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蒙学读物的现代价值
一
中国传统蒙学教育有悠久的历史。商周时期，就曾盛行“保傅之教”；汉唐之际，蒙学教育更广泛推行于宫廷王室和达官贵人家庭；宋元明清又有进一步发展，一般庶民子弟也多能受到相当程度的蒙学教育。所谓“养正于蒙”（《周易传义大全》卷三）、“蒙以养正”（《周易注》卷一）、“教子婴孩”（《周易本义通释》卷二）、“早谕教”（《大戴礼记》卷三），都是主张在儿童性情未定之时和心智蒙开之际，就要施以正当的教育，以培育儿童的品德，启迪儿童的智慧，使之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成长。
为了顺利地实现蒙学教育的目标，历朝历代都十分重视蒙学读物的编写和选用。
中国最早的蒙学读物是字书《史籀篇》，据说是“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汉书·艺文志》）。秦代李斯作《苍颉》七章，赵高作《爰历》六章，胡毋敬作《博学》七章，其“文字多取《史籀篇》”（《汉书·艺文志》）。汉代，“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矣。至元始中，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记字于庭中，扬雄取其有用者，以作《训纂篇》，顺续《苍颉》，又易《苍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臣（班固自称）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二章，无复字。六艺群书所载略备矣”（《汉书·艺文志》）。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多种蒙学读物。据《隋书·经籍志》记载：除《急就篇》之外，有蔡邕撰《劝学》一卷，晋著作郎束皙《发蒙记》一卷，晋散骑常侍顾恺之《启蒙记》三卷，更有流传甚久且广的梁朝周兴嗣所撰《千字文》一卷。此外，还有《杂字指》《、俗语难字》、《杂字要》等多种字书，可惜多已佚亡。
唐代有三种蒙学读物引人注意：一是《开蒙要训》，二是《太公家教》，三是《兔园策（册）》，也称《兔园策府》，据罗振玉考证：“此书盛行于五代，或至宋季尚存。”（罗振玉：《〈兔园策府〉残卷提要》, 《鸣沙石室佚书》）
宋、元、明、清的蒙学读物有更大的发展，种类繁多，特色鲜明，影响也更为深广。综合性蒙学读物，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为代表，统称“三、百、千”。专门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蒙学读物，大多受宋明理学思想影响，主要有《性理字训》、《小儿语》、《续小儿语》、《名贤集》、《增广贤文》等。历史知识类的蒙学读物，有《十七史蒙求》、《叙古千文》、《小学》、《童训》、《少仪外传》等。诗歌类蒙学读物，有《训蒙诗》、《小儿诗礼》、《童蒙须知韵语》，尤其是《神童诗》、《千家诗》、《唐诗三百首》，流传最广。专讲成语典故、名物制度常识的，有《名物蒙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还有专门为女子编写的蒙学读物，如《女小儿语》、《女论语》、《改良女儿经》、《女四书》（包括《女诫》、《女论语》、《内训》、《女范捷录》）等。
直到清末民初，新式学堂已经创办，新型教科书编辑出版多年之后，传统蒙学读物仍在流传不止，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甚至出现多种扩充或改写的蒙学读物在民间传诵。如：《三千字文》、《万字文》、《千家姓》、《重订三字经》等，但效果并不理想。钟情于传统蒙学读物的人日渐减少，总的态度已今非昔比了。也有人试图借用传统蒙学读物的形式融入现代知识和新教育的内容，做所谓“用旧瓶装新酒”的努力，终因时代的进步，新教育的发展，无可奈何而徒劳无功了。
二
传统蒙学读物是中国宝贵的历史文化教育遗产，值得珍惜。清末民初，随着新式教育的诞生和发展，新型教科书的出版和采用，传统蒙学读物逐渐退出中国教育的舞台。“五四”运动时期，传统蒙学读物连同“四书五经”一起被视为封建旧文化、旧教育的糟粕，列入应被清除的文化教育垃圾的范围。新中国成立后，传统蒙学读物更长期远离文化教育界的视野，被尘封搁置于图书馆的角落里，难得有人再觅其踪影。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中，在“四人帮”的精心策划下，《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神童诗》、《名贤集》、《女儿经》等六种蒙学读物被宣判为“鼓吹复辟，进行反攻倒算的反动读物”，演出了一场“批判六种黑书”的滑稽闹剧。然而，历史的逻辑和客观规律却与“四人帮”的主观愿望相反，对六种蒙学读物的批判，直接暴露了他们毁灭文化、摧残教育的反动面目，也使长期被遗忘的传统蒙学读物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改革开放后，有些研究蒙学读物的人，正是在批判蒙学读物时接触到蒙学读物，并对蒙学读物产生了浓厚兴趣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蒙学热”似乎持续不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蒙学读物大量出版。有的刊行单篇，有的丛辑数种；有的略加注释，有的译成白话；有的为了研究，有的则为了营利。形式多样，动机各异。对于“蒙学热”或“蒙学读物热”，社会反应不一。支持者、赞赏者有之，反对者、谴责者也有之。