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历史
第一节 从国家的形成到西班牙统治
一 民族的形成及早期的政治经济生活
现在历史书中所提到的尼德兰或低地国家，实际上包括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个国家。尼德兰最早的居民是从欧洲东部和南部来此猎取麋鹿和捕鱼的原始部落，后来出现农牧部落。公元前100年以后，尼德兰出现了4次大的移民潮。其中有3次是由来自北方的民族引起的，1次是由从东南方来的凯尔特人引起的。当时文明程度最高的希腊人对凯尔特人只有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后来凯撒远征时才第一次接触这里的居民，将人类文明带到这里。正是因为罗马人的征服，尼德兰才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
凯撒和他的继承者曾远征莱茵河一带。现在荷兰南部林堡省的省会马斯特里赫特便是罗马人最早的落脚点。马斯特里赫特城坐落在马斯河最狭窄处，由于便于渡河，罗马人便把城市建在这里。
莱茵河和马斯河为罗马人提供了天然的屏障。奥古斯都的大军曾经渡过两河把弗里斯兰地区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但是，罗马人实际上从未真正统治过北方地区。北方的日耳曼部落经常袭击罗马人，使罗马人在北方很难立足。在日耳曼部落的打击下以及慑于几次重大的海潮袭击，罗马人后来终于从这个地区撤退。罗马人在尼德兰留下的最重要的痕迹，是一条起自现在德国的科隆，经过亚琛、比利时的通厄伦（Tongeren）、法国北部的博韦（Beauvais、Bavay）一直到海边的大路。这是迄今发现的位置最靠北的“罗马大道”。
后来，从西南方来的法兰克人逐渐控制了这个地区，将日耳曼部落又赶回了北方。查理曼的法兰克帝国遂将尼德兰很大的一部分纳入其版图。法兰克人为低地国家带来了基督教。尼德兰南部和西部沼泽地区的人民不接受封建领主制，封建主义实际上从未在这些地区站稳脚跟。在后来成为荷兰省、泽兰省和乌得勒支省的地区也未产生封建贵族。尼德兰仍然是以小土地所有者和自由农民为主的地区。这个地区的自由农民享有好几个世纪的民主的农民共和制。
尼德兰自身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中世纪。中世纪早期的尼德兰社会除了有利于小庄园制度的发育外，还有利于城市的发展。尼德兰地势低，西部大部分地区低于海平面0～2.5米。为保证居民生活的安全，几百年来当地的居民修筑了拦海和拦河堤坝，另外又修建起无数的运河或沟渠以排除地下渗水和雨水。密如蛛网的河道除发挥排水作用外，还大大方便了运输，商人在这里经商如鱼得水，集市、城镇、内河港口和船舶修造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尼德兰缺乏资源，却因特殊的地理条件发展起商业和商船队。商人最初远涉重洋将本地的皮革、毛纺织品、陶瓷出口到海外，从海外换回棉花、粮食等产品。此后，商船队游弋四海，从事多边贸易，赚取商业利润，还采购本国所需的消费品运回。这种社会经济模式大大促进了航海技术和造船业的发展。
中世纪前期，尼德兰出现过一次农业垦殖高潮，但许多土地开垦出来后因水土条件不适宜而未能实现预期的增产目的，很快就被撂荒。黑死病、天花、各种时疫以及饥馑夺走了许多人的生命。人口增长缓慢，对粮食的需求减少。许多农民卖掉土地到城里谋生，或到手工业作坊做工，或进入商船队打下手。直到中世纪后期，水土改良技术和耕作技术得到长足的进步，以及人口增长大大扩大了对粮食的需求后，尼德兰才重新出现垦殖高潮。
