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服务业发展与内部结构变迁：文献述评

国外经济学家通过大量西方国家产业结构变迁的实证研究发现，服务业的兴起一方面主要表现为整个国民经济的产出结构和就业结构日益向现代服务业转移；另一方面表现为服务业不仅仅作为传统的最终消费品，更重要的是内涵密集知识和技术的现代服务业逐渐成为制造业和其他行业的中间投入品，而且这种中间投入品贸易日益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所以，现代经济越来越表现为现代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服务经济。

Barngrover（1963）认为出于许多重要的原因需要重新认识服务产业，其中首要原因就是服务产业中吸纳了55%以上的劳动力就业，带来了50%以上的国民总产出，将近40%的消费都集中在服务产业。Katouzian（1970）认为经历了工业化的初始阶段以后，不管是工业化国家还是欠工业化国家，服务部门都发展迅速，总产值和就业份额明显扩张或者部分地明显扩张。这就与所谓的费雪-克拉克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不相符。后者认为，随着工业化的发生，第一产业（农业）部门的总产值和就业份额会渐渐减少，而第二产业（工业）部门的总产值和就业份额会渐渐增加。

Bell（1973）引入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他运用这个术语描述了经济发展阶段的最终形态演变，从前工业社会开始，经历工业社会，再到后工业社会，说明农业、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的连续增长。虽然现在人们偏好于用服务经济来替代后工业社会这个术语，但里面所体现的本质含义是一致的，即经济活动主要从第一、第二产业向服务业转移，服务业的就业总量和价值增值在总就业和GDP中的比重日益上升。

Echevarria（1997）认为部门构成能够解释国家之间人均收入增长的22%的变化；穷国的增长率最低，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率最高；农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在穷国更高，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份额在富国更高；服务业的相对价格在富国更高，在穷国更低；在所有国家和所有时间，农业劳动力的比重随GDP增加而下降；服务业的劳动力比重在富裕国家一直在增加。

Fuentes（1999）考察了西班牙经济1958～1989年服务部门的就业结构和增长，并与另外一些欧洲国家进行了对比。与传统的阶段理论认为服务部门增长由最终需求模式决定的观点相反，该研究认为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市场服务的就业增长主要是由于对服务的中间需求增加。因此，一个国家发展竞争性服务经济的能力主要取决于其制造部门的结构，因为一些制造产业是生产者服务的密集使用者。此外，生产者服务作为中间投入品，服务业本身的生产也在密集地使用它们，而信息技术的使用对生产者服务的贸易绩效具有重要影响。

早期的很多学者都认为服务业内部产业结构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人均国民收入的变化，因为服务业的需求收入弹性较大，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高端服务产品的需求会增加。Weintraub和Magdoff（1940）较早就认为国内个人服务对劳动的需求直接取决于最终消费者可获得的收入水平、收入分配的方式、社会消费模式的改变以及服务商业化程度的改变等因素。但是也有学者对这些命题提出了质疑。Falvey和Gemmel（1996）认为虽然服务具有需求收入弹性的假设在早期的实证研究中能够找到证据支持，但随着方法的改进和数据的优化，这种假设在近期实证研究中没有得到印证，就整体而言，服务业并没有表现出需求的收入弹性，且不同服务产业部门的需求收入弹性变化很大。

产生这些分歧的关键点在于统计的对象和数据采用上的差别。如果把服务业当作最终消费品作为研究对象，那么服务业的需求显著地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和需求收入弹性相关，但是如果把包括其作为中间产品和服务贸易产品的服务业最终需求作为研究对象，那么服务业的需求并不一定与人均国民收入和需求收入弹性显著正相关，因为服务业作为中间产品的需求和作为贸易产品的需求还与其产业关联度和服务贸易自由度相关。

Se-hark（1994）实证检验了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共生性联系的本质和演化过程，他认为虽然服务业催生了大量的就业，但是服务部门这种催生就业的能力还实质性地受制于与服务部门相联系的制造业各部门，在作为制造业中间投入的服务中，生产者服务的平行发展内在要求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和竞争力提高。

Genco（1997）考察了服务业对制造业联系的间接和直接作用。他认为，在满足制造业对高质量服务需求的过程中，服务业发展环境的改变起了重要作用，制造业服务活动的外部化使大制造企业和中小制造企业对服务业的需求不同，大企业需要高级化服务，而中小企业需要标准化的服务。

Greenhalgh和Gregory（2001）认为服务部门作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它主要不是通过对它的最终需求，而是通过产业内部联系发挥广泛的作用。这种产业关联不仅仅来自服务业和制造业之间的外部联系，而且来自一般服务和商务服务内部非常广泛的联系，来源于电子部门的信息通信技术广泛运用于现代服务部门，增加了整个经济特别是服务业各个部门的专业化水平，导致了整个服务产业内部结构的变迁，并成为整个经济结构演化的主要形式。

