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督抚商议联衔复奏中辍

地方督抚期待着用新政化解清廷面临的内忧外患危机。他们始终在密切地关注着整个政局的变化，尤其是朝中的政治动向。对于清廷新政上谕的颁布，地方督抚早有心理准备。在接到新政上谕之前，端方与袁世凯即电告张之洞：“不日将有上谕，举行新政。”袁世凯致电盛宣怀、刘坤一、张之洞及漕运总督张人骏称：“顷秦电，本日有改弦更张明谕，有取西国之所长补中土之不及等语，令中外大员各抒所见，必期施行。并有禀承慈训，母子一心之句。千余言，明日始发抄。荣相面奏，拟仿议院，设公所，督催赶办。两宫甚和，大局当有转机。”闻此消息，张之洞的第一反应就是希望弄清其来路。他连电时在西安的门人易顺鼎询问：“闻初十日有明发一道，系云门（樊增祥——引者注）手笔，今尚未见，祈撮要电示。”“初十明谕何人陈请？何人赞成？祈速示。”随即他便从多种渠道获悉此谕出自“圣意”，由荣禄和鹿传霖“赞成”，甚至了解到是由荣禄的幕僚也即他自己的门生樊增祥起草的。这些信息足以使他确认朝廷是真的要变法了。与此同时，各省督抚已着手函电往商复奏问题。

究竟应如何复奏，确实使各省督抚颇费思量。新政上谕颁布不久，袁世凯又致电盛宣怀、刘坤一、张之洞说：“初十明降，想已恭读。三公当各有建白，可否见示？此项文章，自未便联衔，然以大意合符为贵，尊意云何？”因新政上谕有“各举所知，各抒所见”之语，袁世凯认为不便“联衔”，但他建议应大意相同。刘坤一致电盛宣怀、张之洞、袁世凯深表赞同，有谓：“我辈建言，应以可行为主。济电须大意相同，极是。近日焦思，苦无良法。尊处议定后，乞将大纲见示。”袁世凯与刘坤一接连致电张之洞，希望他“先拟大纲”，以便各省参照。袁电称：“连得行在书，两宫极和，锐意维新，甚盼疆臣条奏采施。宁电以可行为主，语极扼要。请香帅先拟大纲见示，俾有遵循。愚见变法，须有层次，由浅入深，乃克有济。”刘电谓：“变法须有次第，是一成不易办法，由浅入深，方可推行尽利。香帅胸罗全局，能先拟大纲，俾各省则效，建议相同，庶易采择。”他们的意思是各省督抚复奏时应尽可能地表现出意见统一。盛宣怀致函刘坤一也表达了自己的意见：“此次陈奏，鄙见不在匆遽，而在不托空言，不发异议，总宜先举大纲，圣意符合，再议节目。至于大纲，或宜兴，或宜废，或介乎兴废之间而宜整顿，必须就中国现在时势而损益之。不能全变，亦不能急变也。慰帅谓不厌雷同，臆见直以为能合五、六人公折，方足破主司之惑，特恐鄂帅仍欲立异耳。”显然，盛宣怀基本同意刘坤一、袁世凯的意见，并进而提出“合五、六人公折”即“联衔”之意，只是担心张之洞“立异”。其实，张之洞虽较谨慎，但也有此意。他致电安徽巡抚王之春说：“日来仆甚病，稍愈有管见再电商。总之，复奏万不可急，东南数大省必须大致商妥。”在他看来，一方面，不急于复奏，是想进一步观察事态的变化；另一方面，东南各省互通声气，则希望有更多的人来一起承担责任。

