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关于高校辅导员职业价值观结构的讨论

对于职业价值观结构的探讨是研究者所关注的重点之一。由于研究对象、方法、角度等不同，研究者对职业价值观结构的划分表现出多样性（杨静、张进辅，2004）。

国内有关职业价值观的研究，以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最多，所得出的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结构从三个因素到十个因素不等。比如，凌文辁、方俐洛等（1999）将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结构划分为声望地位因素、保健因素和发展因素三个方面。王垒、马洪波和姚翔（2003）通过研究，将大学生职业价值观的结构分为工作报酬与环境、个人成长与发展、组织文化与管理方式、社会地位与企业发展四个维度。而陈浩、李天然和马华维（2012）对全国30所高校5000多名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结构是由才能发挥、自我实现、社会地位与声望、工作环境与福利保障四个因素构成的。辛增友、郑涌、徐华春等（2008）对包括大学生在内的青年进行了职业价值观调查，发现其职业价值观包括六个维度：工作保障取向、贡献及集体主义取向、自我发展取向、家庭取向、尊重及声望取向、社会关系取向。于海波、张大均、张进辅（2001）以高校师生为研究对象，所得出的职业价值观结构包含愉悦、自我提高、人际关系、家族、贡献、威望、物质和环境八个维度。金盛华、李雪（2005）通过研究得出大学生的职业价值观包括十个因素，其中的家庭维护、地位追求、成就实现、社会促进四个因素属于目的性职业价值观，轻松稳定、兴趣性格、规范道德、薪酬声望、职业前景、福利待遇六个因素属于手段性职业价值观。

而目前所见有关职业价值观结构的研究，划分因素最多的是美国学者休珀（Super,1962）的研究结果，得出职业价值观包含15个维度：利他主义、对美的追求、创造力、智力的刺激、成就感、独立性、威望、管理权力、经济报酬、安全感、工作环境、与上司的关系、与同事的关系、生活方式、变异性。

上述研究成果得出的职业价值观所包含的因素，既有共同之处，也存在着一些差异。其共同之处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时代、不同群体对于职业均有一些共同的追求，其不同之处则可能与研究方法与程序不同、对职业价值观的界定不同、研究对象所处时代不同、研究对象的样本构成不同等因素有关。但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研究高校辅导员的职业价值观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国内对高校辅导员职业价值观结构进行较为严谨的实证研究的成果相对较少。前文提到的国内学者潘登（2009）研究得出，高校辅导员职业价值观包含六个因素：社会贡献取向、物质保障取向、工作环境取向、个人生活取向、尊重与声誉取向、自我发展取向。马英（2017）研究得出高校辅导员职业价值观包括七个维度：社会认可度、成就感、物质报酬、智力刺激（创新性）、人际关系、利他主义（奉献性）、安全感。由于研究对象均为高校辅导员，这两项研究所得出的职业价值观结构有着更多的共同之处。尽管这两项研究所编制的问卷或量表的信度及效度指标均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但其研究结果不同程度地反映了高校辅导员在评价职业时所看重的方面。我们得出高校辅导员职业价值观的结构是由能力发挥、薪资待遇、社会价值、工作环境四个因素构成的，与这两项研究所得出的高校辅导员职业价值观结构有所不同。由于我们采用的不是根据文献和经验事先确定因素结构，然后进行分析验证的问卷编制策略，而是先面向高校辅导员进行结构化访谈和开放式问卷调查，对所得回答进行归纳，再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来确定结构，然后进行验证，因此我们关于高校辅导员职业价值观的问卷条目全部来自辅导员群体，而不是来自国内或国外文献中并非面向辅导员的职业价值观问卷或量表，由此可以认为，我们所得出的高校辅导员职业价值观结构更为符合辅导员的实际。采用我们所编制的高校辅导员职业价值观问卷面向辅导员进行调查，可以更好地反映当前高校辅导员的职业价值观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