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识字教育与公民常识教育
识字教育和公民常识教育的开展，北平地区各民教馆以学校式社会教育为主。其主要形式有民众学校、识字班及各种补习学校。民众问字处、问事处、代笔处及讲演、编辑出版等活动，也是较为常见的形式。
（一）民众学校
“民众学校”这一名称依教育部统一规定而改，1928年北平地区正式开始使用。这一变化意蕴丰富。此时，北平市失去了首都的政治地位，改归国民政府统属，其行政组织也随之改变，教育各个方面也都面临着调整与变革。可以说，它的使用标志着北平市教育进入了整合与改革的新阶段。
1.历史沿革
北平地区民众学校性质的教育机构自清末民初已有设立。1910年，京师学务局应学部要求试办简易学塾数处。此后，北平地区民众学校设立有几个高峰。第一个时期是1915—1916年，多为京师警察厅各区所设立。最初称为贫儿半日学校，旋即改称半日学校，后又改为平民学校。至1928年，由公安局创立并管辖者，共40所。第二个高峰期是1919—1924年。四郊民众学校，大半为步军统领衙门设立。城内民众学校，多由京师学务局创办。这些学校经整合后均划归市政公所直辖。其中包括城内10校，四郊8校，及东郊、南郊平民补习学校2所，共计20所。1928年后，这些民众学校归并北平市教育局，一律改称市立民众学校。第三个高峰则是1928—1929年私立民众学校的广泛开设。据统计，1933年北平地区47所私立民众学校中，至少有33所确定成立于1928—1929年。这些私校多由各学校学生会、私人及寺庙办理。[1]至1928年前后，北平地区民众学校已经初具规模。
民教馆直辖的第一所民众学校于1928年成立。1933年，原市立第九、第十三、第十九民众学校，改称北平市第一社会教育区第一、第二、第三民众学校。其余三馆成立后，也积极筹设民众学校。此时，北平地区民众学校由于创办主体与主管机关不同而被划分为官办与私立两大类。官办民众学校尚可细分为公安局立、市立、区坊立等多种。因统属的差异，这些民众学校的教学制度与实践呈现出不同色彩。民众教育馆附设的民众学校，其性质、特征与市立各民众学校更为相近。
2.教学宗旨
自创办伊始，北平地区民众学校深受小学教育模式的影响，招生对象、教学内容与修业年限、课程设置等方面均是仿照小学教育模式而设，可以说是简易的、变相的小学。1928年后，受到教育部规定与社教专家理论探讨的影响，北平市政当局与基层工作人员对民众学校教学宗旨与目标的认识逐渐明晰。1929年1月，教育部颁布的《民众学校办法大纲》以法规的形式肯定民众学校以“授与年长失学者以简易之知识技能使适应社会生活为宗旨”[2]。1930年初，北平市政当局初步制定的《北平特别市市立民众学校管理暂行规程》，对民众学校教学宗旨的规定是“救济无力求学及年长失学者”并“授以简易知识技能以适应社会生活”[3]，可以说与教育部的规定并无二致。
而晏阳初、俞庆棠等学者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强调民众学校在“除文盲”的同时，更应达到“作新民”的终极目标。平教社在1928年整理出版了一套丛书，对平民学校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与总结。[4]其中明确指出：“平教运动的目的，系以‘除文盲’为手段，以求达到‘作新民’为目的者也”[5]，自此，民众学校的教学目标与民族富强紧密联系在一起。
北平市政当局与基层工作人员对此深感认同。第一区民教馆馆长李崑源便认为，民众学校不能只注重扫除文盲及生产技术的改进，还应“作新民”，培养“国民道德”。他指出：“民众学校课程的实施目标，应当包括着语文教育、公民教育、生计教育、健康教育、休闲教育等，而事实上过去只不过做了语文教育一项而已。”[6]为此，他要“加强大众的民族意识……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培养民众具有“为民族生存而奋斗的国民道德！文字的学习、常识的灌输，都应该以培养此种国民道德为实施的中心目标！”[7]
这些讨论与界定，意味着北平地区民众学校教学宗旨与目标的丰富与扩充，为民众学校的发展提供了明确的方向与定位。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意味着民众学校是与学校教育体系有着不同教育目标与对象的教育机关，从而为其摆脱小学教育之从属与附庸地位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高了民众学校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可以说，这是1928—1937年北平地区民众学校教育理论完善的核心与关键。在这些理论思考的指导下，民众学校招生对象、修业期限与课程设置等问题都相应地做出了一定的调整，推动了北平地区失学民众补习教育的发展。
3.招生对象
北平地区民众学校的招生对象是逐渐变化的。早期民众学校对学生年龄没有明确规定和限制。1908年清政府制定的《推广简易识字学塾计划》仅规定，简易识字学塾以年长失学及贫寒子弟无力就学者为招生对象，同时兼收成人和儿童。1928年后，学龄儿童成为义务教育的招生对象。民众学校招生以成年学生为主，逐渐明确并制度化。在年长失学的民众中，国民政府更加注重失学青年的教育，认为，“年在十六岁至五十岁之失学人数，估计约占全国人口总数之半”[8]。1929年教育部公布的《民众学校办法大纲》规定，“凡年在十二岁以上五十岁以下之男女失学者均应入民众学校”[9]。
北平地区虽不如教育部规定的那么细致，但民众学校招收成年学生却是大势所趋。1930年初拟定的《北平特别市市立民众学校管理暂行规程》，虽对学生年龄没有具体规定，只是笼统定为“无力求学及年长失学者”[10]。但它将儿童与成人分班教学，是提高成年学生比例的重要举措。1932年9月，该规程经过修订后正式颁布。市立民众学校招生对象被明确定为“年在十二岁以上之男女”[11]。1935年7月，第一区民教馆决定民众学校只招收成年男女，停招儿童。第三区民教馆成立民众学校时，便表示要招收成年女子。1936年，民众学校中学生年龄不合规定者，被政府指令“停办、或并班裁减教员及办公费，并应由义务教育委员会同时设立短期小学，以资收容”[12]。也有部分民众学校因此不能在社会局等主管部门备案，只好申请转为短期小学。[13]
