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六、文研会里人气高（叶圣陶、许地山、王统照等）

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

创造社里还有一位剧作家田汉，后文将跟另几位剧作家一块儿介绍。这里要说的，是另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说起来，文学研究会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立最早的文学团体了，比创造社还要早半年，是1921年1月成立的。

它又是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发起人有十二位：郑振铎、沈雁冰、周作人、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都是很有名气的作家，后来陆续参加的还有庐隐、冰心、朱自清、老舍、朱湘、徐志摩……先后加入的共有一百七十多位！北京、上海、广州、宁波、郑州……都有它的分支机构。它的活动时间也最长，前后经历了十一个年头。——成立早，成员多，活动时间长，这使得文学研究会成了当时文学社团中的老大哥啦。

文学研究会还主办了《小说月报》《文学周报》《诗》（月刊）等刊物，编印了“文学研究会丛书”。这些书，有的是创作，有的是译著。——研究介绍外国文学作品，本来也是文学研究会的宗旨之一。

在创作主张上，文学研究会反对把文学当消遣，也不同意将文学变成发牢骚的渠道，更不赞同“为艺术而艺术”。它的主张是：文学为了人生。即作家的眼睛要盯着社会，作品要写普通人、普通事，要关注跟人生切实有关的问题。——根据这个原则创作的小说，因此又被称为“问题小说”。

叶圣陶：笔下多是“教书匠”

先说说叶绍钧，也就是叶圣陶（1894—1988）。他是江苏苏州人，父亲是位管账先生，家境并不宽裕。他从小读私塾，古诗文的底子打得很扎实。以后他进了苏州公立第一学堂，读到一些外国文学作品，这对他的写作产生了不小影响。十九岁中学毕业后，由于经济拮据，他只好去当小学教员。这一教，就是十年。

叶圣陶自己说过：空想的东西我写不来，我住在城市和乡镇，写的也自然是城镇中的生活。工农大众和富商、官僚，我都不大了解；我接触最多的是知识分子和小市民，这就是我的作品里为什么净是这类人的缘故。

不错，他的小说不少是写“教书匠”生活的。有一题为《饭》的短篇小说，写乡村小学教员吴先生，每月的薪水只有六块钱。可是因为他不是师范毕业生，竟被县学务委员克扣了一半，只剩了三块。为了省钱，他不得不自己当厨师，亲自上街买菜。——省里的视学要来视察，县学务委员让他借十几个学生，壮壮门面。正赶上他上街买菜没回来，学务委员便又借口说他不尽职，又扣掉他两元……这碗“饭”，还让人吃吗？

《潘先生在难中》是叶圣陶最成熟的短篇小说。主人公潘先生是小镇上的小学校长。当时正赶上两派军阀打仗。战火还没烧到镇上，潘先生却腿儿快，早带着妻子孩子和一皮箱细软，拼着命挤火车逃到了上海。

在旅店住了一宿，正庆幸一家人逃脱劫难，他忽然又犯了嘀咕：教育局长在报上发表谈话，让各校照常开学，自己身为一校之长，不回去是要丢饭碗的！于是他把妻儿留在旅店里，自己又溜了回去。

潘先生先奔回家里看看，见有女仆王妈看门，一切都好，心先放下了一半。他再草拟一份开学通知，让校役挨家挨户送到学生家。不管学生来不来，他这校长的职责，算是尽到啦。

接着传来消息，说铁路不通了！潘先生见形势不妙，赶紧跑到洋人的红房子——红十字会办事处——申请入会，还说学校房屋宽敞，愿意贡献出来当妇女收容所。人家听了，当然很欢迎。于是潘先生领到一面红十字旗，一个小小徽章。有了这个护身符，即便军队打过来，也不怕啦。——因为红十字会的成员是不容侵犯的。

可是潘先生还不满足，又说学校有个侧门，还需要一面旗子；并好说歹说多要了几个徽章。——他的算盘精着呢，那面旗子，其实是挂在了自家门口，而徽章呢，他算计着给妻子和孩子们一人一个！

眼看战火就要烧过来了，红十字徽章真管用吗？潘先生在形势最紧张的那个晚上，急急忙忙逃进了红房子，那儿早已人满为患。他尴尬地发现，教育局长也在这儿！局长捻着胡须假装感叹说：这一场战争，学生们吃亏不小。其实他心里却十二分的满足：自己这是进了保险箱啦。

二十多天以后，战事停了，军队到底没有打过来。潘先生忽然懊丧起来：早知如此，花这笔冤枉的逃难费干什么？他来到教育局，那儿的职员正裁纸磨墨写匾额，准备欢迎军阀凯旋。潘先生写得一手好字，这差使自然非他莫属。他拿起笔，写了“功高岳牧”“威镇东南”“德隆恩溥”几个大字，可是他眼前却像演电影似的闪过一个个镜头：拉夫、开炮、焚烧房屋、奸淫妇女、面如菜色的男女、腐烂的死尸……

