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棉纺织生产的广泛发展

在明代，伴随着棉花的广泛种植，棉纺织生产也在全国广大地区内普遍发展起来。明末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写道：“棉布，寸土皆有”, “织机，十室必有”。清初，山东一县志记述：“人可终身而无帛，不可一日而无布，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故以棉为衣物之首。”这正是明代棉纺织生产广泛发展的一个重要结果。担负着制作全国多数人口衣着原料的棉纺织生产，无疑是一项仅次于农业的最广泛、最重要的手工生产活动。

全面了解明代全国各省物产后发现，凡是种植棉花的地区，大部分都有棉布出产，有花无布或有布无花的地区都是很少的。关于明代各省出产棉布的府县见附录二。

依据附录，全国南北直隶和十二个布政司包括七十六个府均有棉布出产。这表明，棉纺织生产的分布范围与植棉的分布范围相距不远，但是，各地区内棉纺织生产发展水平与植棉发展水平并不完全一致。棉产丰富而棉纺织业也发达的地区是很小一部分，棉产并不丰富而棉纺织业却比较发达的也是极少数；大部分地区仍然处在或是棉产比较丰富但棉纺织业不发达，或是棉产既不丰富而棉纺织业也很微弱的状况中。

下面根据各省棉纺织业发达程度，依次做出分析：

（一）南直隶

南直隶产布地区仅及八府，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三角洲地带的松江、苏州以及邻近的常州和镇江等四府。此外，巢湖边的庐州府、长江北岸的如皋县、接近山东的丰县、南部山区的祁门县也都有出产。

松江和苏州地区，既是一个棉产十分丰富的区域，又是一个棉纺织业特别繁盛的区域。松江布，冠于全国，驰名中外，是明代国内市场上的一种重要商品，号称“衣被天下”。正德《松江府志》中写道：松江“百工众技与苏杭等”, “各乡所出，皆切于实用，如绫（即纻丝绫）布（即棉布）二物衣被天下，虽苏杭不及也”。《天工开物·乃服篇·衣布》也记载：“凡棉布，寸土皆有，而织造尚松江。”苏州府棉纺织生产发展深受松江先进技术影响。《嘉定县志》记载：“棉布始于松江乌泥泾”, “嘉定尽得其弹弓、纺车，踏机，掷梭之法”。苏州府境内，棉纺织生产十分普遍，正德《姑苏志》卷14《土产》记载，苏州府属七县均产棉布，以“嘉定，常熟为盛”。在嘉定县，“邑之民业，首籍棉布，纺织之勤，比户相属，家之租庸服食器用交际养生送死之费，胥从此出”。嘉定布，远销蓟、辽、山、陕，近售杭、歙、清、济，“其用至广，而利亦至饶”。常熟县产布，“用之邑者有限，而捆载舟输，行贾于齐鲁之境常什六”。常熟布“工有精粗”，工细者外销，“工粗而杂恶者亦售”。嘉定、常熟棉纺织生产的商品化程度可以想见。

在苏杭棉织业影响下，常、镇、扬诸府棉纺织业也相继发展起来。如镇江，其棉织业发展便是明代中期以后的事。成化二十二年，郡守移文吴松关，“请松人男妇精纺织者来润教民纺织”，到万历年间“土人有传其艺者，所织之布，亦颇纤细”。

苏松地区棉纺织生产之特别繁盛，还表现在它已经能够制作许多种具有不同特色的高级棉布，如三梭，斜纹，剪绒毯就是纺织技术十分精湛的几个品种。三梭布，“幅宽三尺余，紧细若”，据说明朝皇帝就是用它制作内衣。三梭是明朝政府所征布匹的重要品种，“两端织红纱，以防盗剪”，因此也称“红纱官布”。斜纹布，上海和嘉定等县都有出产，万历《嘉定县志》记载：“斜纹间织，如水浪胜子，精者每匹值至一两，匀细坚洁，望之如绒。”斜纹价值一两，显然大大超过三梭（万历四十八年规定三梭布一匹折价六钱一分），其质地细密可以想见。剪绒毯，“以木棉线为经，采色毛线结纬，而剪之，花样异巧，应手而出，能为广数丈者”。这种幅面宽达数丈的棉毛混合织品，为明代贵重物品。人们往往用它馈赠富贵人物作地毯。明李绍文《云间杂志》中有这样一条记载：“周文襄公（周忱）巡抚江南，巨珰王振当国，虑其异己也。时振作新第，公豫令人度其斋阁，使吾松作剪绒毯，遗之复地，不失尺寸。振极喜，称其才。公在江南，凡上利便事，振悉从中赞之。”这类棉布和棉织品，产量有限，又并非一般人用，但它反映了明代纺织技术的精湛程度。

