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主要结论、政策性含义与政策建议
(一)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具有规模报酬递增和垄断竞争特征的经济模型,来说明生产者服务部门规模扩张及其与不同经济部门的异质性产业关联模式怎样促进服务业发展和内部结构变迁,得出的基本结论是服务业因果累积良性循环机制的实现驱动了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变迁,生产者服务的规模扩张对服务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因果累积良性循环作用。
模型的结论对服务业结构变迁实现的经济学含义是:不仅先进制造业、现代农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与生产者服务业之间存在交互循环作用的外部产业关联,而且这种交互循环作用更加体现在生产者服务和消费性服务等私人生产部门的内部产业关联之中。基于生产者服务作为中间投入的产业关联是服务业结构变迁因果累积良性循环机制实现的重要前提条件,因此,推动服务业结构变迁因果累积良性循环机制的实现必须加大对生产者服务的大量引致性需求,特别是私人生产部门对生产者服务业的引致性需求。
(二)政策性含义
我们模型基本结论的政策性含义是不言而喻的。从产业关联机制分析的角度而言,构成现代服务业发展战略的重要方面就是要创造生产者服务业引致性需求条件,扩大生产者服务部门规模。一方面要依靠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消费者服务业对生产者服务业的中间投入需求,但要适度约束政府公共部门对生产者服务的铺张浪费式的使用;另一方面则要依靠政府部门对发展生产者服务业的相关政策措施支持,特别是通过放松管制等措施促进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自由竞争市场环境的形成。已有研究表明生产者服务业企业过高的税收负担和不合理的税赋体制(李江凡、曾国军,2003)以及政府过低的财政转移支付(江静、刘志彪,2009)与企业过低的人力资本回报(曾世宏、郑江淮,2009)等都是制约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因素,改革服务型企业的税制,减轻服务业企业的税收负担,加大政府对服务业创新的转移支付力度,合理提高服务就业人员的人力资本报酬,这些都是促进服务业发展因果累积良性循环机制实现的政策支持。
(三)具体政策建议
1.加强制度建设,营造有利于生产者服务发展的自由竞争制度
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好的物质环境,例如信息基础设施、交通设施、商务楼宇,更需要高质量的自由竞争的制度环境,例如法律环境、人才环境和政策环境。好的自由竞争制度环境,是生产者服务业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营造适宜的自由竞争制度环境对发展生产者服务业至关重要,首要的是消除体制性障碍,引入和规范市场竞争机制。既要逐渐解除如公路运输、铁路运输和邮政电信等产业上的价格管制,也要进一步放松各类生产者服务业的审批资格管制,还要建立健全促进中国生产者服务发展的法规体系、行业规范和行业标准,创造高效有序的生产者服务市场自由竞争制度环境。
在工业化中后期,随着分工深化和服务外包化趋势,从制造领域独立出来的设计策划、技术研发、物流等生产者服务业,对制造业升级的支撑作用逐渐显现。因此,在工业化后期,先进制造业与生产者服务业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密,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会带动生产者服务业的发展与服务业的结构升级。
2.采取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有条件的制造业把生产者服务环节剥离,外包给专业化的生产者服务企业,或者成立生产者服务企业分公司
制造业是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和源泉,生产者服务业必须围绕制造业的发展而发展。在发展生产者服务业时,要逐渐实现服务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不能脱离制造业单纯发展生产者服务业。应推进制造企业内涵服务环节市场化和专业化,促进制造业产业链的良性衍生,从而促成生产者服务功能群的形成,实现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群对群”的最佳互动模式。
同时推进企业自主创新,广泛应用先进技术,加快电子化、自动化和信息化水平,为制造业和生产者服务业实现良性互动发展提供技术基础。政府应依托现有产业基础,瞄准未来产业发展方向,提高优势产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制造业企业向服务业延伸,发展生产者服务业。应加大对制造业前期的研发、设计,中期的管理、融资和后期的物流、销售等服务的投入,促进汽车制造、船舶制造、重装机械、电子通信设备等产业与信息、金融、保险、物流等现代生产者服务业的融合。
3.建立产业融合示范园,鼓励高科技生产者服务企业,特别是信息技术服务企业与制造企业进行合作,提升制造业的信息化水平和制造产品的个性化和智能化水平
要根据生产者服务嵌入制造业价值链的不同方式制定不同的服务业产业发展政策。企业基本活动外包通过发挥规模经济提高运营效率,支持性活动的外包通过提高专业化水平,获得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它们分别以关系性和结构性两种方式嵌入到制造业价值链中,形成了不同的网络关系,需要根据其经济特征和嵌入关系类型制定不同的政策,形成生产者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协同演进,实现产业升级(刘明宇、芮明杰和姚凯,2010)。
加强产业发展之间的关联程度,构建生产者服务业同制造业与其他新兴产业的良性互动机制,通过“主辅业务分离”,加速企业内置服务市场化、社会化、专业化、信息化,降低运营成本;引导和推动创新型生产者服务企业通过管理创新和业务流程再造,逐步将发展重点集中于技术研发、市场拓展和品牌运作,将一些非核心的生产性环节整合成为社会化的专业生产,以核心竞争优势为生产企业提供配套的生产者服务(尹德先,2009)。
4.促进高级服务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合理供给
在知识密集型生产者服务创新过程中,往往蕴涵着特殊领域的技术知识,IT咨询、工程咨询、管理咨询等都聚集了大量的技术知识,而这种知识属于“默会知识”,难以显性化,只有通过“干中学”才能获得,因此,必须打破中国目前存在的“二元就业”体制,促进知识技术型生产者服务人才自由合理流动,推动全社会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创新。
知识密集型服务企业的固定资产一般较少,没有固定资产抵押,这些企业很难获得银行贷款,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企业创业风险投资机制,鼓励融资担保机构为发展前景广阔的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提供信贷担保,支持优势企业通过股票上市、发行债券、增资扩股等多种途径募集社会资金;政府还应该加强对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业创新所需要的通信网络、共享数据库、应用软件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技术平台的建设与开发,这样不仅有利于构建一个促进知识流动和扩散的环境,而且区域经济圈信息化共享程度的提高将大大降低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的成本(杨文红、闫敏,2010)。