民众学校招生对象日渐明确，是教育理论成熟的重要体现。但这些规定难以贯彻落实。小学义务教育未真正普及，无法入学的儿童就是“成人文盲的后备军”[14]。为此，1934年，教育部颁布的《民众学校规程》，将招生年龄放宽为“凡年在十六岁以上之失学者”，而“未办短期义务教育的地方，年在十岁以上之失学者，亦得入民众学校”[15]。
北平地区也是如此。它虽为文化教育中心，但仍有大量学龄儿童因“小学校能容学生数与学龄儿童数之比较太小”[16]等原因无法进入正规小学读书。不收学费的民众学校缓解了学校教育的压力。民众学校学生中儿童居多的问题一直存在。北平市社会局1932年填写调查表时指出：“学生年龄多与部章不符。”[17]1935的施政报告中也说：“本市各民校学生，大半属于儿童。成年入学者，为数甚少。”[18]1936年的调查显示：“各校现有学生多系学龄儿童，而十三岁以上者仍占少数。”[19]民教馆所附设之民众学校也是如此，“该馆附属民众学校原有学生率皆幼童”[20]。
由上可见，1928—1937年，北平市民众学校对招生对象的改革并未取得实效。但对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系统分野的清晰界定，不仅是民众学校理论与实践上的进步，也是近代教育体系逐渐完善的过程。
4.修业期限
北平地区民众学校的修业期限远超过国家规定。教育部颁布的《民众学校办法大纲》规定修业期限至少为三个月。而北平地区民众学校多仿照小学编制，采取四年制教学。市政当局也认识到它“与普通小学无异，揆以民众教育宗旨，实有未合，亟应早日更正，以符名实”[21]。为此，1931年，教育局对实现学制过渡的方式做了详细规划：“凡已开办之独立或附设各民众学校四年制，准予办至完全毕业时为止，不另招收新生。所有自本年八月以后成立之民众学校，一律一年毕业，并由各管理员设法招收成年人入校修业。”[22]1932年制定的《北平市特别市立民众学校管理暂行规程》，以法规的形式将修业年限缩短为一年。此后，北平市民众学校采用一年制者逐渐增多。相应的，民众学校招收学生年龄在12岁以上者也逐渐增多。这为民众学校学生成人化提供了学制上的保证。
民教馆附设民众学校也是如此。从1934年的调查来看，第一区民教馆附设第一、第三民众学校均是一年制和四年制教学并存。第三区民教馆开设的民众学校妇女班则更短，规定修业期限为6个月。这种做法更符合社会教育理论对修业期限的设想与规定。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地区民众学校招收的四年制班级仍有学生未毕业。向短期学制的过渡尚未完成，修业期限为6个月的民众学校更是凤毛麟角。
5.课程设置
民众学校课程设置包含教授科目、教材选择、授课时间等多方面的问题，是教学质量提高的核心与关键。教育部在1929年制定的《民众学校办法大纲》已有简要规划：民众学校教授的科目包括识字、三民主义、常识、珠算或笔算、乐歌等，兼授历史、地理、自然、卫生等浅近读物。根据需要，民校可酌情加设农业、工商业等科目。所用教材均须经教育部审定，每星期至少授课12小时。
北平市民众学校课程最初仿照小学设置。这种做法甚至被写入北平市政府颁布的《北平特别市市立民众学校管理暂行规程》。它明言，“民众学校教授科目比照部定前期小学校课程暂行标准办理，并得参酌情形增减科目”[23]。这不仅未遵循教育部规定，甚至相较于北平市对招生对象的规定也相对滞后，更依赖小学教育经验。
1931年前后，北平市政府始有变化。它依照教育部的规划，拟定了符合民众教育原则的课程方案。其中，国语每周上课8小时，教材采用沈百英、沈承章所编的《国语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发行），教学内容以三民主义千字课中的生字为主。三民主义千字课每周3小时，教材选用教育部所编甲乙两种共八册（教育部发行）。珠算及笔算每周5小时，教材选用骆师曾编的《珠算课本及笔算课本》（商务印书馆），教学要点包括加减乘除、日常生活中必需的算术常识及普通簿记现行格式等。常识每周3小时，教材选用计志中编的《常识课本》二册（商务印书馆），讲授要点包括衣食住行、卫生节约、身心陶冶、爱国爱民族、四权运用及地方自治等。职业常识教材要点包括勤工兴业、农林畜牧、商业及储蓄合作等。此外，体育及乐歌，每周上课1小时。各民众学校还可依环境需要，增设历史、地理、自然、卫生、农业、工作、美术或商业等科目，授课时间须在国语、常识时间内酌减。
民教馆附设民众学校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一些难题。例如，“民众学校的授课时间极为短促，若科目太多，教材反而散漫不切实。而且在每周只有十二小时的授科时间中，实在无法支配。本来各种学科都有其相互的联系，尤其是公民常识等，把它们包括在国语教材中有许多方便。若是分开来教授的话，不只是时间上来不及，而且各科教材上也不无冲突，尤其是国语或识字的内容便太空洞了”[24]。另外，民众学校使用的教材版本众多。[25]有的学校使用教育部编选的民众学校教材，也有很多学校使用小学课本。教育局科员郭维墉在视察了西北郊各民众学校后指出，“现在各民众学校所用课本概多采用前期小学课本”，而“关于民众实用方面教材甚少”[26]。故编选合适课本也是民校课程改革的迫切需要。
1935年，教育部做出针对性调整。第一，制定《民众学校规程》，使民众学校课程的设置更加简洁、更具操作性。简化后，民校课程只包括国语（包括公民及常识）、算术（珠算或笔算）、乐歌、体育等。第二，教育部通令各省市指定5~10所民众学校试行《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1934年中国社会教育社第三届年会上制定），规定了民众学校课程的科目与所占时间比例。北平市政当局指定第一区民教馆附设三所民众学校与市立第十、第十二、第十七、第十八民众学校共同试行教育部颁布的《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试行期间，民教馆馆长李崑源撰写《民众教育课程标准之我见》一文。他首先肯定了《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对教学科目、授课时间的规定，进而评述了民校课程的教学要点。
