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问题的缘起与学术回顾
一 问题的缘起
国内学术界历来将宋代儒学称之为“宋学”（而不仅仅指理学），认为其与汉唐传统儒学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具有疑古、重视义理、好议论、以己意解经，与政治结合紧密等特征，宋代儒学中的洛学、蜀学、朔学、新学都有这样的共同特性。对于宋代儒学的这种统一特征，我们可以借用美国科学史家库恩的范式理论，将其称之为一种“儒学范式”[1]。宋代新儒学范式的形成，与唐宋之间的社会变迁有很大关系，近百年来，在学界影响深远的“唐宋变革论”对此早有深入的阐释，这一论述还将宋代儒学的开端追溯至中唐时期的经学革新以及古文运动。但“唐宋变革论”的视阈主要是在中唐——南宋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中观察整个社会“渐变”的过程，少有研究者专门关注其中唐末五代十国阶段的历史。其实这一时期承唐启宋，是整个唐宋变革中非常关键的“质变”期，但在“唐宋变革”中的作用和地位却很少有人提及。同样地，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的儒学也从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一般认为，唐末至五代十国时期，社会动荡、斯文扫地，为乱世之尤者，这在一千年前就已成定论，宋人多谓五代为“五季”，含有不承认五代为正统朝代的意味。欧阳修私修《新五代史》，称五代为“干戈贼乱之世也，三纲五常之道绝”，甚至说这个时代“天理几乎其灭”[2]，在他撰写的《新五代史》中，并不设置传统正史必备的“志”这一条目，列传中也未编写儒林列传。有传无志，是作者认为五代时期完全没有制度可言，不设儒林传的意思则是说这一时期的儒学已经断绝了。
而从现今学界对唐宋儒学的认识来看，虽然大多数学者都认同中唐时期的儒学经历了复兴与新变，但一般来说对唐末、五代十国阶段的儒学都不太重视，存在着这样一种误区，似乎儒学自中唐之后，就自然延续、演变出宋代儒学，其间并没有什么新的因素出现。应当指出，这样的看法在事实与逻辑上都是不太合理的，尤其是考虑到与中唐、宋代这前后两个时期相比，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的历史显得十分特别，其近百年间社会的急剧变化如疾风骤雨，不可能不对当时的文化、思想学术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唐末五代十国的儒学形态必然是有别于中唐与宋代儒学的。那么这一时期的儒学是否也存在着一种异乎中唐、宋代儒学的范式？假如此观点成立的话，该儒学范式的形成与其背后的社会与学术背景有什么样的关系？退一步讲，若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的儒学尚不能称为一种“范式”，其在唐—宋儒学的范式转变中居于何种位置？诸如此类需要深入探索的问题，学术界却并未对此加以注意，这是相当令人遗憾的。本书由此思考而展开初步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以下基本思路：
（一）唐末五代十国儒学存在于中唐、宋代两个儒学复兴运动的高潮之间，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而在当今儒学史的研究中，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的儒学并未得到学界充分的重视，今天有必要重新审视其在思想史上的独特价值，并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二）唐末五代十国儒学体现了儒学对时代问题的回应能力。根本而言，中唐以来中国社会的大变动、大转型造成了“唐宋之变”，而唐末五代十国恰好是这一社会变迁的关键时期，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的儒学，则是此变革在思想学术形态上的重要表现，也是对这一时期社会巨变的回应，彰显了儒学强大的自省、自新、自我调整的能力与思想张力，并在这一层面上揭示了儒学的一些本质特征。就此意义而言，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的儒学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三）唐末五代十国儒学表现出新旧儒学范式的更替。唐末五代十国儒学与传统的汉唐儒学有很大的不同，也有异于中唐儒学，是一种新的儒学范式（至少存在某些类似范式的特点），并对宋代儒学范式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备新旧儒学嬗变的过渡特征。
（四）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儒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基本范畴有所变化、演进。通过考察这些概念、范畴，进行专门的类型分析，结合文本，对比原义以及衍生义的同异，寻绎出其在历史语境中“惟精惟微”的变化，将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把握儒学的本质。
综上所述，探讨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的儒学不仅有益于我们加深对唐宋儒学如何演变的认识，还可以据此进一步探寻儒学本身的学术发展脉络与学理逻辑，展现出儒学与政治、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问题本身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二 学术研究现状
