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地点理论研究的背景

一 空间的多维内涵

空间一直是物理学、数学、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天文学、文学乃至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在西方传统中，空间问题首先由哲学来回答，现代科学兴起之后，对空间的说明似乎有了更加客观的描述方式，但人们对空间内涵的认识和理解始终处于不断变化和演进之中。

（一）关于空间的哲学研究

西方哲学体系关于空间的研究，以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爱因斯坦、阿契塔（Archytas）、提图斯·卢克莱修·卡鲁斯（Titus Lucretius Carus）、高尔吉亚（Gorgias）、德奥芙拉斯多（Theophrastus）、牛顿、笛卡儿、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柏克莱（George Berkeley）等更具代表性（刘瑞强，2014）。亚里士多德认为空间理论等于位置理论，认为空间是静止的、层次分明的、固定的、连续的。柏拉图认为元素是确定的空间结构。爱因斯坦认为空间是长、宽、深三维向度加上时间共同构成的连续体，其结构会随着处于空间中物体的质量而改变。阿契塔认为空间具有限制力量。提图斯·卢克莱修·卡鲁斯认为空间是物体的无限容器。高尔吉亚认为空间和物质是属于不同范畴的，空间是有限的。德奥芙拉斯多认为空间并非自身存在的事物，它仅是存在于事物之间并决定它们的相对位置的秩序关系。牛顿认为空间各部分的次序是不可改变的，所有事物在空间上都处于一定的位置次序中。笛卡儿的普遍扩延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或内在处所与其所容纳之物质实体并没有分别。莱布尼兹的相对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是事物并存的秩序，是物体间所有位置的总和。柏克莱的感知空间理论认为空间观念是人体运动不遭遇任何阻碍时所形成的，若不存在任何物体，则不可能有空间。康德的先天形式空间理论认为空间概念不由感觉对象抽出，而是这些对象的表象条件，空间是外在可感觉对象的必要条件，是先天的必要表象。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空间是一种数的限制，不具有物理上的意义，而只具有在两个物体中产生限制的作用。斯多亚学派认为空间是连续的，连续性是一种内在联结，由于这种联结，有距离的事物可以影响其他事物，这使得宇宙变成行动的场域。原子论者认为空间和物质是互补且相互排斥的，空间限制物质，空间也被物质所限制。

（二）现代科学中的空间定义

经典物理学将宇宙中物质实体之外的部分称为空间，且物理空间具有连续性、无限性、三维性、均质性、各向同性五大特点。天文学中研究宇宙空间，指的是地球大气层之外的虚空区域。数学上，空间是指具有特殊性质及一些额外结构的集合，但不存在单称为“空间”的数学对象。互联网上，空间是指盛放文件或日志的地方。文学上，空间是代表目标事物的概念范围。建筑物上的空间是指由其围成或构成的“空心”体量，人能活动于（海德格尔称之为“诗意地栖居”）其间的、由具体的构件围隔而成的内外环境。随着空间的转向，近年来，哲学、社会学、地理学以及城市规划学等从各自不同的学科视角出发，使用“社会空间”一词构筑自己的思想观点，从而赋予社会空间四种核心解释思想，即：社会群体居住的地理区域；个人对空间的主观感受或在空间中的社会关系；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人类实践活动生成的生存区域。

（三）空间内涵的界定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空间的定义，源自拉丁文的“spatium”，指在日常三维场所的生活体验中，符合特定几何环境的一组元素或地点。显然，空间的客观规律涉及与生活体验相关的城市化空间、空间感知和空间的特定构成方式等问题。同时，空间还具有稳定性与变化性、秩序性与结构性、几何性与关系性、客观性与主观性、广延性与便捷性、伸张性与限制性、抽象性与具体性、社会性与人文性、均质性与同向性等特征。相对来说，地点本身具有空间的属性特征，但地点更突出地表现为城乡经济社会活动各类元素之间相互作用，个体与社会、人文与技术、历史与现实相互交织融合的复杂空间，具有容纳性、生产性、资源性、均质性、单元性、层级性、流动性、生长性、限制性等特性，是空间社会经济各类现象的承载容器及具体方位的指向。

