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文化因素对俄罗斯外交的影响
俄罗斯处于东西方文明的结合部，对外交往是俄罗斯社会和文化发展的前提条件，也使得俄罗斯文化在襁褓中就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其中拜占庭文化和蒙古文化对俄罗斯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影响更是深入骨髓。它们对俄罗斯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作用自不待言，对俄罗斯外交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同样清晰可见。
一 拜占庭文化对俄罗斯外交的影响
与拜占庭帝国的交往并接受拜占庭文化，与罗斯国家的产生和形成同步。拜占庭文化对古罗斯人的影响最早开始于军事斗争和经济交流。古罗斯人对拜占庭帝国领土的不断进犯，使古罗斯接触并逐渐接受了先进的军事技能和生产技能，也接受了拜占庭先进的文化。而拜占庭文化在促进古罗斯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古罗斯外交体系的产生和发展，拜占庭的外交长时间地成为古罗斯外交的一大模板，影响到罗斯国家的外交事务。
拜占庭文化促进罗斯大国理念的萌发。拜占庭帝国当时是一个地域辽阔的伟大帝国，在文化发展缓慢的欧洲诸国中，它是一个光辉的榜样。“对于黑海沿岸和东欧的 ‘野蛮’世界来说，强大的拜占庭帝国是一种国家的模式，是 ‘政治时尚’的表率。”
在与拜占庭帝国的交往中，古罗斯从拜占庭帝国真切的榜样中萌发了对帝国的向往，促进了古罗斯大公有关大国理念的产生，并成为古罗斯外交从一开始就追求的目标。
拜占庭文化对古罗斯最具深远历史意义的影响，一是罗斯受洗，即基辅罗斯的基督教化；二是万能帝国的观念和制度，拜占庭帝国的神权专制制度成为基辅罗斯政权的延续者——俄罗斯沙皇专制制度的一大模板。
罗斯受洗使基督教成为俄罗斯的国家意识形态，俄罗斯国家的统一、政权的巩固和社会的发展，从此有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国家政权与基督教教会的合作，成为俄罗斯民族联合为共同体的统一力量。“新宗教促进了东斯拉夫各部族进一步团结为一个统一的民族，促进了所有罗斯土地结合为一个国家整体。”随着基督教化在罗斯社会的深入发展，基督教精神与古代罗斯的传统道德相融合，沉淀在俄罗斯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彻底改变了俄罗斯人的生活，使他们的世界观和行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基督教化的完成，东正教成为俄罗斯文化的精神基础，宗教性成为俄罗斯文化鲜明的特征。
基辅罗斯在接受东正教为国教的同时，还接受了拜占庭帝国的帝国崇拜理念和世俗君主至高无上的观念及制度。
一方面，拜占庭帝国在近千年的历史中拥有横跨欧亚非的辽阔疆域，并在人类文明史上做出了显赫夺目的贡献，使得帝国崇拜理念具有现实的基础，成为俄罗斯可以追随的真实榜样。另一方面，拜占庭的皇帝将自己比作地上的耶稣、救星，认为，上帝是“天上的皇帝”，而皇帝是地上的上帝。拜占庭的这一思想在俄罗斯的环境中被重新理解，奠定了基辅罗斯大公和后来的俄罗斯统治者行为的基础。
基辅罗斯在接受拜占庭文化、基督教化的同时，也开始按照拜占庭帝国的榜样，追求在世俗国家与基督教世界“双重为首”的梦想，体现在外交中就是大国理念、帝国意识的萌发。这种理念和意识最初典型地表现在基辅罗斯在与拜占庭帝国的交往中，竭力争取与拜占庭帝国具有平等的地位，其中公元860年古罗斯远征君士坦丁堡，与拜占庭签订的历史上第一个“和平与友爱”条约，具有开创意义。
在此之前，尽管公元838—839年罗斯使团曾经出访拜占庭，但拜占庭却从来没有承认过正在形成的古罗斯国家，因为它还很弱小，庞大的欧洲世界还没有人知道它。但罗斯军队在公元860年进攻君士坦丁堡的事实极大地改变了拜占庭与罗斯相互关系的性质，也开始迫使世界注意到罗斯。当时拜占庭的军队正在小亚细亚反击阿拉伯人的进攻，无力解除罗斯军队对君士坦丁堡的围困。罗斯人在君士坦丁堡城下与希腊人谈判，签署了“和平与友爱”条约。这个条约标志着一个大国对一个正在形成的古罗斯国家在政治上和外交上的承认。“骄傲的希腊人被迫承认了这个 ‘没有名字的’和国际舞台上都 ‘不知道的’民族。”正是由于罗斯军队在公元860年的成功远征，罗斯“才获得了名字，获得了威信和知名度”。罗斯首次依靠自己胜利的远征获得了与拜占庭帝国在国家层面上进行谈判的权利，用自己向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进攻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与力量，迫使骄傲的希腊人承认它，争取到罗斯与千年古国平起平坐的地位。
