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鄱阳湖”之名的由来

在正式讨论鄱阳湖的形成之前，有必要对“鄱阳山”这一地点进行梳理和考证。这是因为明清时期有大量史籍记载，“鄱阳湖”之名的出现与“鄱阳山”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一经典表述最早出现在《大明一统志》中，“鄱阳湖，在鄱阳县西四十里，即《禹贡》彭蠡也，延袤数百里，隋以鄱阳山所接，故名”，^[15]随后嘉靖《江西通志》及其他各类文献大多沿用此说。^[16]然而，其中又以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中的记载影响最广，现摘录如下：

鄱阳湖即彭蠡湖，在南昌府东北一百五十里，饶州府西四十里，南康府城东五里，九江府东南九十里，周回四百五十里，浸四郡之境……自隋以前概谓之彭蠡，炀帝时以鄱阳山所接，兼有鄱阳之称。大业十二年，刘子翊讨鄱阳贼林士宏，战于彭蠡湖，败死。^[17]

上文提供了一个关键信息，即鄱阳湖在隋以前称为“彭蠡湖”，在隋炀帝时“彭蠡湖”扩展到了“鄱阳山”，从而兼有了“鄱阳湖”的名称。在顾祖禹看来，事情似乎已经很清楚，“鄱阳湖”之名始于隋，其由来则源自“鄱阳山”。如此一来，“鄱阳山”这一地名尤为重要，只要能够确定它的地理位置，就可以知道隋时鄱阳湖的范围。

令人不解的是，《大明一统志》和嘉靖《江西通志》中，在“鄱阳山”条下又说“鄱阳山，在府城西北一百十五里鄱阳湖中。初名力士山，唐改今名”。^[18]可以发现，“鄱阳湖”与“鄱阳山”两条记载前后存在明显的矛盾，既然“鄱阳山”之名在唐代始有，那么隋代以“彭蠡湖”接“鄱阳山”而有“鄱阳湖”之说就难以成立。张文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误传，记载就容易自相矛盾”。^[19]这种看法有其合理性，但这类历史记录的出现，应有一定的缘由，并不能简单地视之为“错误”。对于“鄱阳山”，《读史方舆纪要》有更为详细的记载：

鄱阳山，府西北百十五里鄱阳湖中。初名力士山，亦名石印山。《三国志》：“孙皓天玺元年，鄱阳历陵有山石文理成字，吴人谓石印封发，天下太平。”《江表传》：“历陵有石山临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骈罗，穿中色黄赤，俗相传谓之石印，即鄱阳山是也。”历陵，今九江府德安县，孙吴时山盖当二县之界。^[20]

上述资料显示，明清时期的“鄱阳山”，在饶州府城鄱阳西北一百一十五里的鄱阳湖中。另外，“鄱阳山”在过去还有两个别名——“力士山”和“石印山”。其中别名“力士山”与《大明一统志》的记载相同，而“石印山”则是《读史方舆纪要》新添入之名称。从《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文本看，《江表传》中就出现了“鄱阳山”之名，而《江表传》系西晋人虞溥所著。然而，《太平寰宇记》“石印山”一条称：“按《江表传》云：历阳有石山临水，髙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骈罗，穿中色黄赤，俗相传谓之石印。”^[21]很明显，《读史方舆纪要》中“即鄱阳山是也”实为顾祖禹所加，并非《江表传》原文。同时，《太平寰宇记》中也并无“鄱阳山”的记载。据此，清人许鸣盘认为《太平寰宇记》“记石印山，而不记鄱阳山，则为一山可知”。^[22]而事实上，在明清史籍中，人们大都做了类似的理解。

然而，如果“石印山”与“鄱阳山”确系同一座山，那么鄱阳山“唐改今名”之说就存在问题。其原因在于，如果唐代既已有“鄱阳山”之名，那么北宋初期的《太平寰宇记》就不会继续以“石印山”条目记载此山。在隋唐至北宋初期的地理志书中，都未见“鄱阳山”之记载。直到北宋中期的《元丰九域志》，始在鄱阳县“古迹”^[23]下载有“鄱阳山”，这是目前见于史籍最早的记载。^[24]结合下文可知，此时“漫涨”的湖水已在四望山至长山一带将都昌和鄱阳分隔，今天的长山已与都昌陆地分离，遂被土人或行舟之人称为“鄱阳山”。在地理志书中，“鄱阳湖”之名最早出现在南宋的《舆地纪胜》中。因此，从二者在史籍中的出现时间看，“鄱阳湖”由“鄱阳山”而名的说法似乎是成立的，只是时间上尚有疑点。