《草案》拟定的算术、音乐、体育等科教学要点，李氏基本认同，并无异议。在他看来，算术、音乐、体育等科所属范围与教学目标相对单一。如“算术一科主要的是属于生计教育的范围的。生计教育的目标，无非是增进就业的技能，养成乐业的习惯。而授以珠算或笔算，使民众能作普通的计算，能记简单的账目，正是完全成生计上最需要的工具”；“音乐一科在一般说来是属于休闲教育的范围的。而所谓休闲教育，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使民众改正不良的习惯废除有害的娱乐，使其了解怎样利用余暇以锻炼身体及陶冶精神，提高其欣赏艺术的能力，养成其参加团体生活的习惯”；“（体育一科）属于健康教育的，而所谓健康教育，不只是锻炼各个人的身体，而且应当使民众以体育来代替其他低级的娱乐，并拿体育来养成整洁活泼的个人习惯，以及忠勇严肃的团体精神”[27]。
对国语科教学要点，李氏的态度比较微妙。他承认国语科的重要性，认为“在民众学校的全课程中，国语算是最主要的科目”，这不仅是“就课程时间来说，它占有百分之五十以上”。更重要的是它的教学内容涉及多个领域，“就课程的性质说，它担负着语文教育、公民教育，及灌输常识的重大任务。同时，在生计教育、健康教育、休闲教育上也分担着一部分责任”[28]。这意味着国语科承载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与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新民”的特质。《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由俞庆棠、高践四、晏阳初、梁漱溟等学者主导制定，党化教育与三民主义的意味已经相对淡薄。它仅笼统地将中华民国、国旗和党旗、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实行新生活、武昌起义与双十节等作为教学的内容与要点列在公民教育项下。但李氏仍有意无意地淡化处理党化教育与三民主义教育。他在探讨国语科教学要点时，并未像对算术、音乐等科一样直接转录《草案》的相关规定。李崑源主张将党化教育与三民主义教育融入中国近代史、社会状况、国际形势及爱国主义等教育原则。
经过一年实验，民教馆就实行情况进行了总结。总的来说，馆方认为“《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尚可适合应用”[29]。受环境、经济等因素制约，《草案》于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如下。
国语科“缺乏佳良课本及适合环境需要之教材，故学教上颇感困难，致不易完全达到标准程度。此外如利用注音符号，协助识字，亦得事半功倍之效。惜全国书籍报章，尚不能印刷注音符号，以致不能广泛的读书报，而失去注音符号更高的效用。故欲使一般民众有阅读能力，迅速的扫除文盲，使民众教育速见功效，旁加注音的报章、书籍，是当前的急务”[30]。
算术科因包含“算术及珠算两科，而因环境不同，故需要亦异，试验的结果亦有不同。如本区第一民众学校地处北平市内，学生家境困难，中途失学而尚希升学者，占最多数。故对与算术较有兴趣，亦认算术一科较为重要。但第二、三两民众学校则恰相反，因为二校位于城外，临近乡村，来学诸生，多要求珠算之学习以冀将来有用于商业。因此课程标准中之算术及珠算两科之轻重及取舍，均须依环境之需要，在分量上酌量的规定，不可作固定的不变的分配”[31]。
音乐体育科“初未能按照标准实行，因民校向来设备之简陋，无力购置风琴等乐器，以资应用。并且校舍狭窄，无阔院落可备上体育。故此两科虽愿努力施行，而因地域经济所限，不能适合所定标准”[32]。
职业科目虽在“民校高级班均有，然试验结果均不良好。究其原因，一因经济关系，无力购买所需材料；二因制就出品，无法销售，故不能引得学生学习之兴趣。因是职业课程往往减低，而为劳作”[33]。
此外，1935—1936年，北平市政府针对“各民众学校教学时间、教科用书以及学级编制，多不一致”[34]的情况，拟整齐划一各民众学校的课程与编制，这也是北平市政当局的重要举措之一。
（二）识字班、补习学校及露天学校等其他方式
1.识字班
识字班也是民国识字教育的基本形式。其教学宗旨同民众学校一样，是“为救济年长失学及无力求学者而设”[35]。它的设立，是为补充民众学校数量上的不足。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教学程度上，识字班较之民校更为简易，“其规模颇似简单的识字学校”[36]。政学两界对识字班的理论研究，远不如民校成熟。知识界将之视作民校的补充，少有深入探讨；政府制度建设也在起步阶段，成文法规颁行滞后。北平地区识字班自1928年10月起广泛设置，以公立性质为主，少有私人设立者。市政当局整体规划，分期举办。每期开始、结束时间等都有统一规定。
通俗教育馆附设识字班于1929年3月（北平地区识字班第二期）起开设。与北平市其他识字班一样，分期举办。至1931年7月，该馆共举办识字班5期，招收6班。学生174人中，有115人顺利毕业。详见下表。
表2—11 1929年3月—1931年7月通俗教育馆附设识字班统计表[37]
1937年初，该馆青龙桥乡村实验区在大有庄及骚子营等处增设识字班。其余三馆在成立之初，也积极筹设识字班。识字班是民教馆工作的基本构成，大致体现了北平市识字班的整体办理情况。
北平市识字班基本采取附设模式，大多依附中小学校及民教馆等社会教育机关。市政当局以市立学校“至少附设一班”[38]为目标，并月给每班津贴10元。此时，民众学校也大量附设于各教育机关，但设置原则却不同于识字班。民众学校以有独立校址为基本原则，采取附设形式是在经费、人才等资源不足情况下采取的权宜之计。而识字班的设置原则便是采用附设形式。这样可以充分利用附设处所的教育资源：附设处所的教职员与学生作为教师，“以原校校长为主任”，教员“由校长就原校教职员中商聘之，但师范或中学以上学校，可由原校长遴选高年级学生担任”[39]；附设处所所在地作为识字班的校舍。故此，识字班设置成本较低，便于大量举办。