（四）空间的生产

“空间的生产”这个概念源自亨利·列斐菲尔（Henri Lefebvre）的《空间生产》一书。所谓“空间的生产”，是指人们赋予空间表达某种文化意义的过程，是指特定人群在所处的某一特定区域内进行社会实践所产生的结果。空间生产的主体是人群，人群控制了这一空间的生产，产生了社会关系和文化。西方世界很多著名的经济、人文地理学理论家如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爱德华·索亚（Edward Soja）等都受到了这一学说的影响。国内学者叶超、柴彦威、张小林（2011）认为，空间的生产重在考察空间的象征意义，强调空间生产中的社会关系和特征的分析。哈维强调的是各种空间之间的关系，强调空间生产中的物质经验、再现方式和心理情感之间的相互建构效果（戴维·哈维著，阎嘉译，2003）。包亚明（2004）认为，空间中弥漫着社会关系，空间还是一种具有控制力、统治力的权力工具。

本书所强调的“空间的生产”是地点理论研究的哲学基础（地点的概念强调的就是一种空间的生产），意在强调人和社会在空间的生产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所呈现的作用效能。例如，地点感的生产就是“空间的生产”现象。空间的生产体现了日常现实（日常生活空间）和都市现实（将工作、私人生活和游憩的地点连接起来的路径和网络）之间的紧密联系。

二 空间的逻辑秩序

20世纪，伴随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美学、物理学、地理学等学科出现高度抽象理论化的倾向，空间和时间的逻辑成为这些学科研究的核心。同时，人们通过研究发现，空间和时间之间存在特性差异，在过去100多年的空间哲学体系研究中，时间和空间并没有受到相同的对待。总体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学科研究更多地集中在时间性的研究范畴之内，而20世纪诸多学科研究更多地集中在空间转向上。从诸多学者的观点中可以看出这一趋势，如伯格森（Henri Louis Bergson）和海德格尔均把时间性当作人的本质的东西，而科学哲学更是偏爱时间。马克斯·雅默（Max Jammer）认为，空间的测定可以还原为对时间的测定，时间在逻辑上优先于空间。到了20世纪50～60年代，人们开始意识到现代哲学理论过于偏重时间性而忽视空间性，于是开始思考空间的内涵。福柯（Michel Foucault）呼吁社会理论从关注时间转向关注空间，认为我们必须批判好几个世代以来对空间的低估。空间被当成固定的、沉寂的，相反时间却被当成多产的、富饶的（夏铸九、王志弘，2002）。福柯还认为，当今时代应是空间的时代，我们身处同时性的时代中，并处在一个并置的年代，这是一个远近的年代、比肩的年代、星罗棋布的年代，我们处在这一刻，其中由时间发展出来的世界经验，远少于联系着点与点之间的混乱网络所形成的世界经验（包亚明，2001）。后现代文化理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Fredric Jameson）则认为，现代主义是关于时间的，后现代主义则是关于空间的（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著，唐小兵译，1997）。因此，后现代主义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思想家们重新思考社会日常生活空间建构的意义。后现代主义地理学家戴维·哈维提出了“时空压缩”的观点，认为时间消灭空间或者时间取代空间，这种空间就是地理空间，地理空间意味着地球表面的固定空间，但是在交通技术的影响下，空间变得越来越小，从而被时间所消灭。因此，也有很多学者认为，伴随生活速度的加快，地理空间的重要性不断被降低。海德格尔敏锐地观察到现代科学技术已经造成了新的时空体验，认为空间是一种社会性的建构。多年来，从亨利·列斐菲尔、曼纽尔·卡斯特等一批哲学社会学者对当代空间的哲学社会分析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出空间实践中所建构的社会深层意义和价值。这些多学科视角下的空间体验和价值研究为地点理论研究提供了空间哲学基础。总体来说，20世纪50年代以后空间已经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研究最突出的问题。