基辅罗斯在与拜占庭的交往中，争取承认和平等的努力在后来“911年的和约”和“944年的和约”中有了进一步表现。
“911年的和约”是罗斯外交史上罗斯与外国签署的第一个双边书面协议，而且是第一次用罗斯（斯拉夫）文字和用希腊文写成的，标志着古罗斯外交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公元941年和944年，伊戈尔两次远征拜占庭，第一次以失败告终，第二次则迫使拜占庭签署了和约。在媾和谈判中，罗斯要求得到更多的平等。拜占庭使臣在两国关系的历史上第一次来到基辅，就制定新的和约进行磋商。随后罗斯使团去了君士坦丁堡，而希腊人后来又来到基辅，出席罗斯大公对和约的确认仪式。“944年的和约”成为古罗斯历史上第一个综合性的国际和平条约，它不仅包括普通政治条款，还有具体调节两国在各个领域关系的条款。从外交协议的形式层面上看，“944年的和约”也更具有平等的性质。双方在和约中不仅保留了条约格式、条约翻译、交换文本等作为平等伙伴的权利，而且确认条约的程序比以前更加平等。按照希腊人在拜占庭首都接待外国使团的程式，基辅罗斯让拜占庭使臣享受同样的官方欢送宴会，同样的官方礼物赠送。可以说，“944年的和约”是一个互利的、平等的条约，标志着基辅罗斯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
在与拜占庭交往中，基辅罗斯争取平等、提升自己国际地位的努力还表现在大公尊号的改变上。在以前基辅罗斯与拜占庭签订的和约中，基辅罗斯大公一直被称为“殿下”。而在“944年的和约”中，伊戈尔按照自己在罗斯的尊号，自称为“罗斯大公”。这在外交上反映出罗斯不仅在拜占庭帝国面前，而且在其他东欧国家面前竭力提高自己的政治威信，以赢得当之无愧的地位。
拜占庭帝国以“双重为首”理念为标志的帝国意识，到莫斯科公国时期演变成莫斯科在拜占庭帝国灭亡之后提出的“第三罗马”理论，这成为一代又一代俄罗斯统治者对外扩张、谋求霸权的思想支撑。
在接受拜占庭文化、罗斯基督教化的同时，罗斯文化和社会发展乃至罗斯外交倾向于西方的总体趋势开始形成。
罗斯受洗标志着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向西方打开大门，使罗斯与基督教的欧洲接近起来。罗斯基督教化大大提升了基辅罗斯的国际地位。罗斯受洗使俄罗斯跻身于基督教列国，同其他基督教国家平起平坐，不再被视为野蛮民族。同时，罗斯受洗后，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加强了同拜占庭和欧洲各国的经济政治联系和文化交流。“接受基督教拓宽了罗斯的国际文化联系，为罗斯了解拜占庭和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文化成果创造了条件。”
此外，古罗斯人的生存之地缺乏自然屏障的保护，又与英勇善战的游牧民族比邻而居，经常受到东方游牧民族的侵犯和骚扰，为保证民族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遏制阿拉伯人的扩张和草原游牧民族的袭击。因而，组织和实行对草原的监控对古罗斯来说一直是民族的主要任务。罗斯作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完全取决于这一任务的完成情况。罗斯的地缘政治和民族根本利益在这个时期决定了应该大力巩固罗斯与欧洲的联系，而不是发展与让人联想到野性和野蛮的亚洲的联系。“罗斯接受基督教……使罗斯在欧洲其他基督教国家中寻找自己的盟友更加轻松。”
对于古罗斯来说，拜占庭帝国不仅是万能帝国的光辉样板，更是其学习外交经验和技巧的优秀老师。虽然罗斯从其存在的最开始就与毗邻的各民族有大量的交往，积累了一些外交经验，但拜占庭代表了当时国家发展的最高水平，而其他民族则相对落后，被称为“野蛮”民族，所以与拜占庭打交道的“文明”的经验很快被罗斯掌握，对罗斯的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拜占庭帝国是教会古代罗斯签订书面和约的老师。在9—10世纪，罗斯与拜占庭签订了不少于11个各种类型的条约，从一般的口头条约到平等的国家间的书面协议。有专家对古罗斯在10世纪与拜占庭签署并保留下来的3个条约的文本及外交和法律方面的规定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这几个条约文本是从真正的文件翻译过来的。正是在与拜占庭签署和约的过程中，罗斯学到了签订类似条约的经验并加以运用。早在9世纪末，罗斯就已经依样画葫芦，与乌戈尔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签署了一系列“和平与友爱”协议。与保加利亚王国也建立起友好关系。
