即可得强壮之兵，而自幼与索伦合居一处，日久练习，自然俱成壮健之兵。”遂奉旨准行，“于锡伯营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强壮闲散丁内，选出即可挑甲者一百六十户，移至索伦营，按各该牛录闲散丁之多寡，分补挑甲”。不过，到了道光十三年（1833），由于连续不断的战争带来的无情伤亡和疾病，索伦营再度出现严重的兵源危机。索伦营领队大臣呈文伊犁将军说道：“索伦营人口增长向来较差，道光六年、十年，喀什噶尔出征官兵内阵亡者二百三十余名，其所遗之缺，皆选身材较高之闲散，补充兵缺当差。现有闲散丁，皆年幼尚未长成。故八旗披甲缺，委实不能选补，可否仍照前例，由锡伯营再拣选闲散丁一百名，连同家眷一并移入索伦营，以备拣选披甲。”经伊犁将军转奏，“照前办之例，由锡伯营拣选闲散丁一百名，连同家眷一并移入索伦营，均匀分至该牛录”。先后两次共选锡伯闲散丁260户移入索伦营，使其兵源危机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
同时，伊犁索伦兵营官兵形成多元化发展趋势。同治年间，伊犁地区战乱不断，沙俄乘机入侵伊犁，侵占了霍尔果斯河以西索伦兵营牧场。索伦营官兵携其家眷纷纷逃到堪尔巴哈台。光绪八年（1882）收复伊犁后，塔尔巴哈台的索伦营官兵有一部分回到伊犁，并编入刚刚恢复的索伦营，留在塔尔巴哈台的索伦营官兵，则编入当地新满营军事化社会组织。新疆伊犁索伦营的鄂温克族主要生活区域有塔城、索伦古城、喀拉哈巴克乡、别肯托和德村、阔斯哈巴克村、上满致巴克村等地，除此之外的地方也驻扎过鄂温克族官兵。
1911年辛亥革命后，清朝政府退出历史舞台，但伊犁索伦营军事化社会制度仍保留了一段时间。在民国后期和全国解放以后，许多鄂温克族从原来清朝政府时期设定的军事化社会组织中脱离，搬迁到新的行政管理区。尽管如此，在原有的生活区还是留下了一定数量的鄂温克族。一些地方或地名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发生了变化，有的地区完全改换成新的名称。比如，像新疆伊犁霍城县和塔城地区的所谓达斡尔族和锡伯族中，就有不少清代伊犁索伦营的鄂温克族将士后裔。虽然达斡尔族早在康熙六年（1667），就想把自己从“索伦”总称下剥离出来，取用本民族的“达斡尔”族称，但由于长期在索伦营军事化社会组织内生活，所以未能完全摆脱“索伦”这一社会化的称呼。新中国成立后，在新疆伊犁地区索伦营的鄂温克族和达斡尔族的族称被混淆了，致使很多索伦营的鄂温克族被划入锡伯族或达斡尔族。其实，像新疆伊犁地区的萨玛基尔、白伊格日姓的达斡尔族均属于鄂温克族。现在这些地区，只有极少鄂温克族改回了本民族称呼，绝大多数人还在使用锡伯族或达斡尔族的族称。[11]
[1]“牛录”，是满语，本来是表示“大披箭”之意。在当时，他们每次出兵征战，基本上按具体村寨为军事活动、军事编制的最基层单位来组织作战部队。而且，给每个村发放一枝军箭，持箭者为作战小分队队长，用女真语叫“牛录额真”。一般一个“牛录”由十人组成，不过也有不到10人或10人以上的“牛录”。“牛录”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军事基层组织，而是根据战时需要编制而成的临时性作战小分队，正因为如此有很强的临时性、灵活性、暂时性和不稳定性。“牛录”的官兵打完仗就会自动解散，人们自然回归日常的生产生活。当时，努尔哈赤就是根据女真人这一社会化的而不正规的军事基层组织为依托，建立了相对稳定而较为严格的“牛录”军事基层组织，并以相对固定的“牛录额真”严格管理“牛录”这一军事小分队。后来由于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作战的迫切需要，清朝初期的“牛录”的统治区域也不断得到扩展，军事作战小分队“牛录”内兵丁也变得越来越多，甚至兵丁人数达到好几百人。不过，也有几十名兵丁的“牛录”。在这种现实面前，后来努尔哈赤将每一个牛录原则上定为300人。同时，他还下大力气淡化了“牛录”中的同姓、同一家族、统一血缘关系的结构内容和特征，将不同姓氏、不同家族、不同血缘关系的人们组合到同一个“牛录”，进而进一步强化了“牛录”的作战能力和战斗力。所有这些，使“牛录”不仅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作战基层组织，同时也演化为社会稳固的基层组织。正因为如此，当时清朝政府的屯垦田地、征丁披甲、纳赋服役，都无一例外地以“牛录”为单位来安排和部署。再后来，努尔哈赤就是在“牛录”此基础上进行不断改组和重组，不断强化和拓展，进而创立了清朝的八旗社会制度。
[2]额真是阿尔泰语，主要表示主任、首领、领导等词义，在这里应该表示“领导”之意。
[3]宜卧奇屯为今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
[4]博尔多站为今黑龙江省讷河市城西长青村。
[5]那云平、杜柳山：《黑龙江鄂温克族村屯地名人物录》，黑龙江民族研究会鄂温克族分会印，2006，第21～40页。
[6]“嘎布卡”鄂温克语，地名。“浅”鄂温克语，表示“人们”之意。
[7]那云平、杜柳山：《黑龙江鄂温克族村屯地名人物录》，黑龙江民族研究会鄂温克族分会印，2006，第41～46页。
[8]嘎辛达是满通古斯语支语言通用词。其中，嘎辛的意思为“村”，嘎辛达的意思为“村长”。
[9]卡伦指军事哨所或岗哨，甚至也可以表示军事要塞。
[10]非常设岗哨也叫临时性岗哨，需要时设岗哨，不需要时可以将岗哨撤掉。
[11]西迁新疆伊犁的索伦营这一节文稿资料主要参考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吴元丰发表于《故宫学术期刊》2002年第19卷第3期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