改进劳动力市场传统的管理模式,增加就业的灵活性,消除户籍和编制对生产者服务业高端人才的就业限制。Bosker等(2010)运用一个新经济地理模型考察了户籍制度对中国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影响,发现户籍限制放松将会增加中国劳动力流动与市场进入,这不仅有利于东南沿海城市继续保持经济中心地位,也会更加有利于增强中国内陆城市经济活动的集聚性。因此,要促进高端生产者服务人才的跨区域流动,必须彻底地打破户籍制度以及户籍制度所附加的各种社会福利的歧视。
参考文献
[1] 李江帆、曾国军:《中国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升级趋势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03年第3期。
[2] 刘明宇、芮明杰、姚凯:《生产性服务价值链嵌入与制造业升级的协同演进关系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8期。
[3] 江静、刘志彪:《政府公共职能缺失视角下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探析》,《经济学家》2009年第9期。
[4] 杨文红、闫敏:《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的影响因素及其政策选择》,《商业时代》2010年第13期。
[5] 尹德先:《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问题对策研究》,《生产力研究》2009年第21期。
[6] 曾世宏、向国成:《中国服务业结构变迁是否合理——基于产业关联视角的实证分析》,《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
[7] 曾世宏、郑江淮:《低人力资本回报能否驱动产业结构演化升级——兼论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的影响》,《财经科学》2009年第6期。
[8] Barngrover C., The Service Industr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 Not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1963,22 (2):331-334.
[9] Bell D.,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Venture in Social Forecat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1973.
[10] Bosker M., S. Brakman H. Garretsen M. Schramm., Relaxing Hukou-Increased Labor Mobility and China's Economic Geography, CESifo Working Paper No. 3271, 2010.
[11] D'Agostino A, Serafini R, Warmedinger M W., Sectoral Explanation of Employment in Europe: the Role of Service, UCB working paper series, No.625, 2006, Kaiserstrasse:European Central Bank.
[12] Echevarria C., Changes in Sectoral Composition Associated with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997 (38):431-452.
[13] Falvey R. E., Gemmel, N., Are Services Income-elastic? Some New Evidence.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1996, 42 (3): 257-269.
[14] Fernandes A. M.,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the Service Sector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Economics of Transition,2009,17 (3): 1134-1156.
[15] Francois J. F., Producer Services, Scale,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ur, Oxford Economic Papers,1990, 42 (4): 715-729.
[16] Franke R., Kalmbach P., Structural Change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and Its Impact on Business-related Services: An Input-output Study for Germany,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2005 (16): 467-488.
[17] Fusfeld D R., Population Growth and Employment in Service Industries,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1968,35 (2): 173-77.
[18] Genco P., Services in a Changing Economic Environment, The Service Industries Journal, 1997, 17 (4): 529-543.
[19] Greenhalgh C., Gregory M., Structural Chang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Service Economy,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01,63 (2): 629-646.
[20] Gohmann S F, Hobbs B K, McCrickard M., Economic Freedom and Service Industry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8 (9): 99-114.
[21] Katouzian M. A.,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 Sector: A New Approach, Oxford Economic Papers,1970,22 (3): 362-382.
[22] Pilat D, Wölfl A., Measur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STI Working Paper 2005/5, Paris: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23] Se-hark, Park, Intersector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ASEAN Economic Bulletin,1994,10 (3): 456-467.
[24] Weintraub D, Magdoff H., The Service Industries in Relation to Employment Trends, Econometrica,1940,8 (4): 289-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