拜占庭帝国作为强国，在外交方面长期独领风骚。“拜占庭帝国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对周围民族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在外交上多用分化瓦解、制造不和、金钱收买和宗教同化的方法。”拜占庭对这些外交策略、手段和方法卓有成效地运用，往往让罗斯人大开眼界，成为其效仿的榜样。
拜占庭帝国拥有较为先进的文化，在与周边民族打交道的过程中形成了较为文明的外交接待礼仪，从尊号的象征意义到接待的仪式、庆典的宴会、正式和非正式的谈话，拜占庭都有一套规定。比如，签订“911年的和约”时，罗斯使团在君士坦丁堡第一次受到外国使团规格的接待。使团受到皇帝正式接见，与皇帝本人进行谈判，谈判结束后还被礼节性地带去参观拜占庭首都以及名胜古迹。这一切给罗斯使团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拜占庭帝国的外交礼仪对正在建国的基辅罗斯不无借鉴意义。正是在与拜占庭帝国打交道中，罗斯的官员积累了经验，模仿拜占庭外交礼仪，学会按照当时的国际惯例规范地接待使臣，并逐渐产生了俄罗斯最早的外交官。在公元10世纪几次与拜占庭签订和约的过程中，罗斯外交使团的成员比起过去更加固定。例如，签订“911年的和约”的外交使臣有5人，他们都参加过907年和约的制定。当时使团人员中已经有职位等级：卡尔两次都是团长，还区分出使团的低级官员，显然是秘书。使团队伍本身也在发展和完善，使臣的数量不断增加，罗斯代表的威望也在提高，使团中还出现了商人。为了赋予罗斯使团特殊的意义和光辉，每一个使臣按照职位等级都有一定的爵位。944年的罗斯使团的组成反映了古罗斯国家的发展，在外交体系中加强了集权。到了10世纪50年代中期，奥丽加出访拜占庭时，罗斯使团的人数已经达到100多人。
罗斯与拜占庭的外交关系推动了罗斯国家进入国际政治舞台的进程。正是在一次次与拜占庭的交往中，罗斯的外交体系逐渐建立起来，并逐渐适应国际外交条件，巩固和发展了自己的经验。到弗拉基米尔大公时代，罗斯已经具有基本完备的外交体系，这成为早期罗斯国家走向宽广的国际舞台的显著证明。
二 蒙古文化对俄罗斯外交的影响
蒙古鞑靼统治时期是俄罗斯文化发展的特殊时期，蒙古鞑靼的征服和长达240年的金帐汗国统治，在给罗斯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给罗斯文化发展打下了深深的东方文化的烙印，自然也给罗斯外交带来深远的影响。
蒙古征服给俄罗斯文化和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基因，从而对俄罗斯外交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的。一是征服者现实的言传身教的榜样作用，二是残暴统治造成的严酷现实的逼迫作用。在蒙古鞑靼的统治下，罗斯外交在与金帐汗国的交往中洗心革面，马克思曾不无讽刺地指出，蒙古征服是罗斯成长的学校。而俄罗斯著名学者洛特曼则明确说“罗斯感觉到了蒙古鞑靼外交技能的影响”。
蒙古征服、蒙古文化对罗斯外交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促进罗斯帝国意识的发展
蒙古的征服造成罗斯历史上空前的灾难，但与此同时，游牧的蒙古帝国作为一个强盛、善战、疆域辽阔、组织庞大、功绩卓著的帝国模式被俄罗斯接受下来。如果说，拜占庭帝国横跨欧亚非的辽阔疆域和无与伦比的世界中心的地位，为受洗的罗斯提供了现实的万能帝国的光辉样板，那么蒙古鞑靼200多年的残暴统治使罗斯感受到了东方专制帝国的强悍无敌。从莫斯科公国起，在一代又一代的俄国统治者对领土扩张的现实追求中，都回荡着成吉思汗帝国映射出来的帝国意识幽灵。
2．强化外交思想上的实用主义
蒙古铁骑征服俄罗斯，金帐汗国成为罗斯大地的宗主国，罗斯大公们都成为金帐汗的附庸，只能在异族持续的残暴统治高压下苟延残喘。当金帐汗大汗的信任成为唯一的权力来源，金帐汗国成为主要的外交对象时，集中全部力量、使用所有资源、发挥全部能力来应对金帐汗，就成为罗斯大公的职责所在。面对动辄得咎、落个图谋不轨的罪名和身首异处的险恶环境，顺从金帐汗大汗，争取金帐汗大汗的信任，就成为罗斯大公起码的生存之道，实用主义自然成为罗斯统治者的上上之选。罗斯王公曲意逢迎、韬光养晦、耐心等待、随机应变、为达到目的无所不用其极等种种外交政策和策略，无不显示出具体利益至上的实用主义思想原则。这种由蒙古统治者强权至上示范强化出来的外交原则影响深远，逐渐成为俄罗斯外交的根本原则。