值得指出的是，督抚中的大佬李鸿章似乎并不怎么积极。当他得知清廷颁布新政上谕后，便致电盛宣怀：“明降准行新政，望全钞[抄] 示。”盛宣怀很快便摘抄新政谕旨电告李鸿章。稍后，贵州巡抚邓华熙向李鸿章询问联衔问题，有电云：“自夏秋京津之变，国势几不能振，幸我公力持大局，保定东南。目下和议幸成，非力图富强无以立国。近奉电谕，亟亟以变政为务，宸衷独断，多难兴邦，诚重振国基之一大枢纽。天祚圣清，中兴有象。华备位封疆，思竭忠悃，窃念我公熟谙中外情形，心计目前，硕画荩筹，必有成竹，拟附骥尾以定宏模。能否掣衔，即乞酌示。如仍各抒己见，亦须大意相同，共赞新猷，免烦圣虑。”李鸿章复电表示：“朝旨以穷极思通，饬陈善策。但有治法贵有治人，方今人才难得，空言恐亦无济。敝处正办和约，一时尚难定局，拟俟事竣，查酌情形，如有应言之事，随时具奏，似难拘定两月之期。执事久绾疆符，阅历已深，允宜自献忠谠，以应明诏各举所知，各抒所见之谕也。”显然，李鸿章以办理和约之故，并不急于考虑复奏问题，同时也不以邓华熙所谓“大意相同”之说为然。尽管如此，李鸿章的意见并没有影响邓华熙及其他督抚会商联衔复奏的行动。

关于复奏的内容尤其是新政的方向性问题，有一个小插曲。王之春致电张之洞说：“顷行在军机章京密报：‘……奏复变法，毋偏重西’云，想见两宫宗旨，奈何？然就复我古法立论，或不干怒。”这使张之洞颇感疑惑：“变法不重西，所变何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朝廷既已宣布新政，而又有“毋偏重西”的传闻，使新政一开始就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为了探明朝廷新政的真实意图，解开心中的谜团，张之洞特地致电鹿传霖询问：

闻有小枢致他省督抚电云：“初十谕旨，令条议变法整顿一件，切嘱各省复奏万勿多言西法。”云云，殊堪骇异。窃思采用西法，见诸上谕明文。鄙意此后一线生机，或思自强，或图相安，非多改旧章、多仿西法不可。若不言西法，仍是旧日整顿故套空文，有何益处？不惟贫弱，各国看我中国，乃别是一种顽固自大之人，将不以平等与国待我，日日受制受辱，不成为国矣。究竟此事慈意若何？略园（荣禄——引者注）能透澈否？各省能否切实复奏？哪几种事可望更张？鄙意第一条欲力扫六部吏例痼习痼弊，枢廷诸公肯否？

鹿传霖回电如下：

小枢何人？妄骋臆谈。变法一诏，菘（鹿传霖——引者注）与略（荣禄——引者注）建议，上亦谓然。至应如何变通，总期实事求是，决无成见。来教谓第一力扫六部吏例，深合鄙衷。及今曹署焚荡之余，尤为机可乘而制易改。然腐儒固执，宵小不利，阻挠必多。将来想有助略相极力主持，惟当切实行之，逐渐变之，总期除弊兴利，似不必拘定西学名目，授人攻击之柄。此大举动大转关，尤要一篇大文字，方能开锢蔽而利施行，非公孰能为之？极盼尽言。

鹿传霖的回电虽然否定了来自“小枢”的有关传闻，认为朝廷的新政是“决无成见”；但对张之洞“多仿西法”的主张却委婉地提出了善意的忠告：“不必拘定西学名目，授人攻击之柄。”这与张之洞的“变法”理念颇有差距。其时，张百熙在武汉拜见张之洞，问询“自强宗旨”，张之洞答以“效西法”，并说：“皮毛亦可救亡，不可轻也。”随后，张之洞复电鹿传霖，仍然主张“大变西法”，有谓：