一直以来，学术界非常重视对中唐、北宋儒学思想的研究，但对居于其间的唐末五代十国儒学的研究则相对较少。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对这一时期儒学的研究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唐末五代十国儒学的总体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涉及唐末五代儒学总体研究的著作有：汤一介主编、陈启智撰写的《中国儒学史·隋唐卷》，书中晚唐五代部分重点介绍了林慎思、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的儒学思想[3]。程方平的《隋唐五代的儒学—前理学教育思想研究》[4]，该书总论隋唐至五代的儒学，偏重于儒学教育方面的内容。郑学檬的著作《五代十国史研究》中也有部分内容论及五代时期的儒学[5]。柳东华的硕士论文《唐末儒学思想研究》主要以唐末儒者罗隐与皮日休等人为中心阐述了唐末儒学思想的特点[6]。陈毓文的《从李建勋、冯道看五代儒学的新变》以五代冯道、南唐李建勋的人生行迹为例，提出五代时期存在着儒学的转型[7]。
（二）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儒学人物生平与思想的专门研究
关于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儒学人物生平与思想的专门研究中，主要考证作者生平事迹的有李定广的《罗隐生平事迹辨证》[8]，陈鹏的《罗隐年谱及作品系年》[9]，林精华、林玉琰的《八闽唐儒林慎思》[10]，胡晓的《陈抟生平事迹述论》[11]，许浩然的《吴融、陆希声交游考述》[12]，马丕环的《皮日休年谱会笺》（上、下）[13]，王辉斌的《皮日休婚姻考略——兼及其生卒年与死因诸问题》[14]，曾群弟的硕士论文《陆龟蒙〈笠泽丛书〉研究》[15]，胡山林、徐挥的《陆龟蒙隐居考》[16]等。
人物思想研究方面，李福标的文章《从皮陆文集看他们研习经学的路径》探讨了皮日休、陆龟蒙在经学路径上的异同，认为他们在经学上的相同之处是都推崇《春秋》，但皮日休更精于《诗经》，而陆龟蒙则尤重《易学》。陈启智的《论皮日休、柳开的儒学与道统思想》论述了皮日休的道统论对柳开乃至宋初儒学的影响[17]。赵俊的《晚唐思想界三杰》分析唐末皮日休、罗隐、无能子三人的哲学思想，认为三人的著述是唐末时期最具有思想性的[18]。相关研究还有李葆华的《林慎思〈续孟子〉对孟子的解读》[19]，赵清文的《林慎思的人性论及其教化意义》[20]，杨会香的硕士论文《林慎思著作研究》[21]，吴器的硕士论文《罗隐研究》[22]，高峰的《陈抟易学思想初探》[23]，郭健的《谭峭〈化书〉研究》[24]，孔又专的《论陈抟易学思想的影响》、《陈抟易学思想中的宇宙生成论》[25]，黄义华、章伟文的《陈抟与太极图关系述论》等[26]。这些著作、文章对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儒学人物的生平事迹与思想作了详细的考证，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上对唐末五代十国儒学研究有不小的帮助。
（三）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经学著作、儒家著述的研究
对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经学著作、儒家著述的研究主要有张兴武的著作《五代艺文考》[27]，以及论文《吴越艺文志》[28]，杨超的硕士论文《五代著述研究述评》以及博士论文《五代著述考略》等[29]，这些著作、论文都对五代时期的学术著作进行了认真和全面的梳理。冯晓庭的文章《五代十国的经学》讨论了五代十国时期的经学政策、经籍流传情况以及一些经学著作、文章。
他提出，五代十国时期的经学究竟是完全墨守旧制，还是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对此有必要加以探讨，因此应当将五代时期的经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环节来对待[30]。王晓敏的《唐代左传学研究》、付丽敏《中晚唐春秋学研究》、陈旭东的《唐代易学著述考论》等论文论述整个唐代或其中一个较长时期的经学，其中都包含唐末经学的研究内容[31]。陈进国的《论〈正易心法〉及陈抟注的易学观》探讨了《正易心法》与《正易心法注》的关系[32]，李宇东、段建栋合作完成的硕士论文《春秋折衷论辑释》（上、下）[33]，共辑得陈岳《春秋折衷论》佚文二百三十余条，并逐条加以分析、注释，对研究唐末春秋经学有不小的助益。黄觉弘的《唐宋〈春秋〉佚著研究》中辑入了若干条唐宋春秋学佚文，其中也包括陈岳的《春秋折衷论》佚文[34]。赵棚鸽的《皮日休的诗经阐释》分析了皮日休的几篇论《诗经》大义的文章[35]，提出皮日休对《诗经》的阐释表现出其通经致用的经学主旨以及质疑章句之学、好自抒己意的学风。黎千驹的《论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对〈说文解字〉词义的研究》，与张丰乾的《原道寻德——以徐锴的训释为中心》两篇文章探讨了南唐学者徐锴的经学、小学成就[36]。有的学者还注意到五代时期经籍的传播方式，如程方平的《唐末五代的经学教育和儒家经典的流传》[37]，汤洪的《蜀石经产生原因试探》[38]，舒大刚的《试论蜀石经的镌刻与十三经的结集》[39]，李东峰的《后蜀儒家经籍雕印的几个问题》等[40]。
