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蒙古国立民族历史博物馆

国立民族历史博物馆，实际上就是蒙古的国家博物馆。

本来参观国立民族历史博物馆，是考察队在乌兰巴托唯一一项考察活动，应该在午饭之后马上进行，但恰逢蒙古国庆日，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各国政要来参观博物馆。政要前来时要清场，这一点与我过去工作的博物馆相同。发达国家较为通行的做法，则是选择在开馆之前或闭馆之后参观，尽量减少对普通观众的干扰。据说，前来参观的要员有三批，俄国、德国、波兰的国家副总统、副总理。

刚回到宾馆房间，罗新发来短信，让十五分钟后赶到国立民族历史博物馆。我马上叫上刚刚回来的党宝海一同前往。

博物馆坐落在大呼拉尔旁不远处。不一会儿，18点30分，我与宝海气喘吁吁地赶到博物馆，来不及打量博物馆的外观，在敖其尔引导下，进入了一楼展厅。

陈列是按照年代顺序摆放的，最前面的是一些体量不大的石器，主要是细石器，这部分粗粗看过，印象中没什么重要东西。青铜器，我们熟悉的所谓北方系青铜器，是陈列的重点，占据了好几个展柜。青铜的马具、兵器和动物纹饰件，大体上代表了它们的特点。不过，让人有点失望。原本想在蒙古高原腹地或许能看到年代较为早的这类东西，没想到绝大部分都是公元前7—前3世纪，相当于我国春秋末至战国末。这个时期正是游牧民族迅速壮大的年代，他们在骑马术等方面有很大的进步，马背上的生存能力空前提高。政治上组织成为非常严密的结盟团体，匈奴可能借机掌握整个上层，统一漠北。在文化上表现出和中国北方一样的风格，如果隐去出土地点，拿给北方青铜器的研究者，相信他们很难分辨出这样的文物来自蒙古高原腹地。

让我感兴趣的是一顶青铜头盔，武士戴着沉重的帽子去战斗，类似式样的头盔在北方地区延续了很多年。那种小口、鼓腹、肩部有一周波纹的灰陶罐，远远望去与北方地区汉代陶罐没什么两样，走近一看，果真是公元1—3世纪的遗物。说来奇怪，搞考古二十多年，不管在中国的东西南北，见到最多的东西就是汉代的。如果说汉代疆域辽阔，留下的遗物众多，那么唐代的范围并不在汉朝之下，遗物分布范围却远远不及汉朝，多少有点让人费解，看到蒙古的这些汉式陶罐，疑惑越发加强了。

我在自然博物馆买了一本考古报告，封面上有一个青铜壶，和国立民族历史博物馆里的一件青铜壶，长得一模一样，很可能就是同一件东西。壶有二级的盘形足座，长长的流嘴翘起，有一执柄，柄部有垫指用的椭圆形片，圆形盖与柄之间有一铜环连接，壶腹的两侧有两个兽头铺首。造型优美，制作精良，使人很难相信这是一件匈奴时代的遗物，找机会一定要搞清楚。如我们遇到，那可不一定会确定在公元前3世纪左右。

接下来突厥帝国时期文物成了重点。我注意到两件两方一圆的三通器，很可能是突厥人用来搭建帐篷的一个构件，三面都可以穿木椽之类，过去没见到过。山西赵聊墓中有类似的三通器，不过，那件年代太早，看来以后应关注这类与游牧民族帐篷搭建有关的文物。

一个长条形的木条，正反两面，满布着被灼焦的小坑，小坑一个连一个。它是用来钻木取火的，具体用法是一人用弓弦之类的木棍，在它上面用力高速旋转，钻到冒烟时，会溅出火星，边上利用木屑燃烧，引烧茅草之类，取火便成功了。看来突厥人仍然利用着这种古老的取火术，不过真正要取到火，要求非常高，取火者一定要技术十分熟练，否则休想成功。

所谓的“毗伽可汗宝藏”是博物馆展陈的重头戏。2000年前后，土耳其与蒙古国联合考古队对突厥时期毗伽可汗墓地进行考古发掘，发掘工作持续了四年，出土1800多件金银器。2002年经《科学》杂志报道后，成为当年轰动世界的考古大发现。陈列的文物当然是这批宝藏中的主要东西，有金质的王冠，鎏金的银瓶和银白色的银杯、银瓶等，银盘的数量也不少。当然，数以千计的金银饰品和带扣之类的大宗物品，只选了其中一些作为展品。这些金、银器质地都很薄，当然除使用贵金属外，器物本身无论如何都称不上是做工精细。东西应该出自突厥工匠或粟特工匠之手，并非精心之作，大概是作为陪葬冥器的缘故。展览实况与考察队中的许多队员所渴望的“毗伽可汗宝藏”，显然有一定的距离，失望之情不但表现在脸上，一些人竟现场讨论起来。无论如何，能看见这样一大批突厥时期的贵金属工艺品实物，在我看来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更何况，其中不乏精品，如一件圆雕的鎏金银鹿，足以让人眼前一亮。

