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范式转换

现代经济学作为后起的实证科学，从一开始它就把自然科学成功的范式作为自己的原型，首先就是如日中天的牛顿科学范式（机械论范式）。似乎没有顾忌笛卡儿二元论的限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先驱们直接借鉴牛顿范式去建立经济学的概念体系。“勇往直前吧，信仰会跟随你们”，达兰贝尔信条鼓舞着经济学家去构建微观经济学的本体论分析基础——“理性经济人”。

有趣的是，瓦尔拉斯在建立一般均衡理论时就受到经典物理学的强烈影响。瓦尔拉斯曾告诉他的一位朋友，他19岁时读到了法国物理学家路易·布安索的《静态学要义》，从此以后他就一直随身携带，经常翻阅，他的一般均衡概念和线性联立方程组就取自该书。新古典主义的先驱者都认为，古典经济学大师们注重总量、供给、分配和客观经济运行过程的研究方法已经走进一条死胡同，他们对此提出挑战，另辟蹊径以开启经济学的新天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开创者们把研究集中在微观个体的主观认知过程和行为偏好上，并将数学（主要是牛顿的微积分学）引入经济学分析，重构经济学的基础，以超越古典主义。首先就是把个体的主观特征简化、结构化为机械论属性。显然，对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来说，经典物理学范式是最好的参照系，他们要把亚当·斯密和李嘉图建立的古典经济学范式转换到新的范式基础上。从这个意义上说，边际革命就是这次范式转换的结果，那么我们现在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先驱们做的就是同一件事——与经济学前辈较量。

这样，遵循“真空中运动的质点”这一经典力学图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也必须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还原为“理性经济人”，即具有完全独立的信息和知识去实现效用和利润最大化的经济人，从而保证研究客体的同质性、独立性和内部结构不变性。这个把情感、自我意识和价值观多元人性简化为机械论属性的步骤，对经济学分析工具形式化、规范化必不可少。由此，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的严密性已经达到，经济学运用数学已不存在原则性障碍，并最终达到一个本体论的结论，即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前后一致的联结中去认识一切经济实在的最终本性。对于这个假设违背经验事实的指责，主流经济学家们似乎也很容易用工具主义立场来辩解，只要理论能产生足够好的预测，假设的经验内涵是无关紧要的。

在我看来，理性经济人对人性的简化和结构化无可厚非，它是达到逻辑的统一性和简单性的必要步骤。当然也可能还有其他更好的简化途径，比如我们也可以通过交易行为决策方式的同一性，或者人类行为生理基础的同一性来达到。对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而言，致命的错误在于，经典物理学范式的时间反演对称性（过去和未来没有区别）以及单一的因果决定论，或者如丹尼尔·卡尼曼所说的“理性是全面的不变性”。正因为这个不断回到平衡的守恒系统范式以及稳定平滑的分析工具，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同多样性、不稳定性、选择和突变等概念格格不入，它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70年代的滞胀以及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当然不可能有充分的解释和预测能力。按照约翰·莫尔丁（John Mauldin）的说法，从1971年以来“经济学家从来没有预测对过一次经济衰退”。主流经济学面临深刻危机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非线性动力学、自组织理论、协同学原理以及演化论综合这些现代自然科学的革命性成果，正在建立一种超越经典物理学的新范式。当然，这个新的综合性自然科学范式还正在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中，但是它为解决正统经济学面临的这些世纪难题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因此，应用和完善是一个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过程，新范式也会在应用中得到检验和完善。这恰恰是创新经济学家们的优势，在这里他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上”。由此看来，范式转换的确是向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发起攻击的恰当的突破口。

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首先引入范式概念。他认为，范式是一种既定的方法以及构成研究者分析组成部分的知识体，它遵循既定时期公认的对主流科学思想的教科书陈述。当研究者试图解决在现有范式框架下提出的难题时，该范式无法说明的不规则现象频繁出现，但这种不规则的存在远远不足以颠覆占统治地位的范式，只有能更好地处理这些不规则现象的可替代的新范式才能做到。一旦这样一种出众的范式得到发展，一场科学革命就成为可能。而这种范式转换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新陈代谢过程，它是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并且，库恩特别指出，范式转换远不是一个积累过程，不是靠原有范式的分析和推广而达到的。“不如说它是这领域按新原理的一种重建，是一种改变这领域的某些最基本理论的推广，以及它的许多规范方法和应用上的重建。”^[1]