（四）五代十国时期礼乐、科举以及教育制度的研究
有一些著作、文章关注了五代十国时期的礼乐、科举以及教育制度。任爽主编的《十国典制考》[41]，收入了十国礼制、科举、教育制度、赋役、法律、官制等方面的一系列研究论文，盛险峰的博士论文《五代典章制度研究》对五代时期的八个主要典章制度进行考证和分析，从制度兴替的角度分析了五代时期的社会状况[42]。耿元骊的硕士论文《五代礼制考》按照唐代五礼的次序对五代五礼进行了考证[43]，认为五代时期的礼制较为混乱，且其中混入了胡礼。该作者的另一篇文章《五代嘉礼考述》则研究了五代时期嘉礼的基本情况[44]，归纳出其施行简略的特点。王美华的《礼乐制度与十国政治》从政治与儒学的关系方面探讨了十国的礼乐制度[45]。杜文玉的《五代十国制度研究》中对五代十国时期的贡举制度有详细的考证，书后并附有五代时期知贡举官员以及历年及第人数表[46]。周腊生的《后蜀贡举勾陈》与《南唐贡举考略》两篇论文考证了南唐数次开贡举考试的相关情况，为近年来最早研究十国科举考试的论文[47]。赵荣蔚的《南唐登科记考》对南唐士人科举及第以及知贡举情况作了全面的梳理[48]。王志勇的硕士论文《五代科举制度研究》全面研究了五代十国时期的科举制度[49]，提出五代科举在唐宋科举转变中起到很大的作用，宋代科举部分地继承了五代科举的特点，作者并认为南方十国科举的兴盛是文化南移的表现。周家凤的《五代中央官学考》研究了五代时期的官学制度[50]，认为其虽兴废不定，但仍然是唐代贵族教育向宋代平民教育发展的中间阶段。盛险峰的文章《五代官学考论》提出，五代时期的国子监主要发挥了文化功能，而中央官学的兴衰则体现了其日益趋向公共的特征[51]。林敏的《浅谈闽国官私学校制度的发展变化》讨论了五代时期闽国教育制度的特点[52]。关于五代时期学校教育的文章还有祁开龙的《浅谈五代时期私学的发展》[53]，邓洪波的《五代十国时期书院述略》等[54]。还有一部分文章述及五代时期的藏书状况，如蔡晓初、谷茂兰的《五代藏书考略》[55]。
（五）唐代、五代十国时期儒士群体的研究
近年来，有一部分论文对唐代、五代十国时期的儒士这一群体进行了专门研究。魏良弢的《南唐士人》讨论了南唐时期以宋齐丘为首的南方士人与韩熙载等北方南下士人之间发生的党争对南唐政治、文化的影响[56]。吴宝树的硕士论文《唐代进士群体研究》是面对整个唐代进士群体的研究，其中包括唐末这一特殊时期[57]。王育科的《五代进士研究》对五代时期进士群体的出身、地域分布、仕宦状况展开研究[58]，他主张，从出身看，五代时期进士及第者以来自寒素家庭为多，但在仕宦道路上，官宦家庭比寒族更占优势。田玉英的《五代十国翰林学士初探》探讨了五代时期翰林学士产生的特点及其职能[59]，认为在五代时期翰林学士制度逐步走向规范化。张其凡、张胜海的《五代翰林学士略考》提出，五代的翰林学士有向外朝官演变的趋势[60]。李云根的《五代十国端明殿学士考述》探讨了五代时期端明殿学士以及南方十国各殿职的创置和发展过程[61]。陈弱水的《中晚唐五代福建士人阶层兴起的几点观察》讨论了中晚唐至五代时期福建士人社会阶层的兴起[62]，以及他们所经历的思想历程，认为中晚唐以后福建士人逐渐崛起，但仍在科举与仕途上受到压制，文章还提出，唐代以后，科举与仕宦制度对中国古代士人群体的结构有着决定性的影响。金滢坤的《中晚唐五代科举与社会变迁研究》主张，中晚唐至唐末，科举考试的主导权仍然控制在士族、小姓手中，士族、小姓在科举中仍占优势[63]，但他们入仕之资已不能靠门第而必须凭借才华，也无法做到垄断仕宦的资源，五代时期，士族在科举中的优势开始逐步丧失。叶平《五代墓志所见士族仕宦与婚姻的变迁》一文也考证了五代时期的科举与社会变迁问题，认为在五代时期，士族、小姓在科举中的优势已经不复存在了。
（六）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儒学与社会的研究
关于唐末五代时期儒学与社会的相互影响，王美华的《礼制演变与十国时期的南方社会——以个体家庭意识为研究中心》提出，五代时期，南方各国统治者欲仿效中央朝廷构建礼制，但受到了南方社会地域性个体家庭意识的干扰，使得礼制的诸多方面都体现了这种个体家庭意识[64]。这篇文章注意到五代十国时期儒学的地域性因素，得出的结论颇有启发性。祁开龙的硕士论文《五代南方士风的变化》认为五代十国时期南方十国的士风与北方不同[65]，具有在政治上积极进取、好文等特点。除此之外，相关研究还有曾国富的《儒学对五代吴越国历史的影响》，《论儒士在五代历史上的作用》，《士人的任废与南汉的兴衰》[66]，祁开龙的《闽国士人的政治命运》[67]，孟宪玉的《五代入宋文人对宋朝儒学振兴及文化发展事业所做的贡献》[68]，吴在庆、曾晓云的《唐末政局及士人之遭际》等文章[69]。
（七）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儒释道交流的研究
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儒学与佛教、道教之间的交融方面，有潘桂明的《曹洞宗“回互”学说述评》[70]、夏金华的《试论佛教曹洞宗对〈易〉的利用》[71]，刘松来的《“君臣五位”刍议》——中国古代禅宗政治伦理学说的文化透视》[72]，刘泽亮的《易象与禅说》等研究文章[73]，都结合佛教禅宗的“圆相说”，讨论了唐末时期禅宗引儒入佛、以易学说禅的现象。张成权的《陆希声〈道德真经传〉对儒道沟通的探索》探讨了唐末陆希声吸取道家思想以重新构建儒学体系的问题[74]。刘固盛的《陆希声〈道德真经传〉简论》则关注陆希声《道德真经传》以儒解老，改造老子哲学的特点[75]。孙亦平的《论杜光庭的三教融合思想及其影响》，以杜光庭为例说明唐末道教以“道”融合儒、释，构建道教的理论体系，实现了唐宋道教思想的转型[76]，如吸收仁爱思想与佛教的普度精神，改变以往道教过于重视个人成仙而忽视众生之弊，以及发挥儒家重视礼乐的传统，大力发展、完善道教的科仪。
（八）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儒学义理的研究