墙上展板上几张发掘现场的照片，让我们看到了当年发掘时的情景。

除去石人头像外，展厅中还矗立着毗伽可汗碑，高大的石碑似乎是按原大复制的。复制品不只有毗伽可汗碑，有两组刻在石头上的人物，也被复制，是突厥时期典型的人物形象，恐怕原件仍在遥远的田野。

二楼的展厅展品，基本上是蒙古时期的遗物。瓷器有来自中原地区的磁州窑系的白瓷、龙泉窑的青瓷和钧瓷等，还有两件孔雀蓝的瓷盘，显然来自遥远的波斯地区。有四件沾满海藻的陶罐，则是日本人从所谓的蒙古沉船里打捞上来，送给蒙古。日本绘画题材中有专门表现蒙古人进攻日本时，遭遇神风的题材“蒙古来袭”。要不是那股莫名的神风，蒙古军队的铁蹄将会踏上日本列岛。

展板上的辅助展品，有几幅是直接采自波斯人表现蒙古题材的细密画，细密画的内容恰好可填补蒙古时期形象内容的不足。不过，中国绘画题材中，也有直接描绘蒙古王生活的，博物馆则未见采用，不会是有意回避中国的内容吧。

引起我兴趣的是一件复制品，蒙古贵由汗致英诺森四世（Innocent Ⅳ）教皇的一封信。伯希和名著《蒙古与教廷》中，专门研究了这封东西方人首次用文件形式试图沟通的信，过去读伯希和的论著只知道有这样一封著名的信件，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了复制品。葡萄牙人劳伦斯（Lawrence）、意大利人约翰·普兰诺·加宾尼（John of Plano Carpini），根据1245年复活节（4月16日）里昂主教会议所作出的决定，奉教皇之命出使蒙古。这位六十五岁高龄的使者，从法国里昂出发，用了两年半的时间抵达蒙古首都哈拉和林，并参加贵汗的登基大典。后来带着贵由汗的这封信，约翰·普兰诺·加宾尼于1247年11月开始回程向教皇复命，并详细地报告了这次出使情况，报告用拉丁文写成，流传至今。

蒙古人的铁蹄踏上欧洲大陆，给欧洲带来了无限的恐慌，尤其是在日耳曼、波兰联军惨遭失败以后。教皇希望和蒙古人媾和，并且还天真地希望能说服蒙古人皈依基督教。方济各会派出教士前往东方，收集这个令西方人生畏的民族的资讯，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带着这样的使命踏上前往东方的征程。他比著名的马可·波罗更早接触到蒙古人。

贵由汗在信中这样写道：

你们认为，只有你们西方人是基督教徒，并且蔑视他人。但是你们怎样知道天主究将加恩于谁人？我们崇拜天主，仰承天主之气力，从东到西，摧毁了整个大陆。若不是由于天主之气力，人们又能有何作为？倘若你们渴望和平，希望把你们之幸福托付给我们，你教皇应该立即亲率诸基督教显贵前来朝见，缔结和平，仅在此时我们才能知道，你们确实渴望与我们讲和。倘若你不从天主及我等之命令，不接受来此朝见之谕旨，届时我们将认为你们决意与我们为敌。彼时将如何，我们不知，天主知道啊。

贵由的这封信最初用蒙古文写成，译成拉丁文，最后译成波斯文加盖红色大印，由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带回。教皇看到这封最后通牒后的情形我们不得而知。

大约是我们看惯了宽大的公共设施楼梯的缘故，通往三楼的楼梯很窄，我们只好鱼贯而上。

展厅内主要是陈列蒙古人历史上的生产、生活用品及服饰等物品。有盛奶的皮囊、木桶，捣奶的木杵、木勺，装奶的布东壶更是各式各样，让人目不暇接。烫烙马印的铁印是我特别关注的对象。只是参观时间马上要结束，有人在催叫，我只能匆匆忙忙再看一眼展厅中央的蒙古包，边上有一幅介绍整个蒙古地区蒙古包形制的地图，来不及仔细看，赶快拍了几张照片，离去。

大家都集中在一楼门厅中，敖其尔见我过来，特地回办公室拿来三本考古报告相赠。粗翻一下，有一本是他们和韩国人合作调查的报告，用蒙、韩两种文字写成。

博物馆门前放置一口铁钟，铁钟铭文为藏、蒙、汉三种文字。粗略地看一下，由“山西丰镇府顺城卫广明炉吉日造”，时间在清光绪三十年（1904），边上有一周人名，执事人：刘秉光；金火匠人：苏东虎、白玉山、王德元、蔡玉鹏、福兴等。看样子铁钟是在山西造成，被送到蒙古的某个寺庙中。

大家在博物馆门前合影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