潘先生在战乱的危险中，既照顾了妻儿财产，又保住了名誉地位，这多亏他眼明腿快、脑瓜好使。可是他心中的小算盘，有多少是替学生、替教育、替社会打的？

在小镇上，小学校长也算得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可就内心而论，潘先生至多是个庸俗卑琐的小市民。他的人生是灰色的——而这种灰色的人物，正是叶圣陶笔下着力讽刺的对象。

叶圣陶还写有长篇教育小说《倪焕之》及童话《稻草人》《古代英雄的石像》等。有一阵子，他还主编过《小说月报》，那是文学研究会的重要刊物。不少文学新人就是他发现的。丁玲、巴金、施蛰存的小说处女作，也都是经他之手发表的。

五十年后，丁玲对叶圣陶说：若不是您发表了我的小说，我也许就走不上这条路啦！著名诗人戴望舒（1905—1950）的诗作《雨巷》，也是叶圣陶发现并推荐的。戴望舒得了“雨巷诗人”的称号，还得感谢这位“伯乐”呢。

许地山：人生如同“落花生”

说起文学研究会另一位发起人许地山（1894—1941），人们马上会想到那篇脍炙人口的《落花生》。那是一篇不足千字的散文，写“我”家在收获花生时的一番对话。

那天晚上，爹爹问大家：“谁能把花生的好处说出来？”孩子们有说气味美的，有说用处多的，有说价格贱的……爹爹却指出它的不寻常之处：它不像苹果、桃子、石榴那样，把果实高高挂在树上；它只是把果实埋在地底，成熟了才容人挖出来。孩子们由此受到了教育：做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那些只是表面看起来“伟大、体面”的人。——道理是那么浅显而质朴，这篇散文的风格，也像它的内容一样朴实。

许地山笔名就叫“落花生”。他出生在台湾一个爱国志士家庭，曾随父亲到广东上学，毕业后就在福建教中学。以后他又考入燕京大学，还曾留学美、英，研究宗教与哲学，回国后在好几所大学教过书。

抗日战争爆发时，他正在香港大学教书。为了宣传抗日，他奔走呼号，全力投入，终因积劳成疾，不幸病逝，没看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

作为学者，他撰有《道教史》《印度文学》等著作。其中有一篇研究戏剧的论文很有名，即《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的点点滴滴》。“梵剧”是指古代印度戏剧，“汉剧”则是指中国戏剧。他认为这两种戏剧在角色设置、剧本结构及内容题材上都有相近之处，并由此推测中国戏剧的发展可能受过梵剧影响。这个说法挺新鲜，也被一些学者所接受。

许地山在文学上也有建树。他的小说《春桃》，写北京城中一个底层妇女的生活。这个名叫春桃的女子靠捡烂纸为生，然而无论生活的艰辛、时势的变幻、家庭的变故，她总能勇敢面对，保持着女性的尊严和穷人的骨气，让周围的男子也不能不佩服。

王统照和他的《沉船》

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中，还有王统照、郑振铎等。

王统照（1897—1957）是山东诸城人，他十九岁就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以后考入中国大学，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并发起组织了文学研究会。他当过教授，创办并编辑过许多种报纸杂志。他不但写小说，散文、诗歌也都很出色。

就来看看他的长篇小说《沉船》吧，写的是农民的悲惨命运。农民刘二曾拉家带口，推着小车闯关东。老实巴交的农民，有哪个愿意离乡离土的？可是战火、盗贼、天灾，加上沉重的地租、赋税，逼得他们不得不离开世代相守的家园……

在海边登上日本公司的小火轮，大海对岸，等待他们的是怎样的命运？——然而他们没能到达彼岸。日本人为了赚钱，小小一条火轮竟塞了四百多名旅客。船离岸不久，就在风浪中沉没了！刘二曾一家，只活了大孩子一个。刘二曾的尸体没有找到，他妻子的尸首倒是捞上来了，摆在岸上，怀里还死死抱着小儿子……

沉船也许只能算是偶然事件。可当时的中国，不就是一条即将沉没的大船吗？即使小火轮不沉，刘二曾一家跟成千上万的农民，就一定能摆脱灭顶之灾吗？

王统照的小说，还有《一叶》《黄昏》《山雨》等。“山雨欲来风满楼”,《山雨》不但写了农村的破产，还写了农民的觉醒。作品一出版，就遭到当局的查禁，作者也不得不出国避祸。

文学研究会的另一位发起人郑振铎（1898—1958），出版过历史小说集《桂公塘》。他还是学者、出版家，撰写过多种文学史，如《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并主编了大型文学丛刊“世界文库”。他又是著名的藏书家。他去世后，家藏的书籍都捐献给国家，国家图书馆专门开辟一座“西谛书室”，存放他的藏书。——“西谛”是他常用的笔名。