（二）浙江

浙江领十一府，棉纺织业分布在八府境内已相当广泛。北部平原有丰富的棉产，棉纺织业亦以这里最为集中。嘉善、海盐、秀水、乌程、海宁、余姚以及宁波府各县，棉纺织业生产都达到了相当普遍、相当发达的程度。湖州府乌程县乌镇地方“其市出布，甚繁盛”。天启《海盐图经》记载嘉兴府海盐县“地产木棉花甚少，而纺之为纱，织之为布者，家户习为恒业，不止村落，虽城中亦然。往往商贾从旁郡贩棉花列肆吾土，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侵晨入市，易棉花以归，仍治而纺织之，明旦复持以易，无顷刻闲。纺者日可得纱四五两，织者日成布一匹”。日成布一匹，这已是明代棉纺织业熟练织工生产效率的最高水平，松江地区亦不过如此。南直隶常州府江阴县“率三日成一匹”，福建莆田县乃“五四日一匹”，河南“月得二匹”。嘉善县，“四郊无不耕之土，而机杼之声不绝”。农民中还出现一种专门靠纺纱度日的人，万历《嘉善县志》有这样的记载：“至于棉纱，穷民无本，不能成布，日卖纱数两，以给食。故谚云：‘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北部平原地区内，棉纺织业商品生产的广泛发展显而易见。东南沿海温州府境内棉织业，也取得了重要进展，万历《温州府志》卷2《风俗》记载，永嘉之双线布，乐清之斜文布，“独为他郡最，或有出男子所织者”。

（三）福建和广东

福建和广东是棉纺织技术传布很早的地区，宋代产布，以“闽广来者，尤为丽密”, 《资治通鉴》中早有记载。到明代，福建棉花产量虽不丰富，但依靠原有的纺织技术以及从江南来的棉花，福建的棉纺织业仍然取得了很大发展。产布地区遍及建宁、泉州、兴化、延平、漳州、福州、邵武七府境内，其繁盛程度仅次于松、苏、常、嘉、湖地区。产布七府中，以闽西北建宁、闽南晋江流域泉州、兴化三府最为突出。弘治《八闽通志》卷26《建宁府·土产》记载：“木棉布八县俱出，而出崇安者可及三梭。”明代各省产棉布，以松江产“三梭布”质地最好，崇安布可及三梭，可见其技术水平之高。泉州府棉织业发展与该地植棉发展一样，都在明中期以后。泉州府产布县份从弘治到万历，由三个增加到七个。泉州府各县产棉布又以晋江县机湖所织者质量最好。兴化府莆田县本是个苎麻丝绸相当发达的地区，到明代棉纺织业发展起来，弘治《兴化府志》记载，莆田“下里人家女妇治此甚勤”, “日织一匹，丈夫持至仙游易粟一石”。莆田还出产一种兼丝布，“以丝为经，以棉纱为纬”。丝布，宋代已有生产，只是那时是“以细绩苎麻杂丝”织成。棉纺织取代麻纺绩十分显著。

据嘉靖和万历两个时期的《广东通志》记载，广东产布地区，主要分布在广州、惠州、琼州、廉州、雷州几府境内，产布范围尚称普及，但各地纺织生产水平悬殊。琼州府地处海南，棉纺织业历史最悠久，“民皆服布……妇女少事蚕桑纹绣，专纺吉贝绩麻布”。该府所属儋州，棉布“精者遍地，家织自用”。钦州，虽有布产，但“棉、苎、麻、葛为布，阔尺稀单，弗可服御”。棉布粗恶到无法穿着，其纺织技术水平之低下程度可以想见。钦州因缺乏纺织技术，因此出现出产棉花而无衣御寒的现象。据《钦州志》载：永乐地方“地产棉花，率鬻于商贾，穷民至无衣褐，严冬日夜烧柴，老幼团而向火，或遇风雨不能出门户”。

