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增长动能不足 不确定性和风险上升
——2016年前三季度国际经济形势分析
最近，我们对前三季度国际经济形势进行了调研分析。总的看，当前全球经济呈现“三低三高”的特点，即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负债、高资产价格、高风险。尤其是经济长期低迷引发的保护主义、货币宽松催生的债务累积等，加大了全球经济和金融的不确定性。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达经济体复苏放缓，新兴经济体总体有所改善
今年以来，主要经济体特别是发达国家复苏进程反复，缺乏有力、可持续的增长点，新兴经济体尚未走出低谷，但积极迹象增多。10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今年发达经济体增长预测从1.8%下调至1.6%，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从4.1%上调至4.2%。经合组织（OECD）最新预测报告认为，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创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低。
美国经济温和增长。二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折年率增长1.4%，其中私人消费支出增长4.3%，私人投资降幅扩大至-7.9%。前8个月商品和服务出口同比下降4.1%，进口下降3.6%，贸易逆差有所扩大。9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升至2007年以来最高，但失业率也略有上升，从8月份的4.9%升至5%。美国GDP增速自2014年三季度达到5%的高点后，一直在3%以下低位徘徊，由于生产率增速比较低，未来强势美元可能抑制投资和出口，短期内实现高增长难度较大。
欧元区增长放缓。二季度，欧元区GDP环比增长0.3%，增速仅为一季度的一半。其中，法国经济环比萎缩0.1%，意大利经济零增长。8月份，欧元区失业率保持在10.1%的高位。工业生产增速连续3个月下滑，7月份同比萎缩0.5%，为今年以来首次负增长。9月份综合PMI降至52.6，创2015年以来最低。考虑到货币政策空间接近极限、英国“脱欧”、劳动力市场僵化、银行坏账高企、难民潮等影响，欧元区经济复苏还有许多“坎”要过。
日本经济提振乏力。二季度，日本经济环比折年率增长0.7%，远低于一季度1.9%。其中，占GDP比重60%的私人消费增长0.2%，商业投资下降0.1%，但公共投资增长2.6%。物价持续低迷，截至8月份，核心消费者价格指数连续6个月下降。日本央行推出附加收益率曲线控制的量化和质化宽松政策，但效果有待观察。过去两年，日本经济交替扩张和收缩，前景不明朗，企业不愿增加投资，个人消费谨慎，削弱了刺激政策效果，目前还看不到扭转颓势的迹象。
从新兴经济体的情况看，东亚、东南亚、南亚依然是增长的“火车头”。印度二季度GDP同比增长7.1%，虽然环比有所回落，仍是主要经济体中最快的。8月份印度制造业PMI升至52.6，创13个月来最高水平。东南亚地区受基础设施投资等支撑，经济增长稳健，二季度菲律宾、越南、印尼GDP分别同比增长7%、5.6%、5.2%。对初级产品出口依赖大的巴西、俄罗斯等国持续衰退，但随着初级产品价格下跌的冲击逐步化解，经济出现企稳迹象，二季度同比分别下降3.8%和0.6%，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6和0.6个百分点。最近，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达成限产协议，也有助于改善俄罗斯、墨西哥、委内瑞拉等产油国的经济前景。
二、新老问题交织叠加，挑战和风险不容忽视
在全球经济增长疲弱的背景下，总需求不足、跨国贸易和投资低迷、结构性改革推进迟缓、各国货币政策持续分化等旧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一些新的问题又在凸显。
（一）反全球化浪潮拖累跨国贸易和投资。近年来，一些国家民粹主义、保护主义不断升温，反全球化声音日渐高涨，主要表现在：一是区域贸易谈判受阻。美国大选中，两党候选人均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持否定态度，越南推迟审批TPP，欧盟排除年内完成TTIP谈判的可能性。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CP）各方分歧较大，达成目标时间推迟。二是英国公投“脱欧”。这鼓舞了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右翼政党，未来不排除还有类似情况发生，并对现有国际分工和全球产业链造成冲击。三是针对跨国公司的制裁与反制裁。最近，美国指控德意志银行参与违规金融活动，要求其支付140亿美元赔偿金。苹果公司则被控获得非法税收优惠，收到欧盟委员会130亿欧元罚单，亚马逊、麦当劳、谷歌等美国公司也在接受调查之列。四是贸易摩擦案件多发。今年前8个月，仅针对我国就有20个国家（地区）发起85起贸易救济调查案件，涉案金额103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49%和94%。美国和印度是立案调查最多的国家。本轮反全球化浪潮的根源主要是，全球化利益长期以来在各国之间、劳资之间分配不平衡，而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社会不满和焦虑情绪上升，对全球化质疑增多。随着全球化进程几近停滞，跨国贸易和投资雪上加霜。据世贸组织（WTO）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增速将放缓至1.7%。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今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FDI）降幅可能达10%—15%。
