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计划

我已经指出，本书的六章是相互联系的，也就是说，像风车轮转一样来探讨多个题目，而不是对一个论点做出线性解释。

第一章讨论发达工业社会中的社会发展理论。这必然要以马克思为起点，但本书采取了两种不太常见的途径。首先，对资本主义未来的一般观点，来自《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在其中预告了企业的集中化、社会将分化为两个阶级，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但是，人们往往容易忽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零零星星地描绘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极其引人入胜的社会发展图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预言了企业管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预言了人数大大多于工业无产阶级的白领管理阶级的兴起；以及通过银行体系的集中化来有效运用资本的新方式。实际上，资本主义是按照马克思的第二个图式，而不是按照第一个图式发展的。两者的区别在于：马克思在第1卷里提出的是资本主义的“纯”理论，是脱离了当前复杂现实的简化模式；而在第3卷里，他论述的则是实际经验的发展趋向。

第二种途径与马克思对社会经济基础的论述有关，即生产方式分为两个部分——生产关系（财产关系）以及生产力或生产技术（机器）。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关系是最重要的，使高度两极分化的阶级走向斗争。可是，两极分化并没有发生，而今最显要的却是对技术和工业化的强调。为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极大地发展了的工业社会理论，正是从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的第二种论述开始的。

西方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如沃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马克斯·韦伯、埃米尔·莱德勒（Emil Lederer）、约瑟夫·熊彼特、雷蒙·阿隆等人的理论——正如我试图说明的，都是在与马克思的不同图式进行“对话”。它们主要的不同在于对官僚制度的阐释，马克斯·韦伯是这方面的大师。在韦伯看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不是矛盾、对立的体系，而是由于对职能理性的强调而产生于同一个社会形态即官僚政治的两个变种。苏联的工业发展是按照马克思的“技术”规范进行的，但又是沿着韦伯所预言的官僚主义政治路线发展的。与官僚政治及其所滋生的新阶级发生的对抗，就是托洛茨基与俄国革命成果的对抗。

今天，无论是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还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都面临着科学与技术变革所产生的后果，即社会结构的革命。共产党的理论家们回避这些变革的含义，唯一的例外是布拉格“解冻”期间在拉多万·里克塔领导下由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所提出的那个著名的研究。与大多数共产党的理论家相反，里克塔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新的科学——专业阶层和工人阶级之间即使不存在“阶级”冲突，也可能存在“利害”冲突。

本书第一章把工业社会模式视为西方社会发展的共同框架，同时它概述了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主要区别，并以此为比较分析各个社会结构的基础。结尾部分提出了对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的总的看法，更详细的论述则在随后各章中进一步展开。

第二章以美国社会为框架，探讨后工业社会五大维度中的两个：从商品生产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变，以及由于专业与技术阶层成为后工业社会占主导地位的职业群体而导致的职业曲线斜率的变化。在这一范围内，本章探讨了若干个主要与工人阶级的未来相关的题目：例如“新工人阶级”的理论；工联主义作为蓝领工人的力量之源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它在服务性经济和国外竞争的限制下达成诸如对工作的控制权等未来目标时遇到的日益增加的困难。

第三章的主题是讨论知识和技术的各个层面。知识和技术的性质变化最初所产生的问题，势必与变化的速度有关。关于这一点之所以产生了很多混乱，是因为人们从来没有完全弄明白正在变化着的是什么。就技术而言，19世纪的铁路、轮船、电力和电话，20世纪初期的收音机、汽车、电影、航空和高速升降电梯，比起最近25年发展的技术成果——电视和计算机，对于个人生活所引起的变化，可能要重大得多。“变化速度”的实际影响并非来自各种各样的技术项目，而是来自禁锢过紧的社会结构，现代社会已经把一个国家相互隔绝的地区和各个阶级都卷入社会中来，并且通过通讯与运输革命成倍地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和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程度日深带来规模的变化——城市的扩张、组织规模的增长、政治舞台的伸展——它使人们在一个更大的实体内愈加感到孤立无援，同时也增加了组织中心对其中活动的控制范围。20世纪下半叶的重大社会革命，在于努力通过新的技术手段——不论是计算机的“实时”信息，还是新型的量化程序——来实现对“规模”的掌握。

第三章将在上述范围内来定义“知识”，包括分析知识呈指数级增长的性质；说明知识通过分科而实现发展的实际路径；同时确定“技术”的含义，衡量其发展并指明技术预测的模式。本章后半部分以详细的统计数字勾画知识阶级的结构——专业化职业的分布和它们的主要趋向——以及技术社会的资源分配，即研究与发展领域的资金分配。