民教馆附设识字班依照此模式办理。它每月有经费10元，民教馆工作人员担任教职员。至于所设班数，则践行市府“至少一班”的规划。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会增设数班。例如，市立民教馆于第五期增设一班，1935年，第一区民教馆在原有一班的基础上添设男女普通二班。
按照规定，识字班学生年龄应在15岁以上。1930年颁布的《北平特别市教育局主办民众识字班简章》规定，年龄在15岁以上45岁以下者得入识字班学习。1932年颁布的《北平市社会局主办民众识字班简章》将招收对象改为年龄在15岁以上之男女，对年龄上限不再限制。学生年龄的变化对识字班并无实际影响。45岁以上的学生在识字班和民众学校都极为罕见。识字班招生同样存在儿童过多的问题。这在识字班举办初期尤其严重：“招收之学生，实际较原定年龄为低者，在十之八九”[40]。不过，比民众学校略好一些的是，成人学生所占比例更高且不断增长。1935年，第一区民教馆决定改招成年学生，更将招生学生的年龄提高至20岁以上。
识字班招生人数少于民众学校，每班定额30名。民教馆附设识字班，也照此规定办理。每班以30人为限，甚至经常无法达到规定额度。1932年以后，其招生人数增至40名，且招生较为顺利，基本可以招收满额。民教馆附设识字班在修业期限、入学时间、毕业时间等方面均遵照北平市统一规定。这与其他识字班基本一致。按照规定，男女分班教学。如因特殊情况需男女合班者，须由主管机关核定方可。修业为期4个月，毕业由社会局发给证书。在实践中，北平市识字班并未谨守教育部的规定，学制有4个月、5个月、6个月不等。
教授课程由繁至简。《北平特别市教育局主办民众识字班简章》中指定课程有：民众千字课、三民主义浅说、日用常识、国音字母、实用算学五门课。《北平市社会局主办民众识字班简章》则将所授课程简化为三民主义千字课、注音符号、珠算及笔算三门。后者还对各科授课时间和教材有所规定。其中，三民主义识字课，授课时间为200小时，教材采用教育部编乙种；珠算及笔算，授课时间为140小时，教材定为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骆师曾编写的《珠算课本》；注音符号，授课时间定为20小时。总计上课时间定为360小时，每日3小时，星期日照常授课。民教馆所属识字班在课程设置上基本符合市府规定，但会因事制宜调整授课时间，间或分上下午上课。
教学脱离实际、就业难等问题，困扰着民众学校。同时，它也是识字班面临的棘手问题。市府深感识字班“办理多年尚少实效”，打算经过切实考核后，“除地点适宜者仍继续办理外，其余应逐渐裁并，改设工商补习学校，渐次推进。俾此项经费不致虚糜，而地方教育亦得补助”[41]。提倡职业技能教育、兴办各种补习班和补习学校，被当做医治这些弊病的良策。
2.各种补习班与补习学校
补习学校的设置，是为增强识字教育的实用性和有效性，以补民众学校和识字班之不足。民众学校和识字班的工作重心在“除文盲”，而补习学校与补习班则侧重生计教育和职业技能的教授。北平地区补习学校兴办较早，公立、私立性质均有。政府推行的识字教育中，补习学校着力最少，是最为薄弱的一环。私立补习学校则相反，在私立识字机构中设立最广，影响也最大。政学两界对补习学校在理论上重视有余，但讨论不足，在实践上的探索更加薄弱。北平市政当局拟定《北平市私立民众学校及各种补习学校立案暂行规程》并颁布施行。其仅对设立资格、统属关系及方式有简要规定。对招生年龄、教学宗旨、修业期限、课程编制等涉及办学实效的原则均未涉及。办学实践中，它受重视的程度和发展效果均不如民众学校和识字班。
民教馆所办补习班，集中在妇女补习与商业补习两个方面。
妇女补习方面。第一区民教馆改组后，于1934年1月，即增设妇女职业补习班。第二、第三区民教馆成立时同步设置补习班。办学经费和教职员均由该馆提供。第一区民教馆所办妇女补习班，招收15岁以上50岁以下不识字的妇女，并以“实施平民教育、教授妇女普通知识、养成自立之技能”[42]为宗旨。这与民校、识字班大体一致，区别在于补习班限定招生对象为妇女群体。该补习班第一班招生29人，插班生17人，共46人，学生年龄基本合乎规定，均在15岁以上。其中，15~20岁者20人，21~30岁者19人，31岁以上者7人。
补习班课程原定为千字课、注音符号、写字、笔算、工艺、美术六门。但实际的教学中，只设有市民千字课、算术、尺牍三门。详见下表。
表2—12 北平市第一社教区民众教育馆妇女职业补习班用书表[43]
补习班的课程设置，难以实现其教学目标。算术科采用小学课本，背离了北平市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分离的整体走向。市民千字课以扫盲识字为主，无法凸显职业教育特质。尺牍虽具实用性，但对妇女生活技能、生活观念、卫生习惯的影响并不显著。该补习班采取一年制教学，每日授课2小时。这与民众学校修业期限相仿，有违识字教育追求经济、速成的准则。小学教育的影响仍在。该班深受留生难的困扰。学期结束，该班仅有17名学生毕业，毕业率为37%。有29人由于种种理由肄业。其中回籍11人，迁居13人，因病休学2人，结婚1人，赴安徽省1人，转入高级班1人。
商业补习方面。第一区民教馆附设有商科职业补习学校、工商补习学校。第三区民教馆附设有商业补习班等，每班招收学生40人，师资与经费来源也是由民教馆提供。第三区民教馆商业补习班，专收年龄在13岁以上的男生。其课程设置更加适合培养职业技能的需要。第三区民教馆商业补习班课程包括新式簿记学、现代营业方法，并教授浅近英语。这与妇女补习班的课程相比，更为实用。这也决定该班招生对象为“曾受相当识字教育”[44]者，不太适合不识字或文化程度较低的民众学习。
3.露天学校、工读学校等
露天学校也被称为识字处。它于“民众群集之处，由识字教师或服务人员按时前往施教。如此办法，可以节省招生之麻烦与设校的经费”[45]。这种形式便捷灵活，多在乡镇地区推行。民教馆设置露天学校，条件得天独厚。人群密集是露天学校设置的必要客观条件。这样的地方能够吸引更多民众参与受教。北平市各民教馆所在地均满足这一要求。