3．催生双头鹰外交战略
一般认为，俄罗斯外交在东西两个战略方向上相互配合、相互借重的双头鹰战略，萌芽于莫斯科公国时期。“但是实际上这两个方向的产生、分离、形成要早得多——早300年，是在蒙古鞑靼入侵之后弗拉基米尔公国存在之初。”可以说，早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时期就有了双头鹰战略的雏形，它的出现是蒙古鞑靼征服的结果。一方面，金帐汗统治的建立使得罗斯与宗主国的关系成为弗拉基米尔大公首先要处理的主要对外关系，这关系到大公权力地位的稳固，甚至人身安全等核心利益。另一方面，蒙古铁骑逐步征服罗斯，使得罗斯成为牵制蒙古大军进一步西进的前沿阵地，西方国家希望与罗斯大公结成反蒙联盟以确保自己的利益，甚至还借蒙古大军征战罗斯的有利时机加紧与罗斯争夺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瑞典人和日耳曼人还乘机占领罗斯的领土。这种局面迫使罗斯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在东西方之间周旋，到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当权时，形成了在东方与蒙古鞑靼结盟以抗衡西方并与西方争夺的双头鹰战略的雏形。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之后，到莫斯科公国的伊凡三世时期，俄罗斯外交的双头鹰战略逐渐走向成熟。
4．丰富韬光养晦策略的内涵
金帐汗在罗斯实行软硬两手的统治政策。在金帐汗的强权下，罗斯王公们常常感到自己是外国人的附庸，是身不由己的仆人。罗斯的外交政策必然受到这种条件的束缚。严酷的现实告诉罗斯精明的统治者，既然没有力量推翻金帐汗的奴役，那么就要忍辱负重，保存实力，免遭毁灭。韬光养晦策略自然成为逆境中的罗斯外交自觉的选择，其主要内容是自我克制，谨小慎微，忍辱负重，卧薪尝胆，绝对服从金帐汗，满足金帐汗的一切要求，也就是公开讨好鞑靼人，不仅给他们送去应该缴纳的贡赋，而且送去礼物和贿赂。罗斯对金帐汗国的外交政策具有明显附庸关系的特点，但同时也有长远的奋斗目标，寄希望于某种历史前景，实际上就是指望在可见的未来取得同金帐汗国一样的地位。
5．养成以秘密外交见长的独特风格
秘密外交是拜占庭帝国惯于使用的伎俩，对中世纪欧洲国家的外交影响很大。但在蒙古鞑靼残暴统治的条件下，金帐汗的高压政策和政治权谋的言传身教，培养了独特的俄罗斯式的秘密外交风格。这种秘密外交的第一个特点是外交的决策权和执行权高度统一和集中，外交由大公亲自掌控和实施。从决策到执行都由大公亲力亲为，绝不假手他人。第二个特点是高度保密，只有大公本人知道外交政策秘密的原则。雅罗斯拉夫二世作为最内行、最狡诈、最有经验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最后死于非命，就是由于他的外交顾问、大贵族费奥多尔·亚鲁诺维奇的出卖。他被蒙古人毒死，这为后来者敲响警钟，不能让他人哪怕是自己的亲信知道外交秘密。第三个特点是严密监控下属，无情处罚叛徒。
6．刺激罗斯大公外交才能的增长
波赫列布金指出，在蒙古鞑靼统治时期，在位的罗斯大公的地位主要不是取决于他的出身门第，甚至完全不取决于他的公国的强弱、军队和资源的多寡，而只是取决于金帐汗大汗对他个人的青睐和信任，因此大公不仅必须成为杰出的外交家，而且必须成为能干的廷臣。在50～100年中，在罗斯王公中就发生了这样严格的“自然选择”，王公们逐渐具有了外交家和廷臣的基因。要知道，不具备上述品质的人不能成为大公。金帐汗大汗的意志和权力从留里克王朝的大批王公中剔除了不适合外交的人，因为所有“不能干”的王公不是死在金帐汗国，就是失去了大汗给的封号。
罗斯很多王公在孩提时代就作为人质长久地生活在金帐汗国，他们从小就在炼狱中摸爬滚打，受到严酷的考验。他们不仅要学会躲避大汗的愤怒、大汗的刀剑和大汗的残忍，而且要学会有效地对付一个个罗斯告密者、嫉妒者和觊觎罗斯王公封号的那些人。他们面对阴谋诡计、背信弃义，在克制、忍耐、冷血和狡诈中煎熬磨炼。实际上，经过这种强权政治的优胜劣汰，金帐汗人最终培养出许多像伊凡三世和伊凡四世那样的外交家、政治家。在这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金帐汗人的残暴统治成为罗斯人成长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