三 空间的文化转向

我们在任何社会里都可以见到这样的情形，当人们聚集在一个特定地点（例如会场、餐厅等）的时候，处于较高地位的人总要占据宽敞、核心的位置，而地位低的人则要退居偏僻、局促的位置。这表明社会关系会投射到空间当中（冯雷，2008）。而研究社会关系的空间则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范畴。

（一）地理环境决定论

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地理环境会对人类的体质、个性、生活方式以及政治形式等产生影响。“强地理环境决定论”者认为，地球气候、水资源分布、土壤特征等因素对民族文化特征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大部分地理环境决定论者（诸如孟德斯鸠）则认为，地理环境只是影响民族文化及社会性格的建构，不一定起决定性的作用。18世纪的孟德斯鸠认为，地理环境对人类的影响分为三种类型：自然环境对人的生理特征的影响；自然环境对人的心理特征的影响；自然环境对法律和国家政体的影响。疆域的缩小或者扩张都会变更国家的精神（孟德斯鸠，1961）。19世纪20年代，地理学者洪堡（Hunboldt）和李特尔（Ritter）开创了近代地理学。有学者认为，他们都是不同程度上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者，李特尔关于地理环境决定人类的空间分布和人类活动方式的理论成为19世纪地理学的主流（鲁西奇，2001）。人类学与地理学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19世纪中期首先形成了人类学古典进化论学派，其代表人物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把民族特质看作特殊地理环境的产物。他基于对世界各地的丰富实地考察研究，主张人类精神的一致性，把人类共同具有的基本观念称为“原质观念”（elementaigedanken），把民族特有的基本心理特征称为“民族观念”（volkergedanken）。由于各民族各自生活的地理环境条件不同，因此，人类共同的“原质观念”就变成了具有地域性的“民族观念”。文化地理学者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以地理环境条件来解释不同民族的地域文化特征，认为各民族的多元文化是地理因素的历史长期演化而使然的（张猛，1987）。20世纪初，美国政治地理学家亨廷顿（Huntington Samuel, P.）提出，人类文化只在具有刺激性气候的地区才能发展，他认为热带气候单调，居民生活将永远限于疲困。此后，他又提出自然条件是经济与文化地理分布的决定因素（普雷斯顿·詹姆斯著，李旭旦译，1982）。综上可以看出，地理环境决定论存在强决定论和弱决定论的差异性，从“强决定论”来看，地理环境决定了民族和社会的文化形态，而弱决定论则认为地理环境只是影响或者干扰了民族和社会文化形态。但不论哪种地理环境决定论，都承认地理环境因素和人类社会文化结构之间存在密切关联。

（二）空间的社会文化转向论

20世纪20年代以后，决定论已非地理学的唯一基础，卡尔·索尔（Carl Ortwin Sauer）的文化景观论和美国的地理调节论冲击着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核心思想，而地理环境虚无论、地理环境不变论以及文化决定论更毁坏了自然决定论的根基。从此，在地理学中自然环境决定论逐渐没落，文化的概念逐渐兴起。与此同时，人类学理论也发生着从地理因素向文化因素的转变。拉采尔的学生弗罗贝尼乌斯（Leo Frobennius）首次具体定义了“文化圈”的概念，试图阐释某一区域内部的历史文化地理关系。哥雷布内尔（Fritz Graebner）进一步开展了对文化圈——地理空间中文化要素的独特复合形态的研究。其目的是通过细致的分析，确认文化要素之间的关联，从而阐释历史地理关系（冯雷，2008）。从这些特征可以看出，20世纪的人类学研究已经从过去那种粗糙的地理区域视角转向社会和文化的空间建构视角，这为丰富地点的内涵提供了基础。

四 空间的社会解构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已经形成了综合性的理论框架，主要特征是社会问题和空间结构的集合性研究（Rediscovering Geography Committee, 1997）。著名人文地理学者劳维教授与沃姆斯利教授编著的《综合人文地理学论》一书就阐释了基于人文地理视角对空间和社会空间结构耦合过程的分析。同时，在盖茨等学者所编著的人文地理学著作中，也对城市社会、文化与区域问题做出了解构性的分析研究。1999年出版的《人文地理学核心论文集》（Human Geography: An Essential Anthology）也从多维视角评价了现代城市空间社会论的理论基础。总结这些学者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地理学的历史与现状已成为历史性的唯物宣言，由于地理学与历史学及社会学密不可分，空间社会论已经将敏感性的地理要素和社会结构理论整合起来，集中诠释多变物质空间领域中竞争与合作的社会复杂结构特征。因此，现代地理学将空间和社会进行了更加科学合理的耦合尝试。