改组后，第一区民教馆曾试办露天学校。学校教员由该馆职员轮流担任。每年夏天，该馆在后楼坡的隙地上，摆设几十个椅子，围成半圆形，墙上挂起一块黑板。上课之前，放留声机吸引民众。该馆职员亲自编印讲义。每天教授几个生字，并配有插图和注音符号。生字讲授完毕，该馆还组织通俗讲演及有关民众知识的故事、笑话等。民众受其吸引，每日听课者有六七十人之多。它“既不妨害各人的工作，复能与民众一种新颖的印象，并且每人都能找到一个和民众谈话的机会”[46]。露天学校在有限资源下，将民众休闲娱乐的公共空间变为实施民众教育的场所。
工读学校也由改组后的第一区民教馆举办。该校“直接以达到使学生能自立自养为目的，间接则以发展及保持本市之手工业技术为目的”[47]。其立志将读书识字与职业训练相结合，故学生年龄限定在13~16岁。每班招收40人。学生每日上午上课，下午工作。最初，职业课程仅设土工、木工2科。该校计划，在经费与校舍充裕的情况下添设铁工、陶工、编织、纺织等科。
（三）民众问字处、问事处、代笔（书）处及讲演、编辑出版等活动
1.民众问字处、问事处、代笔（书）处
民众问字处、问事处、代笔处均为识字扫盲、普及知识而设。问字处为民众解答不解的字音、字义，问事处负责讲解民众来馆咨询的社会常识，代笔处专为民众代写日常应用文件。三者皆为公立性质，一般附设于市立之图书馆、教育馆及各阅书报处内。1931年4月是其设置的高峰期。民众问字处、问事处分别达16处，代笔处稍少。此后，三者数量基本保持稳定。民教馆是问字处、问事处、代笔处依附的机构之一。第一区民教馆早有设置。第三区民教馆有感于“吾国民众不识字者，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因之遇事，时有错误。或感困难之情形，其或有自能读书求学者，遇有难解字句，无处询问”，“特设民众问字处及代笔处，以供民众随时来馆询问，普通文字之读法、写法及意义，或求代写书信及文契等事项”[48]。
民教馆拟定的《本馆附设民众问字处规则》，限定民教馆职员的解答只包括读音和字义。其余各项多是约束问字人的行为。它包括：问字人态度应谦虚和蔼，所问字不能过于冷僻。如问字者有两人以上，应按照进门先后顺序询问。咨询时，问字人须将原句抄录或原件交给解释员。对于解答如有质疑或不清楚的地方可以请解释员重述。解答完毕，问字人应及时退出以免妨碍公务。北平市政当局颁行的《北平市社会局民众问字处暂行办法》，则对工作时间和人员配置有初步规定。它规定问字时间由上午10时至11时。每人问字时间以10分钟为限，如有疑难字可留待翌日答复。每处设主任1人，由附设馆处管理员或图书部主任兼任。设专人负责解答，是民教馆问字处的独特之处。1933年，社会局鉴于问字处毫无成绩，力图振作。“改良之法应由千字课中之第一字起，用木牌书写正楷大字，加以注解，每天只书二字悬挂室外。有欲问者，即加以讲读，以引起民众识字之兴趣。”[49]民教馆似未实践此法。
对民众问事处，北平市政当局和民教馆都有规章出台。社会局制定的《北平市社会局民众问事处暂行办法》见于1933年9月的档案；而民教馆制定的《本馆附设民众问事处规则》始见于1932年8月该馆主办的《北平市市立通俗教育馆季刊》第1卷第1期。二者均未标明颁布日期，故哪个规定在前并无确证。社会局于1932年7月后才掌理教育工作，由此可以推定，社会局法规的颁行时间早于民教馆的机会极小。二者对问事时间的规定大致相同，由上午10时起至下午3时止。如果遇有特殊事件，可随时咨询。每人问事时间以15分钟为限，俟解答完毕方许他人再问。而解答人的选派，社会局主张由附设机关主管人员兼任。民教馆则设专人解答，且常与问字处的负责人为同一人。民教馆还规定，问事处可以拒绝精神病者、疯癫者或酒醉故意捣乱者的提问。它对问事人资格的规定，为社会局所没有。1935年，市政当局深感问事处的规模过小，收效甚微。为便利外来人士游览及增进民众职业技能，市府曾计划将之改组扩大，建设成为一具体指导机关。但限于人力、物力资源不足，该计划未能付诸实践。
代笔处的日常工作，有民教馆制定的《本馆附设民众代书处规则》为之规划。其工作时间为每日自上午10点起至下午3点止。日常应用文件都可代写，但迷信、诉讼等文件概不在负责范围。
根据《时代教育》中记录，每月每处问字、问事民众，约三四十人。民教馆的实施效果远不如其他各处，每月平均咨询人数不足10人。其中以男性咨询者为主，女性极少。
2.阅报牌、标语、民众读物等的编辑
阅报牌、壁报、常识牌。它们是为普及民众知识而设。民教馆职员发现，来馆阅览者“十之八九是属于小资产阶级，十之一二是属于劳动的民众”[50]。为拉近与底层民众的距离，民教馆编辑阅报牌、壁报、常识牌时以文字“极简纯极普通”作为原则。其目的有三：一是使民众认识民教馆的使命与意义；二是使民众明了中国社会现况与国际地位，尤其是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事实；三是使民众增长社会常识及生活技能。阅报牌等设置的地点，一般选在通衢要道、人烟密集的地方或中小学门外。
阅报牌设置最广。它编辑起来最为简单。每日只需将报纸、国内外要闻、民教馆工作等缮成简报，分别揭示。第三区民教馆对此十分重视。它在所属内一、内六及东郊三区内设置阅报牌、简报牌各4处。常识牌针对性较强，专注于民众常识教育。第一区民教馆曾设常识木牌10块。每周换课目1次，配置4周，“行人伫立阅览，莫不称快”[51]，反响良好。在民教馆职员看来，标语能够对“思想、行动、生活，均具有极大的提示与指导”[52]。其编辑原则除词句简白以外，还要求含义深刻、简单扼要。民教馆标语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介绍社教理论的直白口号。它贴于馆内各处，如阅览室、办公厅、体育场、电影院等。另一类是贴合民教馆活动的主题，以宣传及提升民众参与度为鹄的。
出版事项。北平地区各民教馆编印多种刊物，将之“作为文字宣传机关，以教导民众材料为主，以有意义之游艺材料为副，以使民众习尚潜移默化，渐趋改进”[53]。这主要有：《民众教育季刊》、《民众旬刊》、《北平民教月刊》、《北平市第三社教区民众教育馆月刊》、《民众教育》、《新村月刊》等。