福建和广东纺织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棉与苎麻等织品并行发展，一般人的衣被原料，除棉布外，还大量使用苎布 [1]、葛布、麻布，甚至有用蕉布10、竹布1。

注[1]弘治《八闽通志》卷25, 《福州府·土产》: “苎布，缉苎为之。园纱者曰夏布，匾纱者曰布。”

（四）山东、北直隶和河南

山东、北直隶和河南在明代棉产最富，但棉纺织业并不发达，其中河南尤为薄弱。山东、北直隶两地区的棉纺织业有所发展，不过也仍然远远落后于江南地区。徐光启所说：“今北土之吉贝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山东产布地区散布在五府境内，根据附录一、附录二可以看到，产布县大大少于产棉县。在各产布地区中，产棉丰富的兖、济等府棉织业的发展也最显著。万历《汶上县志》记载，该县地跨运河两岸，“漕河以西，地多宜棉花”, “河西乡民纺织之”。兖州府定陶县，“地狭而饶”, “水陆交冲，商贾辐辏”, “所产棉布为佳，它邑皆转鬻之”。定陶布，不仅近售山东各县，万历《铅书》记载，还运销江西铅山。其他各府方志记载棉花生产和出卖情况的材料更少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山东各府普遍承担着数量众多的军用棉布的上供任务。各地解布任务是怎样完成的呢？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材料可供判断，从一些不完整记载看，当地土产布显然是一个重要来源。成化十四年和十六年记载，“辽东军士冬衣布花，出自山东”, “布花乃土产，易于征纳”。征收的办法是“民间每粮一石折布一匹”。这是莱州府的解布情况。济南《历城县志·物产》记载一种叫做“阔布”的棉布，专为“解京”、“散作边关御士寒”。明朝政府以实物形式向各地方征收的棉布中，山东一直占着最大比重。山东棉纺织业商品生产难以发展，显然受到明朝政府上述税收政策的影响。

北直隶棉布生产遍及河间、保定、真定、广平、永平、顺天诸府境内。其中河间府肃宁县棉织业的发展，早已受到当代人的注目，天启年间刊行的王象晋撰《二如亭群芳谱》，崇祯年间刊行的《农政全书》都曾提到肃宁布。《农政全书》指出：“数年来，肃宁一邑，所出布匹，足当吾松十分之一矣。初犹莽莽，今之细密，几与松之中品埒矣。其值仅当十之六七，则向所云吉贝贱故也。”可见肃宁县棉纺织业的技术水平和产量，在明代后期，确有很大提高。可是从清初的材料看，这种发展趋势并没有继续下去，康熙《肃宁县志·方舆志》这样记载：“《群芳谱》云肃宁布几同松之中品，然究不足广饶也。”北直隶其他各地区棉织业的发展，大概也都是明代中期以后的事情，这在徐光启的家信中得到反映。徐光启是上海人，万历后期寓居天津多年，买地屯田，搞科学实验，对北方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状况颇为熟悉。他在万历四十四年五月十四日的一封家信中写道：“家中纱布甚贱，北边土布甚多。”北方自织棉布增多，极大地影响着江南棉布的销售市场。北直隶棉纺织业发展的另一重要影响就是蚕桑业的明显衰落。《南宫县志》记载：“成化弘治间亡不树桑，饲蚕之家，闾阎之衣帛者，皆所缫织也。”到嘉靖时变成“阡陌弥望，不见一桑”。《天下郡国利病书》所引《大名府志·方物志》记载：“大名府土宜桑丝……而树桑者什一而已”, “男女衣服多布、多麻枲”。

