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裁撤云南、湖北、广东巡抚

督抚同城是清代督抚制度特有的现象。按清制，总督治兵事，巡抚理民事，巡抚例归总督节制。督抚同城，本以互相牵制，然权力交叉重叠，权责难分，矛盾在所不免。同治五年（1866），广东巡抚郭嵩焘曾痛陈其弊，称：“督抚同城，巡抚无敢自专者，于是一切大政悉听总督主持；又各开幕府行文书，不能如六部尚书侍郎同治一事也，而参差杌陧之意常多。”或是巡抚形同虚设，或是督抚之间相互倾轧。“同为君子而意见各持，同为小人而诪张倍出。……则贤者永不得有为，中材亦因以自废”。薛福成进而认为：“一城之中主大政者二人，志不齐，权不一，其势不得不出于争。若督抚二人皆不肖，则互相容隐以便私图，仍难收牵制之益，如乾隆间伍拉纳、浦霖之事可睹矣；若一贤一不肖，则以小人惎君子力常有余，以君子抗小人势常不足，即久而是非自明，赏罚不爽，而国计民生之受病已深，如康熙间噶礼、张伯行之事可睹矣；又有君子与小人共事不免稍事瞻循者，如乾隆间孙嘉淦、许容之事可睹矣；若督抚皆贤，则本无所用其牵制，然或意见不同，性情不同，因而不能相安者，虽贤者不免，曾文正公与沈文肃公葆桢本不同城，且有推荐之谊，尚难始终浃洽，其他可知矣。”可见，督抚同城流弊甚大，改革势在必行。

清代督抚同城情形有四：福建有闽浙总督与福建巡抚同住福州府，湖北有湖广总督与湖北巡抚同住武昌府，广东有两广总督与广东巡抚同住广州府，云南有云贵总督与云南巡抚同住云南府。在福建，因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建行省而改福建巡抚为台湾巡抚，其督抚同城问题相应解决。至于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督抚同城之制的改革动议于戊戌变法时期，一度反复，裁而复置。

光绪二十四年（1898）七月十四日，在百日维新的高潮中，光绪皇帝发布裁汰京内外冗官与闲职衙门的上谕，以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督抚同城，与直隶、甘肃、四川等省以总督兼管巡抚事，体制不一，而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该三省均以总督兼管巡抚事宜。戊戌政变以后，朝廷规复旧制。八月二十六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要求军机大臣会同吏部讨论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究竟是否可裁的问题。九月十八日，军机大臣与吏部会奏认为，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不可轻易议裁：其一，督抚为国家重臣，各有职守，总督重在典兵，巡抚重在吏治，督抚制度经过长期演变，渐趋成熟，“实已斟酌尽善，无可置议”；其二，湖北、广东、云南三省“以江海奥区、岩疆重地，非督抚并立，不足镇摄非常”，裁并巡抚，总督难以兼顾，“窒碍颇多，不可不熟思审处”；其三，同城督抚各有专职，可互相牵制，以不至事权过重而坐大，且危难时期“但使有一人得力，即于大局裨益良多；若督抚俱得其人，其收效当更宏远。……是督抚同城不但两不相妨，并可相助为理。现在时事日艰，实未可轻议裁并”。据此，慈禧太后发布懿旨，恢复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旧制，以曾鉌补授湖北巡抚，鹿传霖补授广东巡抚，丁振铎补授云南巡抚。一切回复如初。

新政时期，改革督抚同城之议再起。光绪三十年（1904）九月二十九日，云南巡抚林绍年奏请裁撤云南巡抚一缺，认为直隶、四川两省幅员广阔，政务殷繁，尚且可以总督兼管巡抚事，云南当无督抚并设之理，裁撤巡抚一缺，总督完全可以兼顾，事实上云贵总督也曾多次兼署云南巡抚，而并无贻误，“可见两缺原无须两员，若并而为一，以总督兼管巡抚，责成愈专，事权归一，必于一切公事尤为裨益”。清廷将此折交政务处与吏部议奏。十一月初六日，政务处与吏部会奏，痛陈督抚同城弊害，认为：“督抚同城，往往或因意见参差，公事转多牵掣。现在时艰日亟，督抚尤宜专其责成，自不如即为裁并，以一事权而免推诿。”因而建议裁撤云南巡抚与湖北巡抚两缺，分别由云贵总督与湖广总督兼管各该省巡抚事；至广东巡抚缺，因署理两广总督岑春煊尚在广西督办军务，应在其回省后再行请旨办理。清廷依其议。云南巡抚与湖北巡抚即行裁撤。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十七日，清廷调最后一任广东巡抚张人骏署山西巡抚；二十一日，即裁撤广东巡抚缺，以两广总督兼管巡抚事务。至此，清代督抚同城问题基本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