2．地理学的空间研究更倾向于“有人”的视野，“无人”的空间地理学则经由物质（经济）地理学（非社会性）到空间（抽象定量）分析的地理学（本质是没有考虑人的社会行为结构特征），再到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结构主义地理学（将社会行为结构理论融贯到物质空间主义的分析领域），建立空间—社会融合的结构网络体系（Ley, 1999）。

3．传统地理学的空间观点从早期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转向“物质空间结构论”再到“空间融合社会、物质与精神性要素”，空间社会论已成为“新”区域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而且在空间研究特征上也呈现三种哲学流派：一是人类生态学者用“文化感知”的“地点感”（the sense of place）或者“地点精神”（genius loci）来解构和认知区域地理学；二是把整个区域空间当作社会行为结构发生的媒介，区域地理是空间和社会发生耦合的现实基础；三是从经济政治角度出发，把区域看成经济社会演变的产物（Johnston, 1995）。因此，新区域地理学在研究区域及空间问题上更强调空间的社会、经济、形态等“多元”的目标价值诉求。

五 空间的人文主义

（一）人文主义地理学的概念和基本内涵

人文主义理念是一种重要的哲学社会思潮。强调以人作为主体世界，尊重人的特性和身份，把人的生命和心理、思想和观点、信仰和态度等作为思考的基本切入点。段义孚以著名的哲学家伊拉斯姆斯（Desiderius Erasmus, 1466～1536）和动物学家朱莉安·赫胥黎（Julian Huxlley, 1887～1975）为例，指出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与现代科学家之间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渴望扩展人类的个体概念。文艺复兴学者借助古典研究和希腊理想来反对狭隘的宗教神学，而到20世纪，像赫胥黎这样的科学人文主义者也认为需要摆脱宗教式的教条束缚（蔡运龙、Bill Wyckoff, 2011）。著名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先生认为，反映人文主义核心思想的学科主要是文化学、历史学和哲学，人文主义能够促进人的自我意识逐渐明了，是带有人文精神内涵和洞察力的哲学社会思潮（王兴中、刘永刚，2007）。段义孚认为，人文主义并不是要排斥科学，而是寻求多种价值路径来探寻人类生存的本质。因此，以人文主义为核心价值理念的人文地理学是一种强调“人”的地理学，关联人的价值、情感及人文行为活动表现，以“人类主体”及“在世存有”为空间研究的核心，强调空间、地点和事物的社会架构。人文地理学者王兴中认为，人文主义地理学不是游离于科学之外，而是通过揭示这些事实而对科学有所贡献；在强调人类创造他们的历史故事方面，它不同于历史地理学。人文主义地理学家应该具有系统思想和哲学训练。人的经历、意识和知识是人文主义地理学所讨论的主题（黄颂杰，2002）。

