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选》到《词选释》
20世纪50年代末，俞平伯在文学研究所担任的科研课题主要是选注《唐宋词选》（以下简称《词选》）。原先拟编唐五代词选，后扩大为唐宋。
俞平伯对词有至深之爱好，论文与专著均至富。早在1934年11月，他的论词专著《读词偶得》，就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同年9月他写的《〈读词偶得〉缘起》（以下简称《缘起》）中是这样写的：
我不想说什么开场白，但把这本小书突兀地送给读者，似乎有一点冒昧，现在先转录当年在《中学生》杂志刊载的起首两节，一字不易，以存其真。
“年来做了一件‘低能’的事，教人作词。自己尚不懂得怎样做而去教人，一可笑也；有什么方法使人能做，二可笑也；这个年头，也不知是什么年头——有做词的必要吗?三可笑也。积此三可笑，以某种关系只得干下去，四可笑也。于是在清华大学有《词课示例》之作。本不堪为人所见，乃住在上海的故人读而善之，且促我为本志亦撰一说词的文章。这桩事情倒的确使我惭愧，使我为难。
“我对于一切并不见得缺乏真诚，只因在文字上喜欢胡说，似颇以‘趣味’、‘幽默’……为人所知，这是很悲哀的。在这篇文章里，我想力矫前失。就词说词，以现在的状况论，非但不必希望有人学做，并且不必希望许多人能了解。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只要时代改变了，什么都可以踢开；我只是说古今异宜，有些古代的作品与其体性，不但不容易作，甚至于不容易懂（真真能懂得的意思）。而且，不懂也一点不要紧，懂也没有什么好处；虽然懂懂也不妨。以下我所以敢对诸君随意说话，即是本于这‘懂懂也不妨’的观念。若有人以为的确‘有妨’，有妨于诸君将来的大业，我惟有惭愧而已。”
时光过得快，已是三年前的话了。三年前后有什么不同呢?自然不同。但怎样不同，便不很好说，这就不说。——总之，是从《词课示例》引来的葛藤，为便于读者打破沙锅问到底起见，索性将该文小引亦剪贴之。可惜不是大众语，但恕不改译，以存其真。
“清华大学属课诸生以作词之法，既诺而悔之，悔吾妄也。夫文心之细，细于牛毛，文事之难，难于累卵，余也何人，敢轻于一试。为诸生计，自抒怀感，斯其上也，效法前修，斯其次也；问道于盲，则策之下者耳。然既诺而悔之，奈功令何?悔不可追，悔弥甚焉。夫昔贤往矣，心事幽微，强作解人，毋乃好事。偶写拙作一二略附解释，以供初学隅反之资，亦野芹之贡耳。诗词自注尚不可，况自释乎?!明知不登大雅之堂，不入高人之耳，聊复为之，窃自附于知其不可而为之之义焉。十九年十月一日。”
有如“昔贤往矣，心事幽微，强作解人，毋乃好事”，骂得真痛快，不免戏台也来喝一回彩。吾知这十六个字必为此书他日之定评矣。
本来还想多说几句，但为什么要做，做了又怎样，都已交代清爽，就此打住要紧。所谓“得罢手时且罢手”，否则万一弄到下笔不能自休的地步，那又是篓子。
三四年来频频得圣陶兄的催促与鼓励，我虽几番想歇手，而居然做完上半部，譬如朝顶进香，爬到一重山头，回望来路，暗暗叫了声惭愧。开明书店今日惠然地肯来承印，也令我十分感激。是正传还是套话，总之瞒不过明眼看官的。如曰不然，请看下文。您看得下去，看不下去，我反正也管不着，总之，我不再说了。
二十三年九月
这是篇颇具幽默与趣味的妙文，笔者本想聊引其中一二，以供读者尝鼎之资，无奈它结构严密，无从下手去选摘，只得全引了。好在文章之妙，即使早已读过的读者，再重温一遍，也会有新收获的。从此《缘起》看，确实在自谦与幽默之外，还真有“悔不可追”及自责“强作解人”的成分在内。而就是在那个时代，也确实有请专家来讲解、引导赏析中国旧词尤其是宋词的必要。不是时至今天，还在不断出版诗词赏析、赏析辞典这一类的书吗?足证要让旧体诗词作为中国瑰宝之一，代代流传下去，就必须出版这一类书。清华大学之所以请俞平伯开这门课亦正为此；开明书店愿为俞平伯承印此书亦为此。
后来俞平伯对宋大词家周邦彦一家的词又作了赏析的专著，即有名的《清真词释》（1948年7月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也非常受欢迎。词本身就是感情细密的艺术品，如不加以细致品味，是很难领会其真谛的。俞平伯在《读词偶得》也好，在《清真词释》以及其他论文中也好，都能做到探幽入微，所以凡对词感兴趣的人，想有所真知的人，都感到一读俞平伯的著述，每有顿开茅塞之感。