去腊变法谕旨，海内欢欣鼓舞，咸谓中国从此有不亡之望矣。人心所以鼓舞者，以谕旨中有“采西法补中法”及“浑化中外之见”二语也，并非因“整顿除弊”、“居上宽，临下简”、“必信必果”等语也。嗣闻人言，内意不愿多言西法，尊电亦言“勿袭西法皮毛，免贻口实”等语。不觉废然长叹：若果如此，变法二字尚未对题，仍是无用，中国终归澌灭矣！盖变法二字，为环球各国所愿助、天下志士所愿闻者，皆指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非泛泛改章整顿之谓也。若仅整顿常谈，安能数年即有成效，安能即望自强，且与外国何涉？……大抵今日环球各国大势，孤则亡，同则存。故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精华谈何容易，正当先从皮毛学起，一切迂谈陈话全行扫除。盖必变西法，然后可令中国无仇视西人之心；必变西法，然后可令各国无仇视华人之心；必变西法，然后可令各国无仇视朝廷之心。且必政事改用西法，教案乃能消弭，商约乃不受亏，使命条约乃能平恕，内地洋人乃不致逞强生事。必改用西法，中国吏治、财政积弊乃能扫除，学校乃有人才，练兵乃有实际，孔孟之教乃能久存，三皇五帝神明之胄乃能久延。且康党、国会之逆党乱民始能绝其煽惑之说，化其思乱之心。至于此等大计，圣上主之，疆臣议之，政府定之，迂谬之说不理可也。……若不趁早大变西法，恐回銮后事变离奇，或有不及料者。

也许是鹿传霖的忠告提醒了张之洞，此后，虽然他在思想上始终主张多变西法，但在行动上则一直保持较为谨慎的态度。

在各省督抚会商复奏的过程中，刘坤一首先正式提出了联衔会奏的主张。他致电张之洞、袁世凯说：“定议后可否会合东南各帅联衔入告？此等文字，正不嫌同。”袁世凯致张、刘电认为“此文以同为贵，可见公论”，但他提出了联衔与旨意不相符合的疑问：“原旨有各举所知、各抒所见等语，未知宜联奏否？”张之洞回电刘坤一并致东南、西南各省督抚大臣电，坚决主张联衔：“变法复奏，必宜督抚联衔，方可有益，人多尤善。请公主稿，鄙人当附名。”在此电中，张之洞提出了自以为“稍觉骇俗”的“以仿西法为主”的变革主张：

惟鄙意以仿西法为主，抱定旨中“采西法补中法”、“浑化中西之见”二语作主意。大抵各国谓中国人懒滑无用而又顽固自大，其无用可欺，其自大尤可恶，于是视中国为一种讨人嫌之异物，不以同类相待，必欲蹂践之，制缚之，使不能自立而后已。此时非变西法，不能化中国仇视各国之见；非变西法，不能化各国仇视中国之见；非变西法，不能化各国仇视朝廷之见。必变西法，人才乃能出，武备乃能修，教案乃能止息，商约乃能公平，矿务乃能开辟，内地洋人乃不横行，乱党乃能消散，圣教乃能久存。应变者多，宜有次第。管见宜先办者有九事：一、亲贵游历；二、游学各国；三、科举改章；四、多设学校；五、西法练兵；六、专官久任；七、仿设巡捕；八、推广邮政；九、专用银元。此九条最要而不甚难，已足令天下人精神一振，陋习一变，各国稍加青眼。其余若多设行都、设矿务总公司、行印花税、酌改律例、设课农专官、各省推广制造局、鼓励工匠各条，相机量力，从容举办。其专论整顿中法者，如另制官禄、尽革部吏、更定选法、停止题本、省减浮文、扫除漕弊等事，须另拟数条，另为一折。若西法折不能允，则希冀旧法之稍加变通耳。窃谓当此危如累卵之国势、千载一时之事机，似宜先以第一义陈之上前。如不采纳，再及第二义，聊尽臣子之心而已。总之，今日国土日蹙，国权日夺，群强日逼，同则存，孤则亡，决定不移，更无他说。若仅整顿中法，以屡败之国威，积弱之人才，岂能除二千余年养成之积弊？以此而望自强久存，必无之事也。

此电发出之后，各省督抚纷纷回电，表示愿意响应联衔会奏的行动。

两江总督刘坤一对张之洞的变法主张极力赞成，他说：“中国积习太深，欲求变通，必须从容易处下手，循序渐进，坚定不摇，乃有实济，不至中辍。尊拟各条，极为精当，曷胜钦佩。第一义果能内外同心，结实做去，尚可办到。多联数省，较易动听。”他建议张之洞“主稿挈奏”，并认为张“经济文章一时无两，幸勿多让”。

闽浙总督许应骙来电表示：“崇论闳议，钦佩实深。已电岘帅挈贱衔会奏，疏稿倘由尊拟，仍希见示为望。”

