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家庭代际财富流转的影响因素

家庭中亲代与子代的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政策制度等均会对独生子女家庭代际财富流转产生影响。

一 亲子代个体因素

亲代的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经济状况等因素，以及子代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婚育、收入等均会对家庭中亲子代际财富流转产生影响。其中，子女的教育、就业与婚育一方面是家庭中亲子财富流转的主要领域，另一方面作为相应财富流转的结果，其又作用于家庭中子女给予父母的财富流转，影响着亲子间财富流转的数量与方向。

（一）子女教育

父母的收入水平不仅影响着子女的受教育水平，也影响着他们的受教育结果[18]。父母亲对较高文化水平和职业地位的追求会扩张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期望，进而增加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分子女性别看，父母对男孩、独生子女和年龄大的孩子的教育投入要大于对女孩、非独生子女和年龄小的孩子的投入[19]。随着独生子女政策的执行，子女性别对教育投资的影响已减小[20]。另外，不同家庭背景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及受教育结果明显不同，父亲的受教育程度与子女可获得的家庭的教育投入正相关[21]。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越高，更可能激发子女的学习动力，更易于获取学业成功。

家庭收入是影响子女教育水平的重要因素[22]。Becker 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认为，高收入父母会对子女进行更多的教育投资，这不仅增加教育年限，而且增加教育质量，而教育质量的增加提高了教育收益预期，进一步提高教育年限[23]。国内研究表明，当前城镇家庭既要向学校缴纳教育费用，又要向校外教育培训机构缴纳费用；分教育阶段比较，小学和初中校外教育支出占教育总支出的比例更高，高中（包括中专、职高）的校内教育支出占家庭教育支出的比例更高；不同经济收入、社会地位、个人家庭特征的人群之间存在巨大的教育投入差异，而且这种差异仍在持续扩大[24]。

（二）子女就业

受劳动力就业最低年龄的限制，以及国家义务教育规定的影响，青年子代大多在接受一定的教育后进入就业市场。随着高校扩招和毕业生就业制度改革，大学毕业后就业在城市青年子代中越来越普遍。大学毕业生中受教育年限越高、在校时的学业表现越好，就越倾向于通过正式途径找寻工作；而毕业生的家庭收入越高、社会联系越广泛，就越倾向于通过非正式途径找寻工作；家庭收入高、父亲从事管理技术类职业和家庭社会关系广泛等家庭背景因素对毕业生能否找到工作有显著正向影响[25]。虽然父亲的职业地位对子女的职业获得不产生直接影响，但从子女的工作单位所有制部门来看，父亲工作单位所有制部门的直接影响显著，说明先赋性因素对个人地位获得的直接影响在中国不仅存在而且举足轻重[26]。另外，在就业后个体会发生职业流动，一个人的初始职业如何，会直接影响其后来的职业选择[27]。

（三）子女婚姻

子女婚姻花费是亲子间重要的财富流转，其过程体现着亲代对子代所承担责任的履行情况。当代青年婚姻成本高，城乡差异显著，在父系家庭体系下男性是婚姻成本的主要承担方[28]。王跃生研究发现，农村子代结婚费用中亲子贡献份额有明显的时期差异，随着子女受教育时间延长，晚婚比例降低，子代成婚前对家庭的经济贡献缩小，父母成为儿子结婚费用的主要承担者[29]。马春华等对5个城市辖区居民家庭的调查发现，子代婚姻成本上升，双方父母的经济资助增加，嫁妆或聘金仍然普遍流行，男方家庭经济社会地位高的比例更大，父母给予子女的经济资助相对更多；子女的结婚年份、性别、所在的城市、户口等均对父母结婚时给予的资助具有显著影响[30]。如果没有父母的资助，多数子女将无法成婚；部分家庭中子代成婚后父母因此致贫，导致家庭养老危机[31]。

（四）亲子代际支持

从婚姻形式看，嫁娶与招赘婚姻形式对家庭关系、居住安排、家庭养老都有显著的影响，与嫁娶婚姻相比，招赘婚姻在向父母提供家庭养老的可能性和质量上有着更大的优势。招赘夫妻婚后与父母共居的时间也比嫁娶夫妻长，他们在经济、家务和农活上能更好地为老年父母提供支持。同时，由于避免了嫁娶婚姻家庭中普遍存在的婆媳矛盾，招赘婚姻家庭的代际关系更加和谐[32]。

Lee和Xiao指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与父母对子女的代际支持正相关，反过来，受教育程度高的子女对父母的代际财富转移也越多[33]。年龄越大、健康状况越差的父母得到的子女的帮助越多，经济状况差或健康状况不好的子女给予父母的财富转移相应越少[34]。时代变迁给老年母亲带来了更多来自子女的经济支持，子女为老年父亲提供的器械支持量随着父亲年龄的增大而有显著的增长[35]。McGarry和Schoeni运用健康与养老数据对美国家庭亲子财富流转的研究表明，父母对收入低的子女给予更多的经济帮助[36]。从国内看，胡仕勇、刘俊杰研究发现，农村成年子女更倾向于给父母经济支持，大部分农村家庭子女对父母的代际经济支持能够满足父母的生活所需，但仍有少数存在经济支持不足的情况，并且发现子女性别对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没有显著影响[37]。丁志宏研究发现大部分城市家庭中父母与子女间没有经济交往，子女的经济状况、教育水平、排行和居住距离对于亲子间的代际经济支持数量有显著影响[38]。陶涛通过研究家庭及生育状况调查数据发现，中国农村儿子、女儿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存在差异，女儿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可能性更大，但是儿子对父母经济支持的力度更大[39]。老年人照顾孙辈是体现代际关系、血缘关系的一种代际支持行为，需要老年人付出时间、劳动、物质、金钱等，会影响老年人及子女、孙子女的生活质量。孙鹃娟和张航空研究发现，低龄、身体健康、受过良好教育、经济条件居中的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比例更大，农村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劳动强度更大[40]。

