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拥有做好宗教领域公共外交的优势资源

（一）中国是宗教人口大国，与世界宗教界有密切渊源和共同语言

在我国宗教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同时也是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几大宗教。我国是世界最大的佛教人口大国，佛教徒上亿，且汉传、藏传、南传三大语系俱全，并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由韩国、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国共同组织的国际汉传佛教体系。我国穆斯林人口达到2100万，是东亚首屈一指的穆斯林人口大国，与广大西亚、北非伊斯兰教国家保持着密切联系。每年赴麦加朝觐的中国穆斯林在14000人左右，成为我国宗教最大规模的例行对外交流活动。我国天主教、基督教人口总数亦在3000万以上，与欧美、拉美、非洲中南部国家基督教徒有着广泛的共同语言，也有强烈的交流交往需求。道教虽是我国原生宗教，近年也传播到亚洲和欧美各国，开始发挥日益重要的国际影响，并引起各国关注。

（二）中国宗教及宗教工作在历史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优势

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四个宗教，在传入中国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经历了本土化历程。佛教传入中国后，与儒家、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并发扬光大，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因此被称为佛陀的第二故乡。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其在与中国社会的互动中，形成了有别于中东政教合一的“寺务与教务相分离”体制，主流坚守“中道”思想，与其他各国伊斯兰教相比，堪称与其他各宗教和谐相处的典范。天主教、基督教的中国化进程虽起步晚且历经波折，但也完成了“由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变成中国教徒独立自主自办的宗教事业”的蜕变，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

在各宗教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中，我国形成了较为适度、理性的政教关系，没有形成过全国性的政教合一政权，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宗教战争，长期保持着各宗教和谐相处的局面。这些都是当今世界弥足珍贵的稀缺经验。我国一些学者提出“宗教中国”的概念，建议以中国的独特优势展开宗教对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

（三）中国宗教有服务国家外交工作的优良传统

历史上，玄奘西行与鉴真东渡虽不是国家主导的公共外交行为，但对中外宗教文化交流乃至国家关系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最终得到了历代政权的肯定和褒扬。我国隋唐时期，朝鲜半岛及日本列岛的遣隋使、遣唐使80%以上由僧人组成，可谓宗教领域服务国家外交工作的典型案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宗教界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伊斯兰教协会曾组团访问埃及等四个阿拉伯国家，为1956年中埃建交打下民间基础，进而推动了我国与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逐步乃至全部建交。以中国佛教协会原会长赵朴初为代表的中国佛教界，与以大谷莹润等为代表的日本佛教界，从发掘、送归中国在日被害劳工遗骨开始，也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迅速建立两国佛教界联系并持续展开交流，同样为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营造了坚实的民间基础。当前，我国宗教界走出去的能力更强，服务国家外交大局的意愿也更强，完全可在此方面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