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郑玄礼学解析——以敦煌吐鲁番出土唐写本郑玄《论语注》为中心

儒家解经的源头大致可以上溯至孔子为《易》作“十翼”，至于对经文的具体解释，则首推传为子夏所作的《丧服传》，再如《春秋》三传等等，均可视为解经之作。然而这都是早期产生的经传，在后世经师眼中，它们已经属于经书文本的一部分，本身已具有“经”的性质。一般意义上的解经著作，比如伏生的《尚书大传》，均为汉代以后方见成书。

汉初经术未受重视，直至汉武帝建元五年（136）立五经博士，教授弟子，此后经学大兴，汉儒夏侯胜竟感叹道：“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但经书的含义并非处处都是明确而直观的，必须通过经师训解，并发挥大义，才能“施于有政”。由于经书古义与经师的个人诠释互相依存，密不可分，所以经典诠释的变迁问题自然就浮现了出来。

从两汉经典诠释的变迁来看，郑玄当然不是问题的开端，却是最为重要的一环。首先，从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之后，到郑玄经注完成之前，尽管存在过众多经师关于五经的多种注说，可是能够保留至今的，仅有郑玄的三《礼》注、《毛诗》笺而已。今人欲了解汉魏经学，阅读郑玄注几乎是我们唯一的途径。其次，郑玄所建立的学术体系对汉唐经学影响最大，无人能出其右，据有承上启下的地位。如果试图研究魏晋南北朝经学史，就必须以郑玄作为讨论的起点，因为魏晋时期产生的王肃之学等等，均可视为魏晋学者对于郑学的不同回应（详见本书第三章）。故此本章拟重点讨论郑玄学术的主要特点。

郑玄经学之所以如此重要，关键在于他回答了长期以来困扰汉代经学家们的一大难题，即五经之间的抵牾矛盾之处应当如何解决。在两汉学者看来，经书均为圣人或圣人弟子所作，其中包含圣人之意，本应浑然一体。可实际上经书之间却又不无互相抵牾矛盾之处，导致学者彼此各立门户，引出诸如《春秋》三传之争等学派冲突，人各异说，聚讼不已。为了解决这些矛盾，两汉政府先后在西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及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分别召开了石渠阁会议和白虎观会议，其内容均为“讲论五经同异”，其成果均结集成书，却并未达到预期效果。此后也不断出现诸如许慎《五经异义》这样的作品，但是始终没有人能够建立一个完整的体系，既能将各种异说囊括进去，又能将它们安排妥当，绝无矛盾。直至郑玄经注问世，在经历众多儒生二百余年的漫长探索之后，这一难题终于被郑玄基本解决了。

郑玄解决问题的方式与众不同。据刘知几《孝经注议》引郑玄《自序》，郑氏自述其注经次第为三《礼》、《尚书》、《毛诗》、《论语》、《周易》。郑玄注经呈现出这样的次第并非偶然，通过考察郑玄经注，我们可以发现郑玄经学体系的构造大致为“《周礼》—《仪礼》—《礼记》—诸经—诸纬”，即以《周礼》为中心，围绕三《礼》确定其他经书的内容，所以郑玄三《礼》注成书在先，此后经注也多围绕三《礼》注展开，这种特点被学者概括为“以礼注经”。然而郑玄三《礼》注文字简短，含义深远，读解不易，反倒是《论语注》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来理解郑玄的礼学体系。故此本章选择郑玄的《论语注》残卷为研究对象，从这一角度来分析郑玄如何构筑自己的礼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