清代鄱阳人李正瑜为此还专门写有《鄱阳山辨》一文，认为“鄱阳山”即强山，理由是鄱阳山“去城西北百十五里鄱阳湖中”，^[25]而强山“在立德乡去西南六十里”，^[26]然“按水程饶治至都邑之周溪镇百二十里，注百十五里者大近，六十里者大远，当于其间取之”。^[27]从距离上判断，“鄱阳山”应该位于鄱阳县城至都昌周溪镇之间。再则，李氏指出，在饶州城西北鄱阳湖中，“小小数山之外，更无一山，所谓鄱阳山者，正不见有何山也，玩注初名力士山，力士云者，强之义也。强山又名狂山，狂惟力士多有之，则强山之即鄱阳山也无疑”。^[28]由上可知，李氏认定“强山”即“鄱阳山”，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证据：其一，在空间距离上，“鄱阳山”与“强山”的位置大体相同；其二，在饶州城西北鄱阳湖中，没有一座山叫“鄱阳山”；其三，从字义上看，“力士”与“强”同义，二者也应该是同一座山。

除此之外，李氏还对“鄱阳山”之名的由来进行了说明，“然称为鄱阳者，疑是别于都昌山而言之。四山，古鄡阳县治，注详鄱志古迹，今属都昌，荒烟蔓草，邱墟之瓦砾存焉，固都邑东南之尽境也。当是其土人与泛舟往来者，见强山巍耸于湖中，指而目之，曰此鄱阳山也，则一山而又改一名矣，流传日久遂忘其故”，^[29]即之所以称“鄱阳山”，是为了区别于都昌县的山而以县名作山名。四山，即“四望山”，古鄡阳所在地，也是都昌东南的边界。由此，可以肯定的是，“鄱阳山”这个地名形成的时候，此山还没有完全处于湖中，其东南面必定还与鄱阳县陆地相连，但是“漫涨”的彭蠡湖水已把此山与都昌县境分隔。否则，从距离而言，此山离都昌县更近，而离鄱阳县更远，但却不叫“都昌山”，原因即在此。

在道光《鄱阳县志》中，李正瑜指出：“穿凿之家以山擅一邑之名，不求其实属何山，志于全境诸山之后，标一鄱阳山，而不着其所在之乡，其为漫笔也，可知矣，后之修志者宜正之。”^[30]可以想见，在李氏之前，对于“鄱阳山”究竟位于何处以及实属何山等问题，前人也一直没有弄清楚，而是简单地把它登载于鄱阳各山的最后，仅载有它离饶州城的距离，而没有载明它的具体地理方位。尽管李氏已告知后来志书编纂者应改正这一局面，但就在道光《鄱阳县志》中，修志者似乎并没有采纳李氏的意见，将“强山”和“鄱阳山”视为一山记载，而是照旧分列登载，只在“鄱阳山”条后标注了“邑人李正瑜有辨见艺文”等字。^[31]由此可知，县志编修者并不把李氏的考辨当作定论，而是仅作读者参考。而后，同治《鄱阳县志》只将“长山”替代了“强山”，但照旧把“长山”和“鄱阳山”视作两山分列记载。^[32]可见，迟至清代同治年间，“强山”与“鄱阳山”是否同为一山，依然存在分歧。

不仅如此，同治《鄱阳县志》连道光志书中的《鄱阳山辨》一文也未收入，这颇让人不理解。尽管如此，结合今天长山的地理位置，李氏《鄱阳山辨》还是很具有说服力的，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举证上，“鄱阳山”最有可能的就是“强山”（今长山）。然而，直到20世纪末，依然有学者误把鄱阳县附近的“莲荷山”视作“鄱阳山”，并结合前引《读史方舆纪要》关于“鄱阳湖”隋代源于“鄱阳山”之记载，认为“鄱阳湖大水面形成于公元400年前后，为距今约1600年的年轻湖泊”的结论，^[33]不仅与张文结论相差甚远，也难以令人信服。

关于“鄱阳湖”之名源于“鄱阳山”的说法，最早的记载出现在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34]中，而后大量明清史籍和地方志书沿用此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舆地纪胜》既没有给出“鄱阳湖”因“鄱阳山”而名的具体时间，也没有其他任何关于“鄱阳山”的记载。正如上文业已指出的，迟至《大明一统志》才开始出现“鄱阳湖”因“鄱阳山”而名的确切时间记载，同时也在“山川”中有了“鄱阳山”的条目。由此可知，那些声称“隋代”鄱阳湖就以“彭蠡湖”接“鄱阳山”而名的记载，大多都是出现在明清时期，而未见载于唐宋史籍。很有可能的是，明清史籍和地方志书在沿用《舆地纪胜》记载的同时，又对此进行了“时间”上的“考证”，从而就有了“鄱阳湖”之名形成于“隋代”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