近年对唐末五代十国儒学的研究中，只有少数几篇与这一时期儒学义理的新发展有关：刘浦江的《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提出[77]，五代时期的史观很少提及五代的华夷之别，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为儒学中的华夷界限以文化论而非血统论；其二，五代时期新出现的外族威胁（契丹）使得北方汉人在心理上认同了早已入主中原的异族政权（指后唐、后晋、后汉三个沙陀政权）。邓小南的《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讨论了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过程[78]，提出在五代时期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人们观念与认识的演变是促成这种“消解”的重要因素。王明荪的文章《五代时期的“中国”观》提出，五代十国时期，先后建立五代的北方朝廷与南方各国在谁更能代表“中国”这一问题上展开竞争，彼此没有共识的基础[79]。
小结
（一）对学术研究状况的总结
总的来讲，首先，自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界有关唐末五代十国儒学研究的著作、论文，虽然研究范围较广，从数量上看也有一些，但大多为侧面涉及与局部、个体的研究，直接、全面地研究这一时期儒学的研究成果仍然很少。尤其是，未见将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的儒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的专门研究。唯由于此，也就更无人从“模式”、“范式”的角度审视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的儒学，分析其与唐代、宋代儒学在类型上的异同之处了。
其次，与此相关的论著与论文，也多为从历史、文学专业领域出发的研究，很少有从中国哲学、儒学的专业视角进行观察与分析的。
再次，缺乏从宏观历史上把握唐末五代十国儒学、将这一时期儒学放在“唐宋变革”历史大背景下加以研究的学术成果。
最后，对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儒学义理的研究尤显不足。
（二）拟采用的研究方法
1.思想史的（分期）研究方法。对儒学的发展进行阶段分期，着重从儒家思想的发展史上考察唐末五代的儒学。首先，将唐末五代十国儒学作为一个整体，把唐末与五代十国的儒学纳入同一个时段来探寻其内在的发展脉络，这在儒学史的研究中尚属首次；其次，注重考察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变迁对思想、学术的影响，认为社会模式的变迁是思想、学术形态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
2.借用库恩的范式理论，将唐末五代十国儒学视为唐宋儒学范式变迁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以经学（《春秋》、《易经》）、三教融合（以儒学为主导的）、儒学核心义理的新发展三方面为主要内容，由此切入加以论述，认为以上三点是揭示范式变迁的关键所在。
3.注重考证，采用史学研究以文（诗）证史，文史互证，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4.范畴类型分析的研究方法。主要对此时期儒学的一些概念、范畴进行研究，考察它们的实质以及发生变化的过程，探寻变化的原因，揭示在变化中显现的意义。在具体论证中，还表现为文本考察与语源学分析的紧密结合。
[1] 库恩（T.S.Kuhn）于20世纪60年代初发表了《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博士论文（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书中使用了“范式”（paradigm）一词。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上海科技出版社1980年版，第17、63页。
[2] 参见欧阳修《新五代史》卷19，《唐家人传论》，卷17《晋家人传论》，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
[3] 汤一介主编，陈启智撰：《中国儒学史·隋唐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 程方平：《隋唐五代的儒学——前理学教育思想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5] 郑学檬：《五代十国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 柳东华：《唐末儒学思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陕西师范大学，2008年。
[7] 陈毓文：《从李建勋、冯道看五代儒学的新变》，《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
[8] 李定广：《罗隐生平事迹辨证》，《汕头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9] 陈鹏：《罗隐年谱及作品系年》，《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1年第2期。
