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宽贷款是不是万能良药？

经济部长处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袖手旁观。他对情况做了如下的诊断：国内市场受到阻塞，现有的生产设备没有充分利用。但工业生产指数已从1948年12月的75.2上升到1949年12月的96.1（1936年=100）。从失业情况来考虑，放宽贷款的政策，辅以其他经济增长政策，可能有利于国内经济。事实上，我的所谓通货收缩政策遭到批评，人们要求增加贷款，但现在可以看出这种批评显然刻意忽视了货币稳定的重要性。

这样，从反对党到联合军方面，响起了一阵批评的大合唱。联合军方面，在热烈的“备忘录战”中，宁愿要充分就业，而不要货币稳定。1949年12月，在联邦政府提出一份讨论进一步接受马歇尔计划基础的备忘录时，这次争论就开始了，它持续了数周之久。

英国充分就业论的信徒，主张“低利贷款”和“紧缩政策”，出人意料地竟和最高司令部的美国官员达成联盟。这些美国官员对大量入超大为惊慌，担心马歇尔计划行将终止。因此，几乎所有的势力都联合起来对市场经济发动进攻。他们忘记了只有在货币稳定的基础上，通过更大的生产率与自由竞争，才能在世界市场中站稳脚跟；也只有这样，才能找到一条出路，解决西德人口大增的问题。

我坚决反对勉强执行人为的扩展政策。我不得不忍受别人说我袖手旁观的责骂。这种责骂显得特别荒谬，因为以前经常有人说我过于活跃。我深信这种轻率的扩展政策不但会危害货币稳定，而且从长远来看会危害国际收支。我们原本要成为世界贸易中的一个诚实伙伴，现在却从一开始就不诚实。鉴于对外贸易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我们决不可以这样做。

我当时的演说可以证明：在朝鲜战事发生以前的一段时期内，人们对出口问题多么关心。只需举一个例子来说明。1950年9月20日我在西德码头工会年会上曾说过：

“尽管在过去九个月内受到许多批评，但我们执行的对外贸易政策是基于这样一个信念的，即如果不推行这样的经济政策，为我们的经济发展争取一些增长空间，那么我们的经济任务——解决战后增加的1，200多万人口的就业与生产问题——不可能得到贯彻，势必因走进死胡同而告终。

首先我们决不能让业已稳定的货币再行不断贬值，以追求表面上的成功，从而走上通货膨胀的道路。这种做法无异于在暗中窃取人们储蓄的钱财。这是一种恶劣透顶的坏办法。”

因此，不听任何无意义的劝诫，西德的经济政策小心谨慎地执行着：一方面要限制大量失业的危害；另一方面要避免危及已经获得的进展，特别是货币的稳定，因为货币稳定会使德国重返世界市场。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立场坚定是非常重要的，不应受真朋友或假朋友劝告的影响。我甚至认为必须用些手段来对付那些主张采取危险而不必要的措施的强大政治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