河南产布地区，扩及六府许多县份，但明修《河南方志·物产》条目普遍略而不详。因此，有关棉织业的生产情况知之甚少。嘉靖《鄢陵县志》卷1《物产·布类》记载，该县“惟木棉纺织，极细者颇亚于松”。此外，借助两种顺治年间方志，了解到河南府属十四县均有棉布出产，而胙城县是“惟有木棉一种为布御寒”。不难看出，黄河流域河南府以及开封、卫辉等府境内的棉纺织业是有着很大发展的。只是这种情形在其他各府并不多见。前引万历年间《赈豫纪略》记述：“中州沃壤，半植木棉。乃棉花尽归商贩，民间衣服率从贸易。”从钟化民的记载看出，河南许多地方棉织业还很不发达，所以他竭力主张，地方官下乡时，要注意查访农民从事棉纺织生产的勤惰情况。

（五）湖广和江西

湖广是明代南方的重要产棉区域，棉纺织生产广布在长江流域和湘北平原的九个府里，但纺织技术水平普遍低下。万历《湖广总志》卷35《风俗》记载，德安府应城县“男女恒纺木棉花，为粗布，贸易四方，以聊生耳”。嘉靖《常德府志》卷八《食货志·布》注说：“有棉布、葛布。棉布极粗，价十铢，不及江南梭布之一。俗俭且啬，故宜之。”《隆庆志》载，岳州府属八县，仅巴陵一县产布，“亦鲜密细”。至于鄂西北和湘西边远地方，棉纺织业几乎处于空白状态。鄂西襄阳府竹山县“衣裙总是麻”。湘南永州府江华县，“民拙不能纺织，有花却贱卖与人”。不过，湖广境内有两个县的棉纺织业值得特别注意：一是德安府孝感县，一是武昌府成宁县。万历《铅书》记载，运销江西铅山的棉布中，就有一种叫“孝感布”。而武昌出产的“咸宁大布”，清初曾大量运销广东，屈大均曾将它与松江三梭布并列，可见其质地良好。遗憾的是，这两种布在明代的生产情况都不清楚。

江西产棉不多，棉纺织业也很微弱。九江府属德安、瑞昌、彭泽三县产布，“粗者曰土布，细者为腰机”。鄱阳湖南岸东乡县，“女红多习纺织”，棉花供不应求“其棉花则多给于外省”。而在那些棉纺织业不发展的府县里，农村最下层的佃农、雇工和奴婢等的衣着原料依然是粗麻布。天启《赣州府志》卷3《土产》指出：这里出产的粗麻布“只供僮竖佣佃之用”。

（六）陕西和山西

陕西渭河流域大平原棉产较多，棉织业也以这个地区为最集中。正德《朝邑县志》卷1《物产》记载，该县“服则木棉丝，丝出南阳洪者，断则易续，引之则长。”嘉靖《耀州志》卷4载：“富平产木棉，织布转生息。”高陵县地跨渭河，“两岸宜木棉”，县城新街市集“货布花米麦，优诸处”。

山西植棉和棉纺织都较贫弱。嘉靖《山西通志》记述多数府县“寡于纺织”或“闺闼不闻纺绩声”。平阳府属县虽“女多纺绩”, “夜闻纺绩声”，但未载所绩为何物。该志《物产》记有棉花、绫，唯独不见棉布，可见棉织业即使存在，显然也微不足道。万历年间，山西巡抚吕坤在山西太原城内督劝推广棉纺织技术时说：“榆次、太原等县，民间多纺织。”太原、平阳以外，山西其他各府，棉纺织生产可能更加稀少。顺治《云中郡志》评述大同《物产》说：“惟是桑绵不作，织纺罕有，斯乃边方之独苦者。”

（七）云南、四川以及广西

云南棉布产地，见于《大明一统志》者有二处，即马龙他郎甸长官司和金齿军民指挥使司所辖地区。金齿司即古哀牢地区。见于万历《云南通志》者有十府司，即云南府、临安府、楚雄府、大理府、蒙化府、永昌军民府、寻甸军民府、景东府、元江军民府、者乐甸长官司。产布府司遍布云南中部和西南部。

万历《四川总志》各府物产中，注明出产棉布者仅成都府内江、仁寿两县以及两处少数民族地区。

万历《广西通志》卷42《物产》中列有棉布一项，但产地不注。该通志卷3《风俗志》中写道：“女自饔飧外，不习女红，至不识机杼作何状。”广西棉织业的微弱程度可以想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