历史上，荷兰是宗教改革的一个重要基地，欧洲各地受天主教会迫害的加尔文教派的信徒纷纷逃到这里避难。宗教改革培育了荷兰特有的宽容传统，使它能够容纳由于各种原因到这里避难的人。宗教和政治上的宽容促成了文化科技上的兼容并蓄。这种宽容精神在这片土地上转化为物质利益。从欧洲各地来的宗教难民带来了各种宝贵的技能。从德国南部和莱茵州来的人带来了印刷术和雕刻术。他们在阿姆斯特丹、海牙开办了印刷作坊。这些印刷作坊印制出大量地图和航海图，对后来荷兰的商业扩张和拓展海外帝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从安特卫普来的难民把钻石切割技术带到了阿姆斯特丹，使这个城市的钻石加工业蜚声世界。而弗拉芒人、瓦隆人和胡格诺派教徒带来了纺织技术，造就了众多像海牙、莱顿、斯海文宁亨、恩斯海德、阿梅罗、内德和亨格罗这样的纺织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逃到这里，把他们与地中海国家极有价值的贸易关系带到这里，据说荷兰著名瓷都代尔夫特的瓷器技术就得益于荷兰与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关系。
自中世纪起，荷兰的陶瓷工业就很发达。陶瓷不是荷兰人的发明，但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大规模生产和使用陶瓷卫生洁具的国家。西班牙人从阿拉伯人那里学会了烧釉技术，并把这种技术带到荷兰。荷兰人从中国的瓷瓶中得到启发，对西班牙人带来的釉瓦技术进行了改良，烧制出一种更精细的蓝色和白色的釉面陶瓷。这种彩色釉陶后又传到法国、德国和英国。荷兰彩釉陶瓷风靡于中世纪的宫廷。中世纪，荷兰出现了许多陶瓷厂和陶瓷生产城市，位于海牙以南10公里左右的代尔夫特就是当时有名的瓷都。法国罗亚尔河畔古老的博勒加德城堡（Château de Beauregard）的地板就是用代尔夫特的艺术彩釉地砖铺就的。釉砖上绘有中世纪军队操练的场面。
路易十四最小的儿子图卢兹伯爵，曾用荷兰的彩釉装饰朗布依埃城堡（Château de Rambouillet）的一个房间。威廉三世和荷兰移民将荷兰的彩釉建筑装饰技术带到英国。如今在英国的建筑陶瓷中还可以发现中世纪荷兰陶瓷的风格。
二 西班牙对尼德兰的残酷统治
中世纪的尼德兰包括今天的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中世纪，这一地区最初形成的国家叫作勃艮第公国。勃艮第公国是法王路易九世于1356年封给他的侄子“大胆者腓力”（Philip the Bold）的采邑。当初的采邑只是今天法国北部的一小片地方，后来经过他的儿子“无畏者约翰”（John the Fearless）、他的孙子“好人腓力”（Philip the Good）以及重孙“勇敢者查理”（Charles the Bold）四代人的征战、联姻和合并不断扩大，逐渐把北尼德兰囊括进自己的版图。
中世纪以来，在尼德兰（今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北部的少部分地区）形成了一种地方议会制度。勃艮第公国时代，地方省议会得以保留，并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各省之间又建立了联合议会制度。尼德兰的历史本来很可能会沿着另一个方向发展，但一些偶然的事件改变了尼德兰的历史发展轨迹。这些偶然的事件就是欧洲中世纪后期的两次王室联姻。