[10] 林精华、林玉琰：《八闽唐儒林慎思》，《福建论坛》1999年第6期。
[11] 胡晓：《陈抟生平事迹述论》，《安徽史学》2007年第5期。
[12] 许浩然：《吴融、陆希声交游考述》，《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
[13] 马丕环：《皮日休年谱会笺》（上、下），《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6年第1、2期。
[14] 王辉斌：《皮日休婚姻考略——兼及其生卒年与死因诸问题》，《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15] 曾群弟：《陆龟蒙〈笠泽丛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1年。
[16] 胡山林、徐挥：《陆龟蒙隐居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17] 陈启智：《论皮日休、柳开的儒学与道统思想》，《湛江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18] 赵俊：《晚唐思想界三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9年第6期。
[19] 李葆华：《林慎思〈续孟子〉对孟子的解读》，《北方论丛》2005年第3期。
[20] 赵清文：《林慎思的人性论及其教化意义》，《长安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21] 杨会香：《林慎思著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11年。
[22] 吴器：《罗隐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
[23] 高峰：《陈抟易学思想初探》，《中国哲学史》1993年第2期。
[24] 郭健：《谭峭〈化书〉研究》，《华侨大学学报》2004年第4期。
[25] 孔又专：《论陈抟易学思想的影响》，《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陈抟易学思想中的宇宙生成论》，《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26] 黄义华、章伟文：《陈抟与太极图关系述论》，《中国道教》2012年第4期。
[27] 张兴武：《五代艺文考》，巴蜀书社2003年版。
[28] 张兴武：《吴越艺文志》，《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6期。
[29] 杨超：《五代著述研究述评》，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7年；《五代著述考略》，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3年。
[30] 冯晓庭：《五代十国的经学》，彭林编《经学研究论文选》，上海书店2002年版，第1页。
[31] 王晓敏：《唐代左传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南大学，2005年；付丽敏：《中晚唐春秋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8年；陈旭东：《唐代易学著述考论》，博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2年。
[32] 陈进国：《论〈正易心法〉及陈抟注的易学观》，《宗教学研究》1998年第4期。
[33] 李宇东：《春秋折衷论辑释》（上），段建栋：《春秋折衷论辑释》（下），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4年。
[34] 黄觉弘：《唐宋〈春秋〉佚著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版。
[35] 赵棚鸽：《皮日休的诗经阐释》，《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
[36] 黎千驹：《论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对〈说文解字〉词义的研究》，《辞书研究》2010年第1期；张丰乾：《原道寻德——以徐锴的训释为中心》，《寻根》2002年第4期。
[37] 程方平：《唐末五代的经学教育和儒家经典的流传》，《教育评论》1990年第2期。
[38] 汤洪：《蜀石经产生原因试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
[39] 舒大刚：《试论蜀石经的镌刻与十三经的结集》，《宋代文化研究》2008年第15辑。
[40] 李东峰：《后蜀儒家经籍雕印的几个问题》，《蜀学》第6辑，巴蜀书社2011年版。
[41] 任爽：《十国典制考》，中华书局2004年版。
[42] 盛险峰：《五代典章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3年。
[43] 耿元骊：《五代礼制考》，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3年。
[44] 耿元骊：《五代嘉礼考述》，《长春师范学院学学报》2006年第4期。