另外，子女的教育、就业、婚姻、生育，以及父母养老事件间相互也具有一定的联系。研究发现，父母给予子女的早期帮助也会对近期亲子资源交换产生影响[41]。有别于多子女家庭，父母对独生子女的成长更为重视，日常生活中尽力满足子女吃、穿、用等方面的要求，注重子女的智力开发、技能培养与教育投资[42]，以期子女健康成长、得到良好的教育，成年后具有较好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收入。就业、结婚和生育是子女成年后的主要生命事件，这些事件对代际互动又有重要影响。一方面，父母会为子女的就业、婚事操办和生育后孙子女的照顾提供支持和帮助；另一方面，在业、在婚、已育子女与父母情感联络减少，但会给予父母更多的经济支持[43]。

二 家庭因素

中国当代家庭关系伴随着社会变革和制度演变发生了重要变动，家庭成员平等的局面基本形成。随着家庭的小型化和核心化，家庭内部关系更为平等，以亲子关系为主导的家庭关系转变为以夫妇为主导[44]。家庭结构也会对亲子财富流转产生影响，财富流转的内容和频率因个体特征、家庭结构，以及社会环境条件等的差异而不同[45]。

教育的投资状况与家庭居住区域密切相关[46]。受区域家庭收入水平、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教育质量等影响，中国中部地区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投入最高，东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47]。家庭背景对求职结果有显著影响，这不仅表现在就业机会获得方面，也表现在起薪和工作满意度上[48]，具有更多社会资本的学生在体制内就业的可能性更大[49]。家庭人口规模越大，对孩子的教育投资就越少[50]。家庭经济条件越好，能为子女提供的教育机会越多，子女接受的基础教育越好，获得好的高考成绩的可能性越大；在进入高等学校后，子女从家庭获得的用于学习、社交、求职的资源越多，学习和求职条件越好[51]。

三 社会政策制度因素

家庭中亲子代际财富流转不仅与亲子所拥有的资源有关，也与社会政策、社会福利水平等密切相关[52]。社会福利制度及其水平影响着家庭代际财富流转。研究发现，欧盟父母和子女之间存在持续的财富流动，且净财富流为从父母流向子女的向下流动。在欧盟的部分国家中，由于最低退休养老金制度的建立，大部分老年人具有经济上的独立性，有能力将富余的财富转移给子女或孙子女[53]。在美国，虽然总体上亲子代际财富转移表现为从子代净流向亲代[54]，但公共转移支付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家庭中子代给予亲代的代际转移[55]。

中国当前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体制改革，教育、就业、住房、户籍、社会养老保障等各项制度的变迁，以及家庭关系的转变也引起了家庭内亲子代际财富流转发生变化。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企业改制，国有企业开始进行减员增效，大量职工下岗，工资支付体制日趋市场化，工资水平大幅度提高而且内部差距扩大；国家机关及事业单位的工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不同部门工资差异扩大。就业、工资的差异也引起城市家庭收入差别扩大。尤其是下岗职工家庭的经济收入迅速减少。研究表明，国企改革会产生一定的微观成本，在家庭层面主要体现为下岗职工子女的教育：下岗导致家庭资源减少，推迟了子女受教育的时间，进而对子女教育产生负面影响[56]。

在教育领域，九年义务教育的实施减少了小学、初中阶段家庭给予子女的教育支出。高等教育实行收费制改革后，在弥补高等教育经费不足，推动高等教育扩张的同时，也致使家庭教育支出陡增，家庭经济压力增大。一方面，部分经济困难家庭的子女或丧失受教育机会，或受教育结果不理想，引致后续在就业市场缺乏竞争力[57]。另一方面，部分家庭出资资助子女出国留学，更加剧了子女受教育水平的差异。

子女成婚一直是中国父母的主要责任，随着社会变迁，婚姻成本上升，子女对父母的经济依赖增强。特别是在城市住房制度改革后，出于对子女的“责任”，购买婚房成为城市大多数父母沉重的经济负担。

中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对亲子代际财富流转产生了影响。在农村地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也影响了亲子代间的代际财富转移。研究发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对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有显著的挤出作用，该政策提高了参保老人的经济独立性，降低了老人在经济来源和照料方面对子女的依赖，减轻了农村子女的养老负担[58]。程令国等研究发现，新农保参保老人对社会正式照料的需求有所增加；同时，提高了参保老人在居住意愿和实际居住安排上与子女分开居住的可能性[59]。在城镇地区，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得城镇居民在退休或年老后均能取得一定的退休金或养老金收入，为城镇老年人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保障，在增强亲子经济交换资源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子女对父母养老应尽的义务。已有研究表明，与农村相似，城市社会保障政策对子女给予父母的家庭支持同样具有挤出效应[60]。父母退休前有正式职业，退休后享有退休金或养老金，城镇养老保障制度对独生子女家庭亲子财富流转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

另外，家庭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是当前中国主要的养老方式。随着社会化养老体系的完善，城市社区养老服务和机构养老资源日趋丰富。有学者指出，社会养老服务是家庭养老日渐式微的产物，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庭养老的可替代性[61]。而家庭养老中独生子女是老年父母养老责任的唯一承担者，子女提供的家庭养老支持水平也会对独生子女父母对社区养老服务的需求、入住养老院意愿产生影响。需要对已步入老年的独生子女父母从家庭、社区、社会得到的养老支持状况，独生子女父母对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