经过四代公爵100多年的经营，勃艮第成为一个富饶的国家。法国国王觊觎这片土地。勃艮第第四代公爵“勇敢的查理”在南特与瑞士征战时阵亡，这为法国吞并勃艮第创造了良机。但这时查理的女儿玛丽女大公（Mary of Burgundy）及时与哈布斯堡亲王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I）联姻，凭借哈布斯堡强大的势力保住了勃艮第最富饶的北方17个省。法国国王只拿走了勃艮第公国的其他部分。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与玛丽所生的儿子腓力一世长大后娶了西班牙王国的公主胡安娜为妻。胡安娜是著名的费迪南德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的独生女儿。腓力一世与胡安娜结婚后生了两个儿子：查理和费迪南。查理后来从他的外祖父母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那里继承西班牙王位，称查理一世，并从他父亲那里继承西西里、拿波里（那不勒斯）以及他祖母带来的嫁妆尼德兰北方十七省。就这样，尼德兰经过两次联姻与西班牙联系在一起，最后成为西班牙王国专制统治的牺牲品。
1519年，查理一世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称查理五世。在位40年间，查理五世将四分五裂的帝国统一起来，挫败了法国人对西班牙在意大利属地的侵犯和土耳其人占领欧洲的企图，但他从青年时代起的恢复被新教革命破坏的天主教世界的梦想却一直未能实现。由于感到失望和空虚，他于1556年即他56岁时便宣布退位，到一座寺院隐居。查理五世退位后，经选举，他的弟弟费迪南德一世继承了神圣罗马帝国帝位，他的儿子继承了西班牙王国，包括拿波里、尼德兰和海外领地，称腓力二世。
查理一世的出生地是现在的比利时根特，并在那里由其姑母玛格丽特抚养成人，所以除法语外他还熟悉荷兰语和尼德兰的风俗文化。西班牙语是他在当上西班牙国王后才学会的。在其统治后期，他在1549年正式将尼德兰并入西班牙王国，事实上是西班牙的殖民地。他善于将铁腕政策与怀柔政策结合起来，重视笼络尼德兰的上层人物，并给予新教占优势的尼德兰北方各省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为了扶持他的儿子，在1555年10月退位前，他在布鲁塞尔召集了尼德兰各省的主教和政要，向他们介绍了他的儿子腓力二世，并宣布将北方七省各种贵族头衔传给他的儿子。这些头衔包括布拉邦公爵、海尔德兰公爵、弗兰德尔伯爵、荷兰省伯爵和弗里斯兰伯爵等。
腓力二世是在西班牙帝国最辉煌的时期登上王位的。与他父亲不同，他生性专横、傲慢和残暴。他从未在尼德兰生活过，不熟悉尼德兰的民情，也蔑视尼德兰的政治要求。他特别不能容忍尼德兰北方各省的宗教改革，决心在他统治期间铲除加尔文教派的影响。他甚至扬言如果他的儿子信奉新教，他也会对他处以火刑。因此，他即位后便开始了对尼德兰人民的残酷镇压。
查理一世在位时，将尼德兰的中央政府设在布鲁塞尔。为了强化西班牙王国对尼德兰的统治，从查理一世开始，布鲁塞尔的尼德兰中央政府便对各省的议会进行种种限制。腓力二世继位后，对尼德兰的地方自治制度开始了公开的攻击，这激化了西班牙王室与尼德兰地方贵族的矛盾。
三 尼德兰人民反抗经济掠夺的斗争
尼德兰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是西班牙殖民统治的压迫和束缚。西班牙国库收入的一半来自尼德兰。腓力二世通过拒绝偿付国债、提高西班牙羊毛出口税、限制尼德兰商人进入西班牙港口、禁止他们同其他西属殖民地的贸易来扼制尼德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导致尼德兰手工工场倒闭、工人失业。