其中，《民众教育季刊》由北平市民众教育馆主办。1932年8月创刊时，名为《北平市市立通俗教育馆季刊》。1932年11月改用此刊名，出版至1934年3月第2卷第3期止。《民众旬刊》由北平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主办。由1933年12月起出版至1935年3月第2卷第9期止。《北平民教月刊》由北平市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主办，1936年7月创刊。《北平市第三社教区民众教育馆月刊》由北平市第三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主办，由1936年7月出版至1937年2月。《民众教育》由北平第二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主办，由1937年2月出版至1937年5月，共4期。《新村月刊》由北平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乡村实验区主办，由1934年4月出版至1934年5月。
各馆所办馆刊，以民教理论探讨与工作报告为主要内容。一般分为插图、论著、民众文艺、工作报告、民教消息等专题。其中较为特别的是第一区民教馆主办的《民众旬刊》。
《民众旬刊》被民教馆职员寄予厚望，希望“它可以给民众以生活技术的、以行动的准则，给民众以精神的安慰，给民众以识字、知事物的机会”[54]。该刊以直面民众为办刊宗旨，“是真正的民众文学，便是一文一字，都要打入民众的心坎中，激荡民众的内心”[55]。这实实在在落实到该刊的编辑工作中，并非空洞口号或华丽言辞。首先，这表现在文字语言的使用上。他们“力求浅鲜通俗有兴趣，富艺术，刊录适合民众的脾胃的材料”[56]。刊中文字尽量采用北平口语，书面语较少。其次，它的内容分为漫画、短评、论著、文艺、常识问答、应用文、新闻辑要、谜语、组字等项。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常识占较大比重。即便是短评、论著等理论探讨，也多是从教育民众、灌输社教理念的角度切入。遗憾的是，该刊特色未能保持下去。第1卷第24、25期（1934年9月1日）起，栏目渐少。论著比例大幅增加，应用文、常识问答部分被完全取消，文艺仅剩下歌谣部分。
3.讲演
北平地区讲演工作开展较早。讲演所的创立，可以上溯到清代末叶的宣讲所。它多设在通衢，其目的是为向民众普及新政常识。光绪末年，京城内外已有宣讲所10余处，可谓繁盛一时。政治宣传是讲演所的核心职能。辛亥革命结束，讲演所政治性渐弱，工作难以为继，先后停办。至1928年前后，北平市仅存1处，即位于阜成门外的市立第一讲演所。该所每星期二、四、六下午1点举办讲演，讲演人员由该所事务员或邀请专家担任。每次听讲人数约30人，以农商及学生为多。其他讲演所改设阅书报处后，虽兼办讲演事宜，但多有名无实。
民教馆的讲演工作形式多样。普通讲演与临时讲演两种最为常见，其他还包括幻灯或留声机讲演、化装讲演及巡回演讲等多种。这涵括了《民众教育馆组织规程》规定的讲演部工作内容，较为全面地执行了教育部规定。普通讲演由民教馆职员轮流负责，间或专门聘请学者来馆讲演。临时讲演，就社会偶发事件对民众解释、普及，讲演时间不固定。化装讲演采取表演方式进行宣传，生动有趣，易获民众关注。巡回讲演主要在民众茶社等馆外民众聚集的地点进行。幻灯讲演及留声机讲演属特别讲演类，主要依靠视听设备来提升民众的兴趣。各馆举行讲演时，常以音乐及其他游艺事项招聚听众。如在馆外播放无线电收音机广播，或邀请各校学生及游艺团体参加游艺。
第一区民教馆每周六举办定期讲演1次，一般每月4次。临时讲演次数不定，多者每月3次。第三区民教馆也是每周举行固定讲演1次，时间定在星期日。至于人员选派，第一区民教馆特设讲演员2人，第三区民教馆则由馆内干事以上人员轮流担任。必要时，各馆均会邀请文人学者到馆讲演。
固定讲演是各馆讲演工作的重心。第三区民教馆一开馆，馆长张肇基即与尊经社等学术团体取得联系，邀请该社学者进行公开讲演。这包括市府秘书长周履安讲“尊经与救国”、“经学与救国之关系”，胡钧讲“古代井田制度”等。周履安的讲演最能体现尊经社的宗旨。他强调救国的方法不应仅注重物质、经济、科学的进步。精神才是立国之本，才可以团结国民精神，增强国民自信力。经学作为中国文化的承载者，是救亡图存、复兴民族的根本。胡钧则用经济学、社会学的方法去解读中国古代的井田制度。此次演讲内容过于专业。只有精通文史的听众才能领会其主旨，很难在底层民众中得到共鸣。这与社会教育注重普及的宗旨相悖。但从统计数字来看，此次讲演效果还不错。听众共计300人，其中男性230人，女性70人。随后不久，该馆又聘请了华北农业合作事业委员会朱晋卿以“合作与民众教育之关系”为题进行讲演。讲演内容包括：①合作之意义应本平等互助之精神；②合作之起源；③世界各国合作事业发展之情形；④合作与民众关系之密切；⑤民众教育与合作事业发展之关系。此次讲演“语意详明，说理透澈，极博民众之同情”[57]。
该馆为活跃气氛，会穿插乐器表演，以吸引民众。使用的乐器既有西式的口琴，也有中国传统乐器古筝及二胡。第一次学术讲演大会上，古筝名家王子儒弹奏《福禄寿》一曲，“音调清越，极为听众欣赏”[58]。第二次学术讲演大会时，该馆更是专门以演奏大会为名进行。其不仅有王庆勋领导中华口琴会北平分会全体会员表演新式口琴合奏《勇往直前》和《佛曲》，还有中华教育音乐促进会王绍先、娄树华的独奏。王绍先表演二胡独奏名曲《汉宫秋月》和《光明行》，琵琶独奏名曲《浔阳琵琶》。娄树华则表演古筝独奏。演奏“俱各发音悠扬，指法纯熟”[59]。
临时讲演方面，规模最大的一次当属第一区民教馆所办的社教讲座。自1936年3月起的12个月间，该馆每月中旬在大礼堂举行讲座1次。此次系列讲座以在职社教人员为对象。它利用讲演或座谈方式，为社教职员提供“理论的探讨机会及实验的技术指导”并“导以合理的生活训练及励节向学的机会”[60]。讲演主题计有12个，包括：民教概论、合作事业、农村教育、民众读物、社会调查、民众话剧、图学、注音符号、民众学校、评剧、公共卫生、民众体育。具体的讲演工作由该馆聘请的社教专家轮流担任。北平市在职社教人员只需携具公函进行登记，便可入座听讲。