（二）宽松货币政策迟滞结构性改革进程。摩根大通统计，国际金融危机以来，50家全球主要央行累计降息672次，美日欧等主要经济体纷纷实施量化宽松。这促进了经济企稳，但推迟了市场出清，不利于资源向高效领域转移。目前，美国加息十分谨慎，欧元区、日本的宽松货币政策几乎走到尽头，退出可能引发通缩和衰退，加码又效果不彰、余地不大。特别是负利率政策后遗症很大，不仅提升通胀的效果不尽人意，还进一步推高了资产价格，削弱了银行盈利能力。欧洲银行业持续承压，经营惨淡，德意志银行、德商银行、荷兰国际集团、荷兰银行、西班牙人民银行等纷纷大规模裁员。如各国不在结构性改革上取得突破，很难走出低增长泥潭。
（三）杠杆水平不断走高累积金融风险。IMF报告称，2015年全球非金融行业债务已达152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225%，其中公共债务约占1/3，相当于全球GDP的85%。根据全球经济增长和债务发展趋势推算，今年这一比例还会上升，经济低迷与高债务形成恶性循环。同时，一些国家的资产价格大幅上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房价飙升，已超过国际金融危机前水平。股市也不断走高，截至9月底，美国和德国股市分别比国际金融危机前上涨57%和63%，菲律宾、印尼、泰国、印度、南非股市分别上涨180%、157%、110%、89%、80%。高资产价格与低迷的经济形势明显背离，潜藏较大风险。截至9月13日，被惠誉列入“负面展望”评级的国家超过“正面展望”的国家，被下调主权评级的国家达20个，预计全年将创下1994年有记录以来的新高。
（四）美联储加息扰动全球金融市场。去年底开启加息进程后，美联储每次加息节点都牵动市场神经，对各国跨境资本流动、货币汇率、股市、债市等带来广泛冲击。目前看，美联储内部对加息存在一定分歧，但年底前加息的概率很大。而加息会导致美元走强，压低大宗商品价格，对新兴经济体造成较大影响，特别是一些大宗商品出口国可能面临资本外流、汇率贬值等挑战。
三、主要建议
当前全球经济形势对我国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关键要化挑战为机遇，加强国际合作，筑牢风险底线，更好地服务于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局。
（一）加快国际产能合作，化解产能过剩压力。在当前国内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外需低迷、国际上针对我国贸易摩擦升级的形势下，加快国际产能合作是一个突破口。近年来，中央出台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举措，要推动尽快落地、早见成效。更加重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借鉴境外经贸合作区、中马“两国双园”、企业联合出海等做法，创新合作模式。加强对行业协会和中介组织的支持，为企业提供技术标准、法律、会计、金融等方面的服务，补上“短板”。推动尽快举办关于钢铁产能过剩的全球论坛，加强就此问题的国际合作。同时，及时总结经验，加强预判预警等信息服务，减少企业对外合作中的政治和政策变动等风险。
（二）积极应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反全球化浪潮对跨国贸易和投资具有重大负面影响，我国作为本轮全球化的受益者，必须旗帜鲜明予以反对。加强与IMF、世界银行、WTO、二十国集团（G20）等平台的合作，遏制保护主义上升势头。在积极推进RCEP谈判的同时，更加重视双边贸易投资协定谈判，特别是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谈判。针对涉华贸易摩擦不断增多的趋势，既要加强交涉和反制，也要支持企业积极应诉。强化行业自律，减少出口无序竞争。
（三）防范金融风险跨境传染。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国内国际各种不稳定因素容易传染共振。一方面，应高度重视防范化解国内金融风险，加强监测预警和压力测试；另一方面，应强化底线思维，密切关注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动向，尤其是美联储可能加息、欧元区和日本货币政策持续宽松、新兴经济体货币汇率变动等的影响，加强流动性管理和预期管理，防止人民币汇率大幅波动和跨境资本大进大出冲击国内金融市场。
（四）加强与主要经济体的政策协调。在单靠货币政策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只有各国货币、财政、投资、贸易等政策共同发力、相互协调，才能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要充分利用G20等平台，明确落实增长战略的优先顺序，提升经济增长包容性。强调财政政策对促进增长和结构性改革的作用。加强货币政策沟通，推动主要经济体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避免货币竞争性贬值。完善全球金融治理，提升特别提款权（SDR）的代表性、扩大使用范围。
2016年10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