所以20世纪50年代末，文研所安排由俞平伯来选注一本唐宋词，也是十分顺应社会之需求的。
1962年上半年，《唐宋词选》基本脱稿。7月1日，他写完了《〈唐宋词选〉前言》（以下简称《前言》）。这篇《前言》的文风与《缘起》已大不相同，完全摆脱了幽默与趣味，而是严肃认真地进行理论阐述。《前言》一开头便说：
这里想略谈我对于词的发展的看法和唐宋词中一些具体的情况，即作为这个选本的说明。
有两个论点，过去在词坛上广泛地流传着，虽也反映了若干实际，却含有错误的成分在内：（一）词为诗余，比诗要狭小一些；（二）所谓“正”“变”——以某某为正，以某某为变。这里只简单地把它提出来，在后文将要讲到。
首先应当说，词的可能的、应有的发展和历史上已然存在的情况，本是两回事。一般的文学史自然只能就已有的成绩来做结论，不能多牵扯到它可能怎样，应当怎么样。但这实在是个具有基本性质的问题，我们今天需要讨论的。以下分为三个部分来说明。
下面文分三部分，标题分别是“词以乐府代兴，在当时应有‘新诗’的资格”“词的发展的方向”“关于选释本的一些说明”。在第一标题中，罗列了变革的三种因由：第一，随着语言的发展而不得不变；第二，随着音乐的发展而不得不变；第三，就诗体本身来说……诗歌到了唐代，却有极盛难继之势……
总之，这部《唐宋词选》应视为俞平伯花甲之年的力作之一。这篇《前言》在《文学评论》1962年第五期中首先单独发表。它在学术上是十分过硬的。
全书在当年由文学研究所印成油印本，为的是广泛征求意见。这本是件好事，为了使质量进一步提高，尽量少出现些错误。而征求意见后，却迟迟不正式出书，直拖了很久很久，最后又来了个“内部发行”，并且只印三百册。连家父这样的老朋友都不能亲赠一册，只说是所内同组同事都会分到一册的。此事有信为证：
容翁吾兄：多日未晤为念。《唐宋词选》顷始内部发行，据所中通知，古代组同人均得一册，不知已赠我兄否?企待指正也。匆上，安候!
弟平 顿首 三，十二
这是一张明信片，信片上邮戳日期为“1966，3，11，21”，可证俞平伯自书日期不确，当为1966年3月11日，或许特地落第二旧之款。
在此之前，尚有两信提及此书，一处云“弟忙于草写宋词注释，今日之会亦未能赴”，这时大概是稿将杀青；一处云“词选注释恐尚多殊漏，至盼校正”，这大概是在油印稿分发给同事之后。之所以琐琐记此，亦为略存俞平伯为此书所费心血之多，刻意求人纠谬之心之切，聊存一斑。
此十三年后，“文革”已过，幸而俞平伯亲手修改的底本失而复得，此书才有可能重新提到出版之事，而此时家父亦早已谢世，于1979年10月，《唐宋词选》加了个“释”字，改成《唐宋词选释》，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像这样被拖了二十多年才出书的事情，恐怕在中外出版史中找不出先例。笔者有幸亲得作者题赠本一册。《前言》已作了大量的修改，而仍落“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北京。”的款，后面又加了则附记云：
前编《唐宋词选》有试印本，至今已十六年。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同志来，说要正式出版，文学研究所也表示赞同。起初我还很踌躇；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响应党的号召，经过思考，也就同意了。但旧本的缺点需要修整，我勉力从事，做得很慢。
现改名《唐宋词选释》，除删去存疑的两首，余未动，虽经修订，仍未必完善。如内容形式过于陈旧，解说文白杂用，繁简不均，深入未能浅出等；且或不免有其他的错误，请读者指正。
编写之中，承友人与出版社同志殷勤相助，深表感谢。
一九七八年十月
此时俞平伯已七十九高龄，按中国传统虚岁并法，已是八十了。“文化大革命”已过，所以出版社与文学研究所也都同意正式出版了，而俞平伯心头之余悸，依然在隐隐作响——他是“为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响应党的号召，经过思考”，才同意了的。换句话说，岂不是，再要批判的话，也管不得许多了，就算是百家中该批的错误的一家吧!好在还有出版社与文学研究所两家领导的赞同在前面撑着挡着。其用心之良苦，在字里行间不难让人体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