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辈
我的父亲原本不是河东人。他的祖籍是本乡大南庄村人，姓陈。说来他这一生实在是可怜，因父母去世早，连什么时间出生都不知道。只知道属马，生于1930年。陈家几个老年人说他是冬天生的，父亲在世时说就定到大年初一过生日吧，这样也好记点。
父亲这一辈人弟兄三个，姊妹四人。他排行老三。民国三十二年左右（大约1943年），父亲十三四岁时，爷爷带他到晋南一带讨荒。走到霍州灵石富家滩时，爷爷在一个日本人开的煤矿找了一份活计，干了没有多久，一病不起，最后客死他乡。父亲那时年龄尚小，在老乡的帮助下，挖了一个土坑，上边压了一块大石头作为记号，草草把爷爷埋葬。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和大伯还去找过尸骨，因平整土地，加之记忆方面的原因，根本找不到爷爷的尸骨。那地方因为在煤矿附近，地下到处埋有死人。大伯和父亲按迷信说法，在地里烧香磕头，口中念念有词，根据风向随烧纸滚动的地方，铁锹翻下去随便捡了几块骨头背回老家重新安葬，也算作对死者的安慰了。
父亲姊妹四人（右上为我父亲）
父亲跟随爷爷逃荒期间，叔叔大概只有十岁左右。逃到襄汾县（原叫襄陵县）南辛店镇刘庄村境内时遇到一户赵姓人家，家中无男孩，就把叔叔收留，从此叔叔改姓为赵。定居襄汾。
爷爷死后父亲一人又往回逃，大概是1946年夏，走到临汾城郊有个叫东洼沟村时，一户王姓人家，家中比较殷实，土改时划成分为富农。王家早想雇佣一个长工，苦于找不到合适人选。父亲那时虽说瘦小，但精神尚可，人小还有点力气。同父亲一块逃荒的还有一个阳城人，年龄不知有多大，但瘦骨嶙峋、无精打采。王家只要一人，最后选定父亲。王家对父亲很好，留下的第一天，找了一个大锅给父亲洗了个澡。第一顿饭不叫父亲吃饱，怕把他撑着。从此父亲留在了王家，由姓陈改为姓王，名字也由全富改为全福。（我想这一点不是有意的，晋南人富和福发音差不多，父亲又没有文化，写成什么算什么）在王家一干就是五年。由于父亲人本分老实，干活勤快，在那个村名声落得很好。王家很喜欢父亲，准备给父亲修房子，找对象。但后来的形势发展出现了变化。
1948年解放临汾时，晋城去了不少参战的，有战士、也有支前民工。战争非常残酷，双方死伤都很大。父亲所在的那个村停放了几十口棺材，都是战死的我方人员。其中不少是晋城人。解放临汾后晋城去人领尸体，其中有下村去的人。父亲在那个村替解放军看尸体，领尸的人听父亲说话带有晋城腔，问及什么地方人，父亲说是晋城人。具体那个村他记不清，但他记得他父亲叫什么，家门口有棵什么大树。领尸人是个有心人，也是一个热心人，他把这个信息带回了晋城。我大伯这个人很好，他比我父亲年长四岁。爷爷逃荒时没有带他，他留守老家，两个弟弟走失之后，大伯为此很伤心。新中国成立后他逢人就问，四处打听，希望能找回失散的两个弟弟。领尸人不经意间的信息使大伯看到了希望。1949年冬天，那时临汾到晋城还没有通公路，大伯稍加准备，冒着风雪骑马走了好几天，先到临汾城姑姑家落脚。姑姑比父亲年长两岁，嫁给了本村马姓人家，姑父有手艺会小炉匠，带着姑姑走乡串户，最后来到临汾城落了脚。先是在一个小五金厂干活，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姑父就成了二轻系统的正式职工。新中国成立初期各企业普遍缺人，姑姑被政府安排到二轻企业临汾鞋帽厂当了工人。东洼沟村离临汾城不到二十里路，但姐弟俩谁也不知道谁在哪。大伯来后着实又让姑姑高兴了一阵。第二天一大早大伯、姑父、姑姑就赶到东洼沟，见到父亲不用人介绍（因为父亲他们弟兄三人样子非常相像）姊妹三人抱成一团，痛哭流悌，泣不成声。其情其景感天动地，在场人无不为之落泪。大伯执意要带父亲回去，王家深明大义不便强留，小住几天，父亲告别相处几年的父老乡亲，含泪跟着大伯回到了晋城，回到了生他养他又离别了多年的老家。
值得一提的是东洼沟姓王的人家，因为对父亲很好，父亲在世时常常念叨这户人家，新中国成立以后还多次去看过这位老人家。“文革”期间，因为王家成分不好（那个时代唯成份论），在村挨批斗，红卫兵来信向父亲调查材料，我那时已经十一二岁，正在上高小，可以写个信。父亲非常认真地让我凭着良心告诉红卫兵，王家没有欺负他，而是在快要饿死的时候收留了他，他感激王家。因为这封信，王家免受了不少皮肉之苦。1970年我同父亲第一次出远门到东洼沟时，王家老汉还健在，提起当年那封信，老人抱着我老泪横流，夸奖感激不尽。我又一次体会到人的一生还是要多办好事，不办坏事，好心总会有好报的。
父亲回到晋城，不仅了却了大伯骨肉团聚的心愿，而且了却了另一心愿。父亲有一姑姑（也就是我后来的奶奶）嫁到了河东，姑夫（也就是我后来的爷爷）是一个农村干部，膝下两个女儿，没有男孩。土改时分了不少土地。河东的这个爷爷后来准备南下，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去成，留在了太原公安部门工作。家里无人耕地，就想把这个侄儿要过去。父亲一生逆来顺受，最听大伯的话。大伯让他到河东，他毫无怨言就去到河东。在他20岁时又改陈姓为张姓，给他姑姑正式顶了儿子。
叔叔的情况也很悲惨，不到十岁就给了人家，什么也记不得。好在我大伯这个人寻找弟弟的意念很强，不找到弟弟誓不罢休。那时晋城一带小炉匠很多，几乎村村都有这种人，而且大多数都在晋南一带活动，走乡串户，是最好的寻人者。大伯利用这种优势到处托人打听叔叔的下落，最终靠小炉匠的打探，在襄汾县刘庄村找到了叔叔。那时晋城到临汾已经通了车，大伯和父亲坐汽车到侯马，再转火车到临汾，还是在姑姑家先落脚。姑姑、姑父、大伯和父亲骑两辆自行车（姑父和我父亲会骑自行车）在距离临汾不到五十里的地方找到了叔叔。离散十几年大团聚，四人抱成一团，姑姑哭得死去活来，谢天谢地谢祖宗，天不灭人，兄妹四人总算活着见了面。在临汾小住一二天，叔叔因为已改姓赵并已成家，不能再回晋城。四人又一次痛哭流涕含泪告别各奔东西。好在都知道了下落可以互相通信，特别是叔叔和姑姑距离较近，往来从此增多，几乎每周都见。
这就是我父亲的一家，兄妹四人，大伯姓陈，父亲姓张，叔叔姓赵。天各一方，常思念不相见。历史造就了这么一种家庭悲剧，也是一种社会悲剧。每当我们后辈人想到这些都为之落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