库恩的这些思想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非正统经济思想和流派从古典经济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新古典主义最初也是作为异端思想和流派出现的。而现代非正统经济思想流派则是20世纪初兴起和发展的，具有代表性的五个持不同见解的群体包括激进主义者、现代制度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公共选择学派以及新奥地利学派。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批评作为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并与之分庭抗礼。当然也有一些流派和提倡者部分地融入正统经济学，例如公共选择学派对寻租行为的分析已经扩散到主流中，具有公共选择风格的介绍性教科书也广泛地被正统经济学采用。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后正统经济学面临的局面却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在演化经济学旗下，非正统经济学领域新发展的鲜明特征就是“基础理论的迅速、持续发展”，并提出“一套建立在本体论范式之上的、可以区分不同研究领域的准则”，其目标当然是范式转换。而且在许多民间的研究团体中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批评以及各种标新立异的创新经济学理论和派别也风起云涌。这些骤然增加的新理论的涌现是否意味着一次真正的经济学革命呢？这时库恩的启示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范式转换“远不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也不可能依靠原有范式的分析和推广达到。因此，在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范式的框架内，仅仅是这些相互竞争的新理论的积累，对于正统理论来说是无关痛痒的。

道理很简单，边际革命后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作为正统的主流思想，一个多世纪以来依赖经典力学范式演绎出它的全部分析工具，这些数学模型平滑稳定，并形成一个外延清晰、部分与整体一致的概念体系。在这个既成的体系内，非正统经济学家们没有任何胜算。更何况主流经济学几乎垄断了人们的经济思想，控制了学术出版、人员任用和财政资金，甚至在语言的说服能力以及方法论中的修辞方法（Rhetorical Approach）上都占有绝对优势。在这种局面下，傲慢与偏见都不是没有道理的。叛逆的经济学家们唯一的优势就是构建新范式的自由。遵循库恩的启示，对于创新经济学流派而言，在这个野心勃勃的科学冒险中，唯一的出路就是经济学的范式转换，“是这领域按新原理的一种重建”。

这有些像19世纪30年代罗巴切夫斯基和波耶各自独立地建立非欧几何时面临的局面。显然，他们不可能在《原本》的框架内挑战欧几里得几何，但是他们可以质疑几何基本公理公设的正统性或者独立性（第五公设不能从其他公理、公设推导出来），并去构建和欧几里得几何完全平等的逻辑体系。他们成功地做到了，从而建立了非欧几何，成就了数学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耐人寻味的是，一个世纪后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把非欧几何同引力理论融合成为一个整体，这个逻辑结构似乎在物理实在中找到自己的原型。即使数学上最重要的进展也不是通过完善逻辑形式而是通过变革基本理论实现的，这和库恩的启示一致。也就是说，非正统经济学家们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创新理论的简单积累，而是必须把研究的焦点聚集在经济学“按新原理的一种重建”上，质疑主流经济学既定的假设、范围与方法的正统性，变革新古典主义微观经济学（正统经济学最成熟部分）的最基本理论，超越原有范式的方法建立自身的概念体系，并提供一个可行的竞争性的研究纲领。也正是遵循这一启示，我才胆大妄为地撰写《经济学分析原理》。

同时，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因为非正统经济学家大多有一些偏执，他们既不肯向主流经济学妥协，也很难与自己的同仁达成共识。他们都有些像金庸笔下的“独孤求败”，创立“独孤九剑”剑法，喜欢单打独斗。特别是当前的创新理论大多是针对某一个特殊的经济学问题，由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理论主题所界定，应用不同的方法和范式，其理论内容和形式都会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些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统一。在科学革命的酝酿期，这种多元化和创新蜂聚的现象不可避免。但是，在范式转换的基本原则上各个创新流派之间则完全可能也应该达成共识。否则，这些纷争和内耗必然伤害创新学派自身。江湖游侠即使功夫精强也无法抗衡训练有素、组织严密的军团。这些共识是联合统一的基础。

例如库尔特·多普弗（Kurt Dopfer）提出的演化本体论的经验性公理，即：

公理1（双重性公理）存在是物质—能量和信息的双重实现。

公理2（联系公理）存在由信息关联和物质—能量联结构成。

公理3（过程公理）同知识的构成一样，存在是持续的过程。^[2]

无疑，这应该是创新经济学广泛认同的一些基本原则。在我的“开放系统原理”中也完全隐含和融会了这些本体论的经验公理，而且是各自在相互独立的情况下达成的共识。这些基本原则对于按新原理重建经济学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