化装讲演的意义，“原则上只企图给予民众以比较的深刻的认（缺字‘识’）”[61]。1932年，第一区民教馆举办了水灾化装讲演。起因是此前“长江发生水灾，情状重大。川陕豫各省，亦相继发生。综计被灾农民，约七千三百万；被淹田地，约二万万亩。流离失所，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状极可惨！”[62]为广募捐款赈济灾民，该馆筹划了此次化装讲演。具体表演工作则由该馆职员担任。内容只有简单一幕，以长江水灾的一个片断为主要场景。剧情反映了社会民众对灾后复原工作漠不关心，既缺乏修浚河道的准备，对罹灾群众也缺乏互助观念。该馆还准备了传单、标语及水灾情况简报作为辅助宣传手段。
总体来看，民教馆举办的讲演工作，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在北平市讲演工作式微的整体趋向下，民教馆仍能坚持举办多种形式的讲演活动，实属难得。但它严重脱离民众生活，对民教工作未能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
注释
[1]具体情况参见《时代教育》第1卷第6期（1933年6月）的相关记载与统计。
[2]《北平特别市教育局报送市立民众学校管理暂行规程与褒奖规程请核示、备案的呈及市政府的指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4—004—00039，1930。
[3]北平市社会局教育科编：《北平市教育法规汇编》，250页，北京，北平市社会局教育科，1933。
[4]此套丛书主要包括汤茂如的《平民学校组织法》（商务印书馆，1928）、赖成镶编的《平民学校教学法》（商务印书馆，1928）和《城市平民学校之测验》（商务印书馆，1928）、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编印的《平民学校招生法》（1928）、张哲农编的《城市平民学校视导法》（商务印书馆，1928）、艾华编的《城市平民学校课程论》（商务印书馆，1928）。
[5]赖成镶编：《平民学校教学法》，2～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
[6]李崑源：《民众教育课程标准之我见》，载《北平民教月刊》创刊号，1936年7月。
[7]李崑源：《民众教育课程标准之我见》，载《北平民教月刊》创刊号，1936年7月。
[8]《教部通令实施失学民众补习教育》，载《东方快报》，1936年08年30。
[9]《北平特别市教育局报送市立民众学校管理暂行规程与褒奖规程请核示、备案的呈及市政府的指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4—004—00039，1930。
[10]《北平特别市教育局报送市立民众学校管理暂行规程与褒奖规程请核示、备案的呈及市政府的指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4—004—00039，1930。
[11]北平市社会局教育科编：《北平市教育法规汇编》，250页。
[12]《平社会局整顿各民众学校》，载《世界日报》，1936年04年12。
[13]典型例证为国立北平大学女院学生所主办民众学校的个案。参见《社会局为函送国立北平大学女院学生主办民众学校学生名册致义务教育委员会的函》，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2—003—00559，1936。
[14]俞庆棠：《论民众学校》，见茅仲英主编：《俞庆棠教育论著选》，193页。
[15]《民众学校规程》，见教育部编：《教育法令汇编》，第一辑，40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6]《北平市社会教育推行状况与改进意见》，载《时代教育》，第1卷第11—12期合刊，1933。
[17]《教育部关于印发调查民众学校问卷并限时就本省市实际情形函问填答的训令和教育局的呈（附社会教育第一期视导标准、民众学校褒奖暂行规程、调查各省市民众学校问卷）》，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4—004—00056，1932。
[18]《北平市政府民国二十三年度预定行政计划书》，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2—007—00131，1934。
[19]《平社会局整顿各民众学校》，载《世界日报》，1936年04年12。
[20]《民众教育馆决改招成人班》，载《东方快报》，1935年07年24。
[21]《北平特别市教育局关于改订民众学校办法附修正规程请备案的呈及市政府的指令和教育局给各民众学校的训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4—004—00048，1931。
[22]《北平特别市教育局关于改订民众学校办法附修正规程请备案的呈及市政府的指令和教育局给各民众学校的训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4—004—00048，1931。
[23]《北平特别市教育局报送市立民众学校管理暂行规程与褒奖规程请核示、备案的呈及市政府的指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4—004—00039，1930。
[24]李崑源：《民众教育课程标准之我见》，载《北平民教月刊》创刊号，1936年7月。
[25]各民众学校使用的教材存在多种版本。据笔者搜集的资料，主要有以下几种：国语教材主要有商务印书馆《新时代国语教科书》和《市民千字课》、中华书局《短期小学课本》和《新课程标准小学国语课本》、教育部编审处编辑《三民主义千字课》；算术或珠算教材主要有中华书局《新中华算术课本》和《新课程标准小学算术课本》、商务印书馆《新时代民众学校笔算课本》和《新时代民众学校珠算课本》；常识课本主要有世界书局《前期小学常识课本》、商务印书馆《新时代民众学校常识课本》等；公民课本主要有商务印书馆《新课程标准复兴公民训练》等；其余课程如写字、音乐、体育、艺术则选用以复兴初小教本或由教员在北平市政当局制定的小学课程标准内选授。
