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分析框架
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国家都可能有兴趣、有意愿增强自己的认证能力，但其实际的认证能力并不必然因此而强化。从事实与规范这两个维度来判断，认证能力的强弱并不直接等于二者的算术加总，而是表现为下述四个基本类型。
图3—4 认证能力的四个基本类型
在认证能力的四个象限中（图3—4），Ⅰ代表“弱事实、强规范”，此时的认证往往牺牲事实、强推规范，抹杀“特殊”，强求“一般”，过度追求整齐划一。整个监控研究学派和斯科特批判的就是这种事实落后于规范、过度现代化的认证能力，它往往会向过度强制方向发展，不可持续。
Ⅱ代“表强事实、强规范”的认证状态，此时事实可靠度、规范统一度都处于最佳状态，认证所依据的事实可靠度较高，通过分析和处理事实，所制订和执行的认证分类、规则和标准的明确、精细、统一程度也较高。既不必削足适履、裁剪事实强求规范，也不会出现规范落后于事实的情况，这是一种适度的强认证能力。
Ⅲ代表“弱规范、弱事实”：事实的可靠度、规范的统一、明确和精细程度都处于很低的水平，认证能力在这种状态下最弱。
Ⅳ代表“弱规范、强事实”的认证状态，也就是尽管认证拥有可靠的事实基础，但认证标准落后于事实，国家制定和执行的规范不统一、不明确，也不精确，规范落后于事实，认证能力只会趋弱而不会增强。
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不同领域都需要有效的认证体系。税收、福利、监管是三种重要的国家政治领域，作为消除中间环节、建立全国统一税收体制的“税收国家”，作为资本主义深刻社会矛盾解决方案的“福利国家”，作为抽象社会、风险社会应对措施的“监管国家”，都依赖国家基础能力的扩大。税收国家的实现过程，福利国家的建设过程，监管国家的成熟过程，同时也是认证这一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结构逐步扩大的过程。作为一种渗透性的权力基础结构，认证以为一国居民提供服务、福利和生活便利为前提，使国家能够通过了解和掌握境内的人、财、物、行、事，注视身份流、财产流、行为流、生命流及事务流，同时也使国家权力的运作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
因此，阐述认证如何在税收国家、福利国家、监管国家的建设过程中生根发芽、发展壮大，如何促进这些现代国家理想形态的建设，弄清楚这个过程，弄清楚国家对财产的整全关注、国家对生命的全面照看、国家对事务的全程监管，也就可以更深入、更细致地观察、描述和概括认证能力的因果模式、运作机制和政治逻辑。
这种阐释需要观察长时间的国家政治实践，总结国家认证方面的总体趋势，所以本书对认证如何影响税收、福利与监管的讨论，不是着眼于具体领域中的某种具体认证形式，而是试图集中分析认证如何在现代国家最大程度地服务于国民的过程中生长起来，阐释现代财产认证、福利认证和社会经济认证各自的演进模式、基本机制和政治内涵。
不同领域、不同类型的认证，国家与国民个体、社会群体的互动关系可能不同，认证体系的建构路径也可能不一样。具体而言，在税收领域，作为认证对象，个人和法人都可能会在事实层面向国家提供虚假或不实的信息，从而逃避认证；作为认证主体，国家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克服这种现象。因此，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国家认证与个体逃避的关系，这是财产认证要解决的基本政治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财产认证能力的演进趋势表现为：从弱事实、强规范向强事实、强规范的状态发展，在事实与规范两个维度上加强财产认证体系的有效性。
在福利领域，作为认证对象，个人会主动要求融入认证体系，从而推动主体改进规范，并主动向国家提供事实。因此，主体与客体之间存在国家认证与个体融入的关系，这是福利认证要解决的基本政治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福利认证能力的演进趋势表现为：先从弱事实、弱规范过渡到强规范、弱事实，最后运动到强事实、强规范的状态，在事实与规范两个方向上加强福利认证体系的有效性。
在监管领域，主体需要在事实和规范两个层面实现从无到有，认证能力的演进趋势是从弱事实、弱规范过渡到弱事实、强规范状态，最后运动到强事实、强规范状态。由于认证对象的差异，又可能呈现为两种路径：（1）认证客体为涉及公共安全的自然物和个人行为时，直接从弱事实、弱规范运动到强事实、强规范状态；（2）认证客体为企业产品等人造物时，直接从弱事实、强规范向强事实、强规范方向运动，认证客体在事实层面逃避认证，认证主体要建立强制规范将其纳入认证。社会的公共安全需求或压力，促使认证主体主动将这两大类对象纳入认证体系。因此，认证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国家纳入与个人逃避关系，是社会经济认证要解决的基本政治问题。
事实与规范，认证能力的这两个维度是基本线索，可以用来分析认证在税收、福利与监管三大政策领域中如何生长、成熟并发挥作用，解释认证能力的具体生成、基本机制和政治含义。这一学术努力有两个侧重点不同的出发点，一个是把认证能力作为因变量，一个是把认证能力作为自变量，本书侧重于后者。
[1] 杜正胜：《编户齐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之形成》，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版，第ⅴ页。
[2] See Joseph Eaton， The Privacy Card： A Low Cost Strategy to Combat Terroris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Inc.， 2003， pp.121-138， 170-199.
[3] See Alain Desrosières （Author）， Camille Naish （Translator）， The Politics of Large Numbers： A History of Statistical Reasoning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16-44，236-338.
[4] See James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9-83.
[5] See David Burnham， The Rise of the Computer State ，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3， p.88.
[6] 张敬原：《中国人口问题》，台北中国人口学会1959年版，第97—107页；陈方之：《我国人口统计数字之商榷》，载香港亚东学社《中国历代人口问题论集》，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版，第230—246页。
[7] 王绍光：《人人享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个纲，纲举目张》（http：//ccga.pku.edu.cn/html/ziliao/20090412/13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