Franke和Kalmbach（2005）运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考察了德国制造业的发展对与其关联的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德国制造业的发展带动了服务业内部两个重要的部门，即生产者服务和商务服务的产出与就业比重的增加，带动了服务业内部产业结构的变化。

Pilat和Wölfl（2005）认为服务业通过总产出和最终需求对生产做出了直接贡献，还通过它们与其他产业的关联对生产做出了间接贡献，然而与作为制造业中间投入相比，服务业更加依赖与其自身内部产业的联系，这主要是因为提供服务的投入更多地来自服务部门自身。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从事与生产者服务相关的工作，这个比例在有些国家高达50%左右，这就要求更多的生活性服务和公共性服务与之配套。

D'Agostino等（2006）认为造成欧盟与美国之间服务就业结构差距的主要原因是欧盟阻止充分吸收劳动就业能力的市场进入管制壁垒。Gohmann等（2008）则从企业家市场进入壁垒的角度研究了经济自由与服务产业结构变化的关系，他发现在一些商务与个人服务产业中，经济自由度的增加会导致服务企业数和服务就业人数的增加，而在一些如医疗卫生、社会与法律服务中则会导致相反的结果。服务产业的市场进入壁垒因服务行业性质不同而有所不同。一般而言，生活消费类的服务业市场进入壁垒较低，而生产者服务业的市场进入壁垒较高，公共服务业的市场进入壁垒最高。服务业的市场进入壁垒相对于资本壁垒、技术壁垒和民俗文化壁垒而言，更多地体现为市场结构的政府管制壁垒。

通过对文献进行回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支持本文理论模型的基本理论假说。第一，服务业结构变化主要是由服务业产业关联所致，而不是服务业生产率变化的结果。鲍默尔提出了服务产业发展的“成本病假说”，这种假说是建立在服务业比制造业生产率低的基础之上的，整个推导过程都是把服务业当作最终需求品来对待。后来的学者依据鲍默尔“成本病”理论去解释为什么服务业的就业份额比制造业高，主要原因是服务业的生产率比制造业的低，高的生产率水平只需要较少的就业就能够获得较高的产出份额，而低的生产率水平需要较高的就业才能获得高的产出份额。

虽然这种推理有一定的合理之处，但是这种推理赖以存在的基础并不一定成立，也就是说，服务产业的生产率水平并不一定比制造业低。现代服务产业是由科技和知识密集的技能性劳动提供，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有很大程度的提高，所以，单用劳动生产率水平的高低并不能很好地说明服务产业就业和产出份额的增加或减少，即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水平并不是造成服务产业结构变化的唯一原因，更多的是服务业发展的一种结果。在知识经济为主的时代，服务产业中就业和产出结构的变化更多是由服务产业的关联性引起的，由服务产业的关联性引致服务产业的需求，进而通过要素流动影响服务供给，实现服务业内部产业结构的变化。

第二，服务业产业关联度提高引致了服务业的最终需求增加、专业化生产能力提高和内部结构优化。高技能型服务需求为何增加、这种增加如何影响服务部门内部结构的变化，其中的内在机制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技术的进步和技能的专业化，人们对高技能的服务需求不能通过家庭生产来提供，而只能通过市场购买来满足，这就为具有技能和成本优势的专业化、高技能服务生产商提供专业化的服务准备了市场需求的外部空间条件，从而导致服务产业内部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即传统服务业的生产要素报酬不断降低从而退出既有的产业部门，现代服务业的生产要素报酬不断提高，从而进入此类服务产业部门的生产要素增加，而介于两者之间的服务业则更多地采用先进的技术水平被改造成现代服务业。

把服务产业就业份额的增加主要归结为人口的增加（Fusfeld, 1968）更加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服务产业就业份额的增加首先是由产业关联产生的对服务需求的增加。不管是人均国民收入增加，还是人口增加，或者是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都只能成为服务产业就业份额增加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或者充要条件。也就是说，由服务产业关联导致的服务需求增加是服务产业就业增加的前提和充分条件。一个产业就业份额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该产业具有优化的产业结构，还要考虑其就业、投资等要素对产业生产率增长的边际贡献（弹性），如果边际贡献为零甚至为负，则可以认为该产业进入不足或者已经进入过度。

第三，服务业产业结构优化的实质是产业关联引致下的要素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服务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也就是要实现一种服务业的非平衡增长，其实现机制是要素自由流动和要素再配置。跨部门劳动流动是要素流动的一种重要形式，要素在部门内流动是由部门之间的相互关联引起的，而要素流动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途径。那些产业关联度高、关联需求大的服务产业部门要优先成长，即确定为主导服务产业部门，通过对它们进行补贴和扶持，促进优质的劳动和资本要素向这些部门流动，实现要素的合理组合和配置，从而实现服务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