多年来，各陈己见，各有所据，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985年，周谷城先生在为湖南岳麓书社编辑出版的《传统蒙学丛书》所写的《序》中，曾充分肯定了蒙学读物对于中国文化史和教育史的研究价值。他说：“岳麓书社准备整理出版《传统蒙学丛书》，我极表赞成。因为这是一件有益于文化史研究的事情。”他又说：“当时普通人所受的教育，以及他们通过教育而形成的自然观、神道观、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历史观，在这类书中，确实要比在专属文人学士的书中，有着更加充分而鲜明的反映”, “有的蒙学书能够长久流行，为社会长期接受，在传授基本知识，进行道德教育，采取易于上口、易于记忆的形式等方面，确实有其长处和优势，是不能也不应一笔抹杀的，仅仅在这一点上，即自有其文化史和教育史的价值。”
周谷城先生特别强调蒙学读物所特有的研究价值，是极富深意的，也应该成为我们研究蒙学读物、发掘其现代价值的指导性原则。
研究蒙学读物对于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具有更为直接的意义。通过研读蒙学读物可以获得丰富而具体的教育发展史资料，特别是可以了解蒙学教育的演变历程和发展状况，更可以探讨蒙学教学的规律和蒙学读物编写的经验。
中国传统蒙学读物独具特色，编写经验极其丰富，认真地进行研究并科学地加以总结，对当今儿童读物和社会普及性通俗读物的编写有重要借鉴意义。
第一，知识教学和品德培养紧密结合。有些蒙学读物侧重知识教学，甚至重点在教识字，但也设法灌输一定的思想内容和品德要求，如《千字文》，全书千字，四言叶韵，共二百五十句，无一重字，以识字为主，又包括了天文、地理、历史、动植物名称和农业知识等，也涉及道德品质的修养，“女慕贞洁，男效才良。知过必改，得能莫忘。罔谈彼短，靡恃己长”; “景（影）行维贤，克念作圣。德建名立，形端表正”。有些蒙学读物侧重品德修养，又尽量充实知识的含量。如《三字经》，三字成句，文字简练，概括极强，通俗易懂，便于记诵。先讲学习与教育的重要性，接着讲伦理道德规范，又囊括了多方面的知识，诸如名物常识、历史变迁、朝代更替、帝王兴废、经史子集、日用知识，一应俱全，被誉为“千古一奇书”，成为一部集萃古代文化知识的百科全书。
第二，巧妙精准地运用中国语言文字的特点，提高蒙学读物的易读易记性。中国语言文字的突出特点是音、形、义结合，蒙学读物多用韵语，读来朗朗上口，听来铿锵悦耳。许多蒙学读物几近白话，吸收许多民间流行的成语、谚语、俗语，通俗易懂，切于实用。如《三字经》:“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又如《千字文》:“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上和下睦，夫唱妇随；外受傅训，入奉母仪”；再如《增广贤文》:“路不行不到，事不为不成；人不劝不善，钟不打不鸣”, “人老心未老，人穷志未穷”,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些都成为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口头禅。
第三，力求适合少年儿童的年龄和心理特点，提高少年儿童的学习兴趣。蒙学读物的选材特别注意浅显易懂，形象具体，生动活泼，贴近生活，大量选取历史故事、典型人物、民间传说、流行趣事。如《三字经》:“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 “香九龄，能温席”, “融四岁，能让梨”；又如《弟子规》:“年方少，勿饮酒；饮酒醉，最为丑”；再如《增广贤文》:“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 “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这些兴趣盎然的内容，极易引发儿童爱读、乐读的积极性。这是蒙学读物编写者为后人留下的最为宝贵的经验。
第四，社会名流和著名教育家、学问家亲自动手编写蒙学读物，有利于保证蒙学读物的高质量高水平，有助于提高蒙学读物的声誉和权威性，扩大其社会影响。历史上，编写蒙学读物者，有不少高官，如李斯、赵高、胡毋敬、司马相如、史游、李长等；又有不少大学者，如扬雄、班固、蔡邕、束皙、周兴嗣等；更有许多教育家，如朱熹、吕祖谦等。流传久远而广泛的《三字经》出自宋末大学问家王应麟之手，其他蒙学教材也多出自当时有相当地位或学有成就的人之手。
第五，蒙学读物要相对稳定，内容又要随时修订、增补和更新。在教育实践中效果明显的读物要力求稳定，使社会和家长、子女建立起对读物的信任感。如《千字文》、《三字经》等，连续使用数朝数代，沿用数百年至千余年，但内容又不断修订、增补和更新。《三字经》经多次增补，还新编有多种《三字经》；有《昔时贤文》，又有《增广昔时贤文》；有《女儿经》，又有《改良女儿经》。正是由于不断修订、增补和更新，才保持了传统蒙学读物的稳定地位；也正因为保持传统蒙学读物的稳定地位，才提高了更新后的蒙学读物的权威性和信任感。蒙学读物编写和使用方面的这些经验，十分值得人们重视。
毋庸讳言，传统蒙学读物，特别是宋代以后广为流传的偏重伦理道德教育的蒙学读物，充满了封建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说教。书中神权、君权、父权、夫权四大精神绳索一应俱全，有的十分露骨，有的比较隐晦，必须细心辨识，并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封建糟粕。尤其是当青少年及儿童阅读时，学校教师和学生家长更要负责地加以指导，避免消极影响。
（原载于《寻根》2007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