两广总督陶模、广东巡抚德寿来电说：“承示变法各条，甚好。将来具奏，请挈贱衔，并恳转达岘帅处。”

安徽巡抚王之春来电认为：“变通中西政要，国家之盛衰利弊因之，关系极重极巨。必联衔复奏，乃能有益；必老成主持，方归至当。春久持此，欲恳我公暨岘帅主稿。……定稿后得附骥尾，实所感幸。”

山东巡抚袁世凯认为张之洞电报中“变法一议，节节中肯”，自己所拟疏稿“多与鄂议同”，已寄给两江总督刘坤一，希望他们“采择汇奏”，他愿“附衔名”。

四川总督奎俊来电说：“元电精思伟论。所论外国鄙薄中国，蹂躏中国，必变法，使外国化其成见，中国之能久存，真深窥隐奥之言。元箸超超，佩服之至。变法九条，及其余各事，与整顿中法各端，鄙见亦多相同。中法西法，各为一折，督抚联奏。必如此，乃可以上动天心，下孚众志；必如此，乃可以新天下之耳目，免外人之觊觎；必如此，乃可以振作有为，扫除痼习，使顽固者不能逞其谬谈，自相率而从大公至正之论。……我辈议论，总以采有用之新法，留无弊之成法，二言资之。一切请与岘帅熟商主稿，仍望公参酌尽善。俊愿附名，不另奏。”

江西巡抚李兴锐来电说：“崇论闳议，佩甚。此事兴锐亦拟定一、二十款，大纲不出求贤、任官、理财、经武四端，内多暗合尊见者。无论尊处或岘帅主稿，均请附名为荷。”

贵州巡抚邓华熙来电说：“钧议先办九事，正揆时度势、言之可行之至论。必如此，先使精神振而锢蔽开，其余应变各事，自有不速而成、不期而至之机。……愚见以为，仅将中法整顿，固于事无济；效西法而尚拘泥中法，仍恐于事无济。尊论‘同则存，孤则亡’六字，诚可发人猛省。倘如此而上下一心，当悔变法之不早，不嫌变法之太过也。岘帅来电，亦深佩大公祖议论精当，请主稿会奏云。华熙佩服之至，尤愿附骥。此议若行，中国转弱为强，庶几可望。”

浙江巡抚余联沅来电称：“旋乾转坤之大政，断推宪台主稿。咸电管见四条，是否可以采择附奏？现在拟列衔者共有几省？已定见否？”

湖南巡抚俞廉三来电说：“接岘帅复电，变法事仍请吾师主稿，务求挈列贱名为祷。”

署理云贵总督丁振铎来电说：“前阅电钞 [抄] 变法自强上谕，私心窃拟数十条，刻始奉文，尚未复奏。读来电，愚见所及，尊议已赅；愚见所未及，尊议尤恢之弥广，钦佩莫名。今日世局，中国不亟思变法，将无以自存，强于何有？日本变法而自强，暹罗变法以图存，此近事之可征者。采西法补中法，浑化中西之见，九条实为要著。其余各节，可渐推行。大抵中法所无，可竟用西法；中法所有，如军政、矿务、工艺制造等事，可全仿西法；学校、科举、律例、农桑等事，可会通中西。至若整顿中法，无论西法行否，自应如此。……伏祈荩裁酌定，与岘帅会奏，铎无可赘陈，愿附衔名。”

江苏巡抚聂缉椝来电说：“此折关系甚巨，请两公会商主稿，乞勿彼此谦让。法取其可行而止，弊去其太甚而止。……各省会商，与单衔复奏不同，应否先请展限两月，并祈酌夺。”