[45] 王美华：《礼乐制度与十国政治》，《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46] 杜文玉：《五代十国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7] 周腊生：《后蜀贡举勾陈》，《孝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南唐贡举考略》，《文献》2001年第2期。
[48] 赵荣蔚：《南唐登科记考》，《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49] 王志勇：《五代科举制度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0年。
[50] 周家凤：《五代中央官学考》，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4年。
[51] 盛险峰：《五代官学考论》，《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52] 林敏：《五代闽国官私学校制度的发展变化》，《海峡科学》2010年第3期。
[53] 祁开龙：《浅谈五代时期私学的发展》，《合肥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54] 邓洪波：《五代十国时期书院述略》，《湖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
[55] 蔡晓初、谷茂兰：《五代藏书考略》，《江西图书馆学刊》1994年第4期。
[56] 魏良弢：《南唐士人》，《江苏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57] 吴宝树：《唐代进士群体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曲阜师范大学，2009年。
[58] 王育科：《五代进士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中央民族大学，2012年。
[59] 田玉英：《五代十国翰林学士初探》，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6年。
[60] 张其凡、张胜海：《五代翰林制度略考》，《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4期。
[61] 李云根：《五代十国端明殿学士考述》，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1年。
[62] 陈弱水：《中晚唐五代福建士人阶层兴起的几点观察》，《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3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
[63] 金滢坤：《中晚唐五代科举与社会变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4] 王美华：《礼制演变与十国时期的南方社会——以个体家庭意识为研究中心》，《辽宁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65] 祁开龙：《五代南方士风的变化》，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1年。
[66] 曾国富：《儒学对五代吴越国历史的影响》，《孔子研究》2007年第5期；《论儒士在五代历史上的作用》，《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4期；《士人的任废与南汉的兴衰》，《广东史志》1995年第3期。
[67] 祁开龙：《闽国士人的政治命运》，《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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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吴在庆、曾晓云：《唐末政局及士人之遭际》，《厦门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70] 潘桂明：《曹洞宗“回互”学说述评》，《安徽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
[71] 夏金华：《试论佛教曹洞宗对〈易〉的利用》，《周易研究》1994年第1期。
[72] 刘松来：《“君臣五位”刍议》——中国古代禅宗政治伦理学说的文化透视》，《江汉论坛》2004年第9期。
[73] 刘泽亮：《易象与禅说》，《厦门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
[74] 张成权：《〈道德真经传〉陆希声对儒道沟通的探索》，《合肥联合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75] 刘固盛：《陆希声〈道德真经〉简论》，《古籍整理学刊》1998年第4、5期合刊。
[76] 孙亦平：《论杜光庭的三教融合思想及其影响》，《中国哲学史》2006年第4期。
[77] 刘浦江：《正统论下的五代史观》，《北京论坛（2005）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全球化视野中亚洲的机遇与发展》。
[78] 邓小南：《论五代宋初胡/汉语境的消解》，《文史哲》2005年第5期。
[79] 王明荪：《五代时期的“中国”观》，《史学集刊》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