[26]《北平特别市教育局科员郭维墉关于视察西北郊公立民众学校阅书报处近况给局长的报告及教育局关于义务教育调查表给李湘宸先生的便函》，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4—004—00022，1930。
[27]李崑源：《民众教育课程标准之我见》，载《北平民教月刊》创刊号，1936年7月。
[28]李崑源：《民众教育课程标准之我见》，载《北平民教月刊》创刊号，1936年7月。
[29]《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研究试验报告》，载《北平民教月刊》创刊号，1936年7月。
[30]《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研究试验报告》，载《北平民教月刊》创刊号，1936年7月。
[31]《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研究试验报告》，载《北平民教月刊》创刊号，1936年7月。
[32]《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研究试验报告》，载《北平民教月刊》创刊号，1936年7月。
[33]《民众学校课程标准草案研究试验报告》，载《北平民教月刊》创刊号，1936年7月。
[34]《社会局民国二十四年度行政计划》，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2—007—00137，1935。
[35]《北京市政府民国二十二年预定行政计划书》，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2—007—00101，1933。
[36]蒋建白：《识字学校》，10页。
[37]根据《时代教育》第1卷第6期（1933年6月）相关内容制表。
[38]《社会教育》，载《时代教育》，第1卷第6期，1933年6月。
[39]《社会教育》，载《时代教育》，第1卷第6期，1933年6月。
[40]《北平市社会教育推行状况与改进意见》，载《时代教育》，第1卷第11—12期合刊，1933年12月。
[41]《北京市政府民国二十二年预定行政计划书》，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2—007—00101，1933。
[42]《北平市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关于附设妇女职业补习班和呈报简章、毕业、离学、插班生、新生一览表的呈文及社会局的指令》，北京市档案馆藏，J002—003—00333，1934。
[43]《北平市第一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关于附设妇女职业补习班和呈报简章、毕业、离学、插班生、新生一览表的呈文及社会局的指令》，北京市档案馆藏，J002—003—00333，1934。
[44]《北平市第三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附设商业补习班第二班招生简章》，载《北平市第三社教区民众教育馆月刊》，第7期，1937年2月。
[45]蒋建白：《识字学校》，10页。
[46]何一鸿：《介绍改组后的本市民众教育馆》，载《时代教育》，第2卷第3期，1934年3月。
[47]《北平市社会教育推行情况与改进计划》，载《时代教育》，第2卷第3期，1934年3月。
[48]张肇基：《本馆开办设施计划》（续前），载《北平市第三社教区民众教育馆月刊》，第3期，1936年9月。
[49]《社会局关于市立各馆、校、处、所、社办事规章、改进事项、课程标准的训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2—003—00085，1933。
[50]《文艺部工作概况》，载《北平市市立通俗教育馆季刊》，第1卷第1期，1932年8月。
[51]《总务部工作概况》，载《北平市市立通俗教育馆季刊》，第1卷第1期，1932年8月。
[52]《博物部工作概况》，载《北平市市立通俗教育馆季刊》，第1卷第1期，1932年8月。
[53]张肇基：《本馆开办设施计划》（续前），载《北平市第三社教区民众教育馆月刊》，第3期，1936年9月。
[54]戚彬如：《发刊词》，载《民众旬刊》，第1卷第1期，1934年1月。
[55]编者：《刊前的话》，载《民众旬刊》，第1卷第1期，1934年1月。
[56]编者：《刊前的话》，载《民众旬刊》，第1卷第1期，1934年1月。
[57]《北平市第三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举行第二次学术讲演及音乐演奏大会》，载《北平市第三社教区民众教育馆月刊》，第1期，1936年7月。
[58]《北平市第三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举行第一次学术讲演大会》，载《北平市第三社教区民众教育馆月刊》，第1期，1936年7月。
[59]《北平市第三社会教育区民众教育馆举行第二次学术讲演及音乐演奏大会》，载《北平市第三社教区民众教育馆月刊》，第1期，1936年7月。
[60]《第一社教区民众教育馆关于举行赈灾宣传周组织母亲会的呈文及社会局的指令》，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J002—003—00345，1936。
[61]《博物部工作概况》，载《北平市市立通俗教育馆季刊》，第1卷第1期，1932年8月。
[62]《文艺部工作概况》，载《北平市市立通俗教育馆季刊》，第1卷第1期，193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