腓力二世还通过重税对尼德兰人民进行掠夺。腓力二世的横征暴敛引起了尼德兰人民的巨大愤怒。腓力二世与尼德兰人民的第一次冲突是由扩大征税引起的。腓力二世最大的弱点之一是他不懂荷兰语，与他擅长多种语言包括荷兰语的父亲不同，因此他在尼德兰实施的各种政令，以及与当地政要的交流都必须由他手下的一位重臣格兰维尔公爵（Antoine Perrenot, Lord of Granvelle, 1518-1568）充当翻译。腓力二世即位时西班牙正处于鼎盛时期，但是此时帝国在经济上开始显露出衰落之势。这也表现为帝国的财政日益困难。腓力二世即位伊始便提出向属地征收一系列新的税种，扩大税收的政策立即遭到各省行政官员的强烈反对，其中反对最强烈的是布拉邦省、弗兰德尔地区各省和荷兰省。各省与腓力二世就征税问题进行了无休止的讨价还价的谈判。这些省的行政会议认为，国家重要的政治决策，如继承权、财政政策、法律和外交政策，都应该先与他们商量并征得他们的同意，要求西班牙统治者尊重各省传统的自治权。
在腓力二世即位以前，各省的议会以及由各省行政长官组成的联合议会就具有很大的权力。没有这些议会的支持，新的税收政策就无法实施。这种议会最初是由勃艮第公爵于15世纪创造的讨论各省共同事务时形成的一种制度。尼德兰各省的行政长官沿用了这种制度，作为他们向西班牙政府表达政治意愿的工具。但这种议会的效率非常低，因为参加联合议会的代表并不是各省的最高长官，联合议会的各种意见必须先由代表派信使转达到各省省会，然后再由信使将各省最高长官的决定传达到会议地点，这种模式的谈判极易陷入僵局。因此，腓力二世很难行使他作为君主的权力。实际上，各省的贵族有意利用各省联合会议建立议会式的政府，以作为对西班牙王国的制衡力量。扩大征税的谈判虽然最后达成协议，但腓力二世终于看出，联合议会是对西班牙王权的抗衡和威胁，因此当他于1559年离开尼德兰时，宣布禁止联合议会的活动。但尼德兰各省联合议会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并成为尼德兰人民起义的指挥部。
腓力二世离开尼德兰时，任命查理五世的私生女，也就是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帕尔马的玛格丽特担任尼德兰总督。教皇关于基督教组织的整顿敕令促成了贵族们与格兰维尔公爵之间的分裂。女总督上任后，格兰维尔公爵成为政府的高级决策人。尼德兰政坛的显贵，如埃格蒙伯爵拉莫拉尔、威廉·奥兰治等贵族认为，格兰维尔公爵不仅是西班牙王室的忠实走卒，也是他们政治上的主要劲敌。在当时，埃格蒙伯爵是军队中一位威望很高的指挥官，在腓力二世的军队中，其地位仅次于阿尔瓦公爵。威廉·奥兰治亲王是德国路德兰高贵家族的长子，于1544年继承奥兰治的领地以及分布于荷兰各省的大量富裕的庄园，是尼德兰最富有的贵族之一。他年轻时在布鲁塞尔受过良好的教育，风度翩翩，很受查理五世的宠爱。这些贵族具有很强烈的政治抱负，但自腓力二世登基以来他们的抱负屡次受挫。
四 尼德兰人民争取宗教和政治自由的斗争
当地的贵族在反抗西班牙统治者的经济压迫上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腓力二世仍然不接受这些贵族的政治要求。在所有矛盾中，最关键的是对新教徒的迫害仍然没有结束。查理一世在尼德兰设立宗教裁判所，颁布“血腥诏令”，残酷迫害新教徒。腓力二世加强教会的权力，命令尼德兰总督一切重大事务听从天主教会首领格兰维尔的意见。
面对西班牙的专制统治和宗教迫害，以宗教斗争为先导的尼德兰民众的反封建斗争逐步高涨。加尔文教派在尼德兰的教徒迅速增多，不时发生加尔文教徒同当局和天主教会的武装冲突。在群众革命运动不断高涨的压力下，腓力二世召回格兰维尔，答应撤走西班牙军队，但在1565年又秘密制订了残酷镇压尼德兰革命势力的计划。1566年，以奥兰治亲王威廉为代表的尼德兰贵族向西班牙国王请愿，表示忠于国王，要求废除宗教裁判所，取消镇压异端的政策，召开三级会议解决迫切问题，但毫无所获。同年夏天，激进的加尔文教会要求贵族们“继续前进”。至此，贵族中的激进派加入加尔文教会和革命群众的行列。
