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实的人们

李凌、黎勤是很令人难忘的一对夫妻。李凌的妻子黎勤是云南石林人，也是联大学生，看得出当年是很漂亮的一个女孩。

黎勤说：“他死乞白赖的，我把你作为一个小兄弟，你倒把我给看上了。”李凌说：“她人好，长得很美，功课好，进步好。”

李凌是一个资深的“地下党”，广东人，属于特别老实憨厚、真诚执著的那一类南方人。“一二·一”斗争最尖锐残酷的时候，他与王汉斌并肩战斗，打退敌人进攻。但是他不幸还是被划为“右派”。

我带摄制组到他们家去。他就把他自己的著述，翻译和编的那些东西，一厚本一厚本的，都从床底下装皮鞋的盒子里搬出来给我们看。他酷爱学问。

当年，李凌是西南联大《现实》壁报的主编，和王汉斌共事。在众多有才华的进步同学中，他能当上主编，可见其人。

我说，你们怎么还像西南联大一样，书啊什么的遍地放。

其实我知道他们的坎坷，李凌被打成“右派”后，妻子一直陪伴和相信着他。能够重新回到北京，他们已经很满足了。

家太小了，沙发就放在床头。他看报纸时，仿佛是将自己塞进去的。但是他非常自然，非常愉快。夫妇俩的精神状况都非常活跃，亲热，安之若素，比很多豪宅华室中的人们有滋有味。这个狭小的单元房，在北京真是太普通、太平民了。而令我感到吃惊的是，他们两个说：“嘿，一点都不小，就在上个礼拜，有十来个联大的老同学来集会，有外地来的。王汉斌夫妇也来了，就在这个小单元里，吃饭、聊天，大家非常愉快地欢聚了一次。”我一看，这怎么坐十几个人？我们摄制组进来都嫌挤，还在这儿欢聚？

这令我和摄制组深深感动。在这个聚会中凝结了太多的内容、太多的感情、太多的品性。他们有着如此牢实的友情与信念，如此牢实的爱情与家庭，还怕什么房间狭小？他们是令人羡慕的。那时的人们都很牢实，那时结成的缘分都放在人们心底，不为世俗所动摇。

后来不久黎勤就去世了。这次采访留下了她最后的讲述：

女同学自己单独活动很少，一个是我说的小一点的宿舍，一个就是图书馆。同宿舍的女生一起去、一起回来，特别是大一、大二的时候。到大三，集体活动就少了。大三一般都有朋友，再一起上图书馆不行，一吃完晚饭男朋友就来了。传达室的女播音一喊“某某小姐有人找”，这就知道是谁找，拿着书就出来了，一起去上图书馆。

当年他们这一对，恋爱就是读书，一块儿读。

你要单独谈恋爱呢，一般就是去逛逛公园。聊天的内容大部分也是学习，聊得很有兴趣，学习都是应时的，或者讨论一本书。拉着伴，挽着手走。一般都是到村户，村户人不多，要不就是星期天，那纯粹是休息了。

障碍是存在的。因为地域不同，开始相互看不起和不信任。

父母不知道。父母要知道就要反对了，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嫁给外地人。大量沦陷区的人到云南以后，他们看不起我们云南人，觉得是“老滇票”。（“老滇票”是云南富滇银行发行的省内纸币，当时相对中央银行的法币要低值。用这个外号来讲云南人，是贬低。）云南人就在街上揍，说：你们“下家人”，把外地人叫做“下家人”, “老滇票”？没有老滇票你们吃什么？

一开始是冲突，但是学校里没有。后来外来人一看不是那么回事，这个“老滇票”是非常热情、非常朴实的，对“下家人”给予很大的帮助。租房子你还不得租我们的房子，你们吃喝拉撒能离得开吗？云南人热情忠厚的一点使他们感动。他们打不过。那些“下家人”就是嘴巴说说。学校里没有这个矛盾。

年轻人之间容易认同。在一次石林的旅行中，李凌对她一见钟情。

李凌跟我讲了好几次，他说我第一次认识你不是在学校里，而是在路南。他们在路南玩，我正好是放完假，那时候还没进联大，要到昆明去。我那时候坐大卡车，他们也是坐大卡车。他说我第一次看见你，我对你这个云南姑娘就……我就有这个印象，你这个云南姑娘不错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像“下家人”讲的是那种“老滇票”。

在他们二人的关系中，看得出来，黎勤是一直占上风的，她以自己是云南人而自豪。

过了一天，我到史家胡同去采访王汉斌和彭珮云。

史家胡同的宅院门口有警卫守候，秘书引路，电话后他们下楼来。这里，无疑不是李凌他们可以比拟的。因为我在李凌家知道了一些情况，我另外有了一种敬意。他们的威严变得令人可敬。侯门深似海的背后，也还藏着人性、平凡和坦诚的东西。

有的东西是很牢靠、牢实的，这就是他们真诚、执著的个性；他们在西南联大那段时间的感情，对李凌他们那种情意：不避忌，不为地位所隔绝。

西南联大给予的友谊、爱情、性格、脾气、联系，都很牢实，都经得起时间的变化和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