漕运总督张人骏来电表示：“崇论闳议，洵足振聩发聋。敝处复奏，因见闻陋隘，参酌无人，属草未定。公允附衔，甚幸。”并就张之洞所议九条一一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不仅东南、西南各省督抚大臣同意联衔会奏，张之洞与刘坤一还联络了山西巡抚岑春煊和护理陕西巡抚端方等人。张之洞致电端方说：“去腊变法谕旨，刘岘帅来商，拟各省多约数人，联衔复奏，敝处已允附名。尊意若何，祈示。尊意有欲陈说改定者何事，并请详示。”又致电岑春煊说：“变法现方筹议，岘帅意拟东南各省联奏，三江、两湖、闽、浙、川、广、云、贵各省皆已复允。鄙人推两江主稿。事体重大，须各省商酌妥善，乃能出奏入告，当在一月后矣。卓见如何，愿闻其略。”端方复电未见。岑春煊致电张之洞表示赞同：“变法折，岘帅电云推公主稿，此事为中兴关键，煊亦以非公莫属，乞挈贱衔。”

联衔会奏得到各省督抚大臣原则上的同意，但究竟由谁主稿则一时尚难确定。从上述各督抚的回电可知，一般都希望张之洞与刘坤一主稿，两人确是众望所归，但他们互相推让。张之洞一再表示：“此奏鄂断不敢主稿。鄙人主意多鲁莽，思虑多疏漏，文笔亦艰涩，仍请岘帅主持。鄙人有见必吐，有疑必争，有善必从，有误必改，附于参赞之列可也。”刘坤一则极力推举张之洞：“此次变法为中国治乱兴衰一大转机，关系极巨。香帅博通今古，惯澈始终，经济文章海内推为巨擘，非由香帅主稿，断难折衷至当，万望勿再客气，主持办理。坤如有所见，亦当知无不言，以备采择。”

就在张、刘两人互相推让、联衔会奏的主稿尚未确定之时，情况又有了新的变化。光绪二十七年（1901）三月初三日，朝廷谕令设立督办政务处，作为办理新政的“统汇之区”，有谓：

上年十二月初十日，因变通政治，力图自强，通饬京外各大臣，各抒所见，剀切敷陈，以待甄择。近来陆续条奏，已复不少，惟各疆臣使臣多未奏到。此举事体重大，条件繁多，奏牍纷烦，务在体察时势，抉择精当，分别可行不可行，并考察其行之力不力，非有统汇之区，不足以专责成而挈纲领。著设立督办政务处，派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崑冈、荣禄、王文韶、户部尚书鹿传霖为督办政务大臣，刘坤一、张之洞亦著遥为参预。各该王大臣等，于一切因革事宜，务当和衷商榷，悉心详议，次第奏闻。俟朕上禀慈谟，随时更定，俟回銮后切实颁行，示天下以必信必果、无党无偏之意。其政务处提调各官，该王大臣等，务择心术纯正、通达时务之员，奏请简派，勿稍率忽。此事予限两月，现已过期，其未经陈奏者，著迅速条议具奏，勿再延逾观望。

接此谕旨后，袁世凯致电张之洞和刘坤一主张单衔上奏，理由有二：一是从陕西“行在”友人来电得知，上面的意思不愿意各省督抚联衔会奏，“请仍各举所知，勿联衔上”；二是因为张、刘“两帅现列参政，又与他省分际不同”，似不便联衔。张之洞回电袁世凯一方面赞同其单衔上奏，“陕电以各抒所见为然，各省自不便联衔，尊处请即单衔具奏”；另一方面他主张江、鄂、济三处应保持大致相同的意见，“窃谓他处可听其参差歧异，惟江、鄂、济三处要紧数条，似须大致相同，方能有益”。刘坤一接到袁世凯来电后即致电张之洞表示：“谕旨外省仅派两人，自未便再联各省。袁拟单奏，亦可。然江、鄂必须联衔。”张之洞复电赞同江、鄂联衔会奏。对此，盛宣怀亦颇赞同，有谓：“前读鄂电九款大纲已定，又闻岘帅已将所拟各件寄请香帅主稿，无任欣佩。疆臣同志，朝廷易于决断，一妙也。疆臣有权，能说即能行，二妙也。慰帅微电以两帅现列参政与他省分际不同，拟改为分奏，如分奏而大意相同亦妙。”

与此同时，张之洞又一一致电原来联络过的各省督抚大臣，说明各省不便联衔，希望各处单衔具奏。这样，各省督抚联衔会奏的计划便随之中辍。此后，各省督抚多单衔上奏，张之洞便与刘坤一则商议江、鄂会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