（二）人文主义地理学发展史

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历史较为悠久，可以追溯到1947年。当年著名的景观地理学学者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引入“geography”一词，提出“地理知识”（study of geographical knowledge）的概念，认为对人类主观的理念和价值情感研究可以为其他空间研究提供必不可少的准则和知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地理知识对生物生存是必需的，它是动物本能，各种动物都有与之相适应的地理敏感性。这种认知并不仅仅是地理学家的专长，几乎任何一种人类从事的活动都能被任意倾向的地理认知所建构。也就是说世界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同一事物在不同人看来是不同的。因此，从现象角度而言，人文主义的地理知识更强调地球表面乃至空间的独特性和异质性。地理学者们在长期的地理空间建构研究中也已经意识到了“主观”研究的必要性，但是赖特的这些灵感思想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洛温撒尔的“重新论”及“geosophy”开始针对“外界世界”和“人脑画面”做了阐述，认为个人的经验是非常有限的，空间的地理知识，诸如距离、方位、景观等基本要素，需要经过人的社会经验、文化和媒体等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才能被观察出来，这种外部的客观世界和观察者对其理解的程度如何需要借助人文地理学家进行审视和检验。另外，英国地理学家柯克也主张采用人文主义方式对地理事物进行理解，他认为地理空间不是简单的一个“空间”或者“景观”，而是人类的活动经验、内聚力和客观物质形态综合形成的整体。一旦这个价值意义被建构，就会传承下去。而且柯克还将“地理空间”划分为现象空间和行为空间两大部分，前者是地球表面的客观物质形态实体，后者则被人类感知、觉察，并加以行为的干扰。这些看似较为分散的解释均可看作地理学家的探讨和摸索，它们间接或直接地为人文主义思潮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快速发展是地理学与人文主义思想相结合的结果，并不断完善。拉尔夫（Relph）、段义孚、莫塞尔（D. C. Mercer）和鲍威尔（J. M. Powell）等将胡塞尔的现象学哲学引入地理学研究中，从而有效避免了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弊端，将现象学作为一种重要的方法论。1976年，段义孚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会刊》（Annu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上发表的论文中，首次使用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观点（于涛方、顾朝林，2000）。因此，可以看出人文主义不仅要成为一种批判性的哲学思潮，更主张以人类“在世存有”的经验、感知、情感和价值等非客观因素来研究地理空间和景观，即空间的社会人文主义建构思想（Smith, 2003）。

（三）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哲学基础

人文主义是一种哲学社会思潮和方法论，现象学是人文主义的灵魂和根本，通常被人文主义地理学者所采用。相对于实证主义，现象学的空间表现更关注人在空间中的主观能动性，现象学承认多元的现象世界和丰富的行为文化内涵，世界不是单一存在的客观世界，也不是统一的“假想—检验”所建构的模式，更关注描述性的“本质还原”的研究方法，从而获得空间发展的本质规律。地理学家西蒙（Seamon）认为，现象学可能会从历史、文化和人的本性角度去理解现实物质空间的本质问题，这是一种描述性的科学。现象学就是要研究人的主观情境，非常注意通过“移情”（empathy）的方式来阐释现实客观的物质具象。建筑现象学家诺伯格·舒尔兹（Norberg Schuls）称这种描述本质问题特征的方法为“地点芭蕾”。拉尔夫则进一步针对现象学进行更多的阐释，他认为现象学的本质在于“彰显一个存在或者现象的本质和观念”。正如段义孚所认为的，地理是“人类的镜子”，揭示了人类生存及其斗争的本质，通过对景观的研究，就能了解某一社会环境下由各个因素相互作用而塑造的本质，就如同通过艺术和文学来揭示人类的生活一样（王兴中，2009）。

存在主义认为，人的真正存在往往只能阐释和说明，并不能通过客观的接触途径达到。因此，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之间的差异性是较为细微的，存在主义反对理想主义，并认为现象学中包含理想主义的东西。存在主义关注人及其生活的环境，以及人的个体差异和选择的自由性。在存在主义学者眼中，一个人身份的自我肯定和确立都与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个人所创造、所经历、所感知到的“地点”通常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在世存有”的存在感，各种地球表面的人文景观就是一个个被创建的“传记作者”，对地点的区位关系和关联程度都在生活空间的结构网络体系中不断被记录着，一些独特地方（抑或空间、场所）的景观特质往往是和创建者的“个性特质”相关联的。人文地理学者恩特里金（Entrinkin，1991）认为，在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知识体系当中，存在主义现象学是研究的基本方法哲学，依据存在主义现象学可以解构城市社会空间的本质。

（四）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内容

人地关系问题一直是地理学、城乡规划学、建筑学、区域经济学等领域研究的核心主题和基本主旨，人文主义地理学也不例外，其核心是研究“人（社会）”与“地（自然、空间、环境）”之间的关系，人文主义地理学是以存在主义、现象学、行为学等多元哲学思想为基础，以“人”为核心特征的在地研究，是对地理空间通过人文主义手法进行解释和说明的研究。因此，地点和空间成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的核心。