腓力二世主张的对新教异教徒的镇压在尼德兰遭到强烈的抵抗。尼德兰新教徒人数越来越多，而且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的“中间集团”。这些人虽然不是新教徒，但他们仍然出于法律、政治和人道的原因反对国王对新教徒的残酷迫害。在很多城镇，上上下下的人都认为宗教法庭越来越活跃是对他们自治和特权的一种威胁。而且，对异教徒的残酷迫害被认为严重损害了公共秩序和市民的团结。尼德兰的许多城市也出于经济方面的理由反对宗教审判，因为它的活动危及与来自非罗马天主教地区的外国商人的商业关系。城市地方官员和贵族圈子里有许多人对宗教法庭随意判处死刑感到恐惧。人们信仰的基督教教义与正统天主教教义不一致成为许多死刑的原因。
尼德兰人民以他们的宗教虔诚精神著称，但他们也对罗马天主教会的奢华和专制感到愤怒。15世纪，尼德兰学者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和他的追随者就揭露过教会的丑恶。由于有伊拉斯谟这样的思想家的引领，加尔文主义在荷兰受到高度欢迎。尽管受到腓力二世的残酷镇压，但新教在尼德兰尤其是北尼德兰地区发展迅速。早在1552年，查理五世就通过扩大宗教法庭的权力镇压了一次浸礼教派的起义。由于宗教法庭的权力得到扩大，对异教徒的迫害完全可以不经过正常的法律程序。这样，宗教迫害与政治镇压交织在一起，争取宗教自由的斗争又与保卫传统的政治权利的斗争结合起来。幸存的起义者与约翰·加尔文取得了联系，加尔文教派很快成为尼德兰宗教改革的主流派别。
1559年，罗马教皇发布敕令，命令对尼德兰天主教会组织进行彻底改组。教皇认为尼德兰天主教会组织过于涣散，对北方的新教改革运动没有采取有效的压制。教皇的敕令还授予腓力二世任命主教的权力。按照尼德兰的惯例，主教具有省一级行政首长的权力，因此这个敕令大大强化了腓力二世控制各省教会和世俗行政的权力。教皇的敕令引起了尼德兰各省的强烈反对，因为在此之前教皇根本没有与尼德兰枢密院的贵族们商量。尼德兰人民强烈要求西班牙政府放松对思想和宗教信仰的控制，但这样的愿望彻底落空。腓力二世坚持实施严格的罗马天主教教义，他表示决不接受尼德兰人民的请求。
尼德兰人民与西班牙统治者之间冲突的另一个焦点是要求保留本民族传统的“特权”。尼德兰的传统“特权”其实就是地方传统的政治权利。它由多方面内容组成，除了各省的自治权外，还包括城市、行会、行业、教士和皇亲贵族、封臣、公爵、伯爵等各个阶层在政治及经济方面沿袭下来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以及执政者对民众负有的责任和义务。这些特权曾体现在尼德兰以往的法律中。这些法律还包含了不服从权利的条款。条款规定，如果王公违反了特权法，民众有权不服从他，拒绝为他服务直到他纠正错误。这样，1477年特权法要求司法行政的非集权化，以加强各省对中央政府的监督，保证中央政府尊重所有的特权和加强各省联合议会的地位。各省还有自己的特权法。例如，在14世纪和15世纪，布拉邦和弗兰德尔地区特别要求建立一种政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各城市将成为自治的城市共和国，进而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力。
腓力二世登基后采取高压手段加强对尼德兰的统治，不断地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削弱地方政府的权力，他对尼德兰传统的特权持蔑视的态度。他离开尼德兰时宣布取缔各省联合议会就是一例。以后他委任的几任总督都对当地持有不同政见的贵族采取压制手段，甚至对反对派政治家大开杀戒，拷打并屠杀了几千名起义者。西班牙统治者的恐怖统治激起了尼德兰人民的强烈反抗。虽然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但尼德兰人民的武装斗争仍坚持了80年。这就是荷兰历史上著名的“八十年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