资本主义社会的私营公司（或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企业）到20世纪末必定仍然是社会中主要的组织方式。鉴于这两类企业的逻辑——功能理性的逻辑，我们与其继续探讨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不如讨论在两种制度中都存在的“经济化”和“社会化”。它们是针对不同目的做出的“逻辑”反应。“经济化”的目标是职能效率和对事物（包括作为物对待的人）的管理。社会化确立了更广泛的社会标准，但是它必定包含着效率的损失、生产下降以及由于采用非经济价值准则而带来的其他成本。第四章在美国社会的背景下分析经济化与社会化的逻辑，认为两者的平衡乃是后工业社会的一个首要问题。

后工业社会必然是一个更加有意识地制定决策的社会。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规定准确反映个人偏好“次序”的社会选择。正如肯尼思·J·阿罗（Kenneth J. Arrow）所论证的，“孔多塞悖论”认为，从理论上看，这样一种社会福利选择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接下来只剩下各个集团之间的交易。然而为了交易，人们必须了解社会收益和社会成本。目前，社会还没有这样一种机构来进行社会审计和核定社会目标。第五章将讨论我们在社会规划领域的观点和工具的充分性。

最后要说明的是，后工业社会的意义在于：

它强调科学的作用与认知的价值为社会基本结构之必需；

它通过在决策时更偏重技术，使科学家和经济学家更直接地参与政治进程；

通过深化现有的脑力劳动科层化的倾向，使传统意义上的知识的目的和价值出现一系列变化；

通过创立和发展技术知识分子阶层，它提出了技术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的关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

总之，一个新型社会的出现带来了财富、权力和地位的分配问题，这对于任何社会来说都是中心问题。现在，财富、权力和地位不是判定阶级的标准，而是各阶级所寻求或获得的价值。社会上的阶级是根据划分阶层的基本轴心而产生的。西方社会划分阶层的两个重要轴心是财产和知识。与它们同时存在的是一个日益强化对二者的管理并造就一批临时精英的政治制度（所谓临时，是指某一特殊社会集团通过担任官职而获得的权力并不必然延续，不能像家族或阶级那样通过所有权或精英政治特权而保持权力的延绵不绝）。

有鉴于此，第六章主要探讨技术官僚决策和政治决策之间的关系。早期科技治国论者圣西门的梦想是希望实现专家治国，但现在人们愈来愈清楚地看到政治决策乃是社会的中心，知识对于权力来说在实质上仍是从属性的因素。

任何新涌现的制度都会使感受到其威胁的人产生敌对情绪。新生的后工业社会的主要问题，在于实行能者统治所带来的矛盾，该种政治在知识社会中是地位分配的核心。因此，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之间早已显而易见的紧张关系就成为社会内部的一个政治议题。另一类社会问题源自科学团体在历史上的独立性以及由于科学在传统上的独立以及它在研究经费和所提供的服务上日益依赖政府而引起的矛盾。这类问题率先在作为后工业社会重要机构的大学中出现。而最尖锐的压力出现在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前者的中轴方向是反体制的、唯信仰论的；而后者则由经济化和科技治国论模式主导。这种压力最终将成为后工业社会最根本的问题。本书的结语将对它们一一加以阐述。

我在本书中所要论述的是社会结构的变化——在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与公共政策方面革新模式的变化——是以知识特征的变化为其主要根源的：知识的指数增长和科学的分支、新的智能技术的出现、借助研究与发展项目预算来创立系统性研究。归纳起来，它们便是理论知识的汇编整理。

对科学知识的态度决定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中世纪认为自然科学是一种应“被禁止的知识”。神甫和牧师们害怕“知识膨胀”，畏之“犹如毒蛇猛兽”。在基督教盛行的那段岁月，“自然界”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被交付给撒旦的一套规律。英国剧作家马洛（Marlowe）用浮士德的传奇来说明中世纪对自然科学的那种失魂落魄的恐惧。在即将走向17世纪的世纪之交，对人类潜能的信心逐渐代替了过去的恐惧。在弗兰西斯·培根的《新大西岛》一书中，培根有意用新大西岛来代替柏拉图《蒂迈欧篇》中的大西岛；新大西岛中的国王已不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从事研究活动的科学家。在培根设想的、不牢靠的本色列岛上，最重要的建筑物所罗门之宫已不是教堂，而是一个研究机构，是“世界上最崇高的组织，也是这个国家的指路明灯”。所罗门之宫，或说“六日大学”，是一个国立机构，是为了建筑雄伟而惊人的事业以造福人类而创立。正如所罗门之宫的一位“元老”所说：“我们这个机构的目的是探讨事物的本原和它们运行的秘密，并扩大人类的知识领域，以使一切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

到目前为止，这种无穷无尽地探索知识的欲望始终居于主导地位。最初，人类设法征服大自然，并几乎取得了成功。近一百年来，人类一直设法用一种技术秩序来代替自然规律，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得到很好的开展。后工业社会从根本上说是要以更强有力的形式来改造这种技术探索。不过现在的问题是，人类是否愿意继续这样走下去。历史对此尚未做出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