1．空间

空间是地理学研究的基本单元，代表着一个结构网络，包含客观物质空间的形态结构，也有社会空间结构网络和主观意识形态的内涵。从区域范围来看，空间是一个具有共同价值和意义的范围区域，诸如行政单元空间、国土空间、社区空间、建筑空间等。因此，空间不是简单抽象的物质形态空间，而是一个在目标基础和人类意识价值上被重构后的空间，是人与地点（抑或人与场所、人与环境）之间相互联系的具体经验性的空间，通过人的感知、经验、意志和空间的具体建设或营造等多种途径所建构成的“地点”空间。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基本价值诉求就是要对客观的物质形态空间进行情感和价值的关联，与传统实证主义几何空间不同的是，人文主义空间是用一个具有意义和价值中心的地点来进行度量的。

2．地点

恩特里金（1977）认为，地点就是一个经验的空间，或者就是一个经验后的空间，空间具有情感和价值。人文主义地理学更强调对地点基础上的“地点感”（sense of place）的塑造与生产研究，进而探索地点的现实意义和情感认知价值，认为地点和地点中的人是密不可分的，地点就是一个“充满意义和价值的仓库”，孕育着地方上人的灵魂和感受。相反，在传统的实证主义地理学中，地点则是由抽象的几何物质形态空间所构成的。

六 空间的经济转向

20世纪80年代，伴随空间的社会文化转向，激进主义地理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道对传统实证主义地理学及区域经济学进行了进一步的批判，并达成了共识，认为全球经济的真实规模、国家的意识形态规划和地方的经验规模是联系在一起的，区域经济的研究更应关注地方的经验。因此，地方经验规模层面的空间结构和资本重组研究便成为20世纪80年代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英国著名经济地理学家马西（Massey, 1994）认为，传统区位理论以及坚持地理学“解释”传统的“可能论学派”都无法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地理变化做出合理的解释，应该集中关注资本主义空间经济转变的一般规律，尤其应针对地点独特性进行研究。在欧美经济地理学的“激进转向”或“马克思主义转向”过程中，区域地理学者哈特向所强调的“区域（地点）的独特性”重新成为研究的焦点，经济地理学领域亦开始对人们日常生活的空间（地域综合体）进行系统的研究。库克（Cooke, 1998）认为，地域综合体不是简单的地方或社区，而是各种社会文化力量的总和，是个人和集体日常生活的中心。奥格纽（Agnew）等也强调地点观点在社会科学认知中的地位，并指出采用地点观点可以系统分析日常生活空间中的社会阶层差异性问题，可以使人关注地点作为一种空间情境化分析工具的独特之处，可以使人们意识到空间中的行为既是一种目的行为，也是社会结构化的产物，亦能够使人们认识到文化不仅仅对经济具有决定因素，而且反映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的经济规则中（苗长虹、魏也华、吕拉昌，2011）。

上述关于区域独特性的研究昭示着经济地理学对地点及地域综合体作用的研究，把区域看成鉴别个体或地点感的中心。可见，新区域经济地理学更强调区域经济与区域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关联，更强调对区域独特性和地点特质的认识，进而推动地理学成为对社会更有用途的一门科学。20世纪80年代，地点理论的研究复兴成为新区域主义研究的新范式。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对8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理论发展和研究视角的转变进行概括、总结和反思，一系列研究转向和不同流派的“新经济地理学”被提出并激烈争论，制度转向、文化转向、关系转向、尺度转向、地理转向、演化转向等说法不断涌现（苗长虹，2004）。进入21世纪，全球化和区域化已经成为空间发展的基本特质，西方新经济地理学中的“新区域主义”理论范式及其相关的一些转向虽然还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但是席卷国际社会科学领域的“新区域主义”运动，以其对地点、区域和全球的独特认识，以及对地方的空间管治与规划等而受到普遍关注（Passi, 2002; Brenner, 2013）。经过区域批判和空间解构的洗礼，在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哲学思潮的进一步影响下，在空间诸学科与